略论“阳明为成温之薮”

略论“阳明为成温之薮”

南京中医学院 周 珉

“阳明为成温之薮”为清代医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伤寒论翼·温暑指归》中首先提出。薮者,聚集之处也。柯氏根据阳明胃肠的生理病理特点及外感病的传变规律,认为无论感受何种邪气,一旦邪入阳明,必然化燥成实,形成阳明病。其始虽异,其终则同。故而提出:“肠胃为市,故阳明为成温之薮也。阳明始虽恶寒,二日即止,即不恶寒而反恶热,此亦病伤寒而成温之一征也。若夫温热不因伤寒而致者,只需扶阴抑阳……且温邪有浅深,治法有轻重。”柯氏这一论点的提出,颇有见地,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和理论探讨意义,但临证亦需灵活看待,不可以偏概全。

阳明,包括手阳明大肠与足阳明胃。生理上胃主受纳,大肠主传导,人体所需水谷之精气,凭赖整个肠胃功能化生,故曰:“阳明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又因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云:“肠胃为市。”阳明之生理特点为:居中主土,万物所归,多气多血,阳气最盛。正如《素问·血气形志》所云:“夫人之常数……阳明常多气多血。”《素问·至真要大论》又曰:“两阳合明。”提示阳明是在太阳、少阳两经阳气基础上的发展,表现为阳旺血充。前人解释“两阳合明”,是指太阳病、少阳病进一步发展而阳热亢极之义。正因为阳明居中主土,万物所归,所以阳明病的来路是多方面的。不仅风寒之邪可经太阳、少阳传入阳明;而且温邪热变最速,尤易从卫入气,传入阳明,甚或径直发自阳明,如有“夏暑发自阳明”之说。另外,三阴经病,当正气恢复,阳胜阴退,也有转为阳明病的可能。也正因为阳明多气多血,阳气最盛,所以决定了其病理特点为:多见里热实证。阳明性燥,无论何种邪气,只要传入阳明,则易表现为阳气偏亢,邪热极盛,正邪相争,化燥成实,故以“胃家实”为《阳明病篇》之提纲。所谓“胃家”,实际亦包括了胃与大肠,“实”是指邪气盛而言。有热无结,病在胃;有热有结,病在大肠。故“胃家实”不单指大肠腑实燥结,而是指胃与大肠两腑邪气盛,包括了无形胃热炽盛之阳明热证及大肠有形燥屎内结之阳明实证。总之,阳明之生理病理特点决定了其为化燥成温的主要场所,所以柯氏总结为“阳明为成温之薮”。

一般认为:伤寒按六经传变,温病按卫气营血、三焦传变,似有所别。殊不知二者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联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卫气营血传变中的气分证包括了邪已离卫,尚未入营的多种证候,实际上也包括了阳明病在内(阳明之虚寒证当然不可包括在内)。三焦传变中的中焦证也包括了阳明热证与阳明实证。正如交叉错综的行人街道,存在着许多交叉点一样,阳明阶段是否也可以看成是一形成温病之交叉点呢?我以为然也。从治法上看,《阳明病篇》清下两法,也是治疗温病的主要方法。凡善治温病的医家无一不擅长于运用清下两法。再从《阳明病篇》常用方剂在温病治疗中的运用来看,亦可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阳明病篇》的常用方剂有三承气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栀子豉汤、栀子柏皮汤、茵陈蒿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等,这些方剂均为温病临床中所常用。如治疗春温气分证常用栀子豉汤、白虎汤、调胃承气汤;而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又为治疗暑温气分证不可缺少的方剂。至于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也为临证治疗阳黄之习用方。仅此一斑,足以看出:《伤寒论》虽没有治疗温病之名,却存在治疗温病之实,尤其是《阳明病篇》与温病的关系更为密切。(https://www.daowen.com)

近年来,本人通过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科研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对此的体会。流行性出血热虽为感受温疫热毒所致,根据其临床表现及传变特点,属于中医学“温疫”范畴,但在其治疗中却经常用到《伤寒论》的方剂及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的后世方。如发热期中气分热盛可用到白虎汤、三承气汤、栀子豉汤及在白虎汤基础上创制的清瘟败毒饮;低血压期之热厥证需使用四逆散、白虎汤、三承气汤,而低血压期之阳脱证又当使用四逆加人参汤;少尿期表现为下焦阴亏蓄血、蓄水时,又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在承气汤基础上发展的桃仁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增液承气汤、宣白承气汤及猪苓汤;多尿期或恢复期表现为阴津亏虚、余热未清时,又要用到竹叶石膏汤……而且流行性出血热的病理传变虽主要表现为卫气营血的传变,但在病理的某一阶段,又常可表现为六经传变的某一病证,如出现阳明热盛燥结、热厥、阳明蓄血、膀胱蓄血、膀胱蓄水、阴阳亏脱证,等等,治疗中绝不可执伤寒或温病一说,而偏废另一方,应当将伤寒、温病学说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斯证即用斯药,方才符合辨证施治的基本精神。

长期以来,由于某些医家的偏执,形成了所谓“寒温对立”“寒温之争”的局面,我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任何学说的形成必有其学术渊源。伤寒与温病之间也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伤寒学说是继承发展了《素问·热论》的辨证施治而形成的,而温病学说又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补充发展了伤寒六经分证中的热证层次而形成的。实际上,《伤寒论》阳明病的内容就是后世温病学说的蓝本,但也不能否认后世温病学家对外感热病的发展与创新,如热入心包的清营汤,热入血分的犀角地黄汤,以及开窍用的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等。因此,我认为伤寒、温病二者的分类,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为用,不必执伤寒而排斥温病,也不必执温病而排斥伤寒。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伤寒论·阳明病篇》中并非全为实热证,也有一部分条文论及虚寒证,如原文中的第190、第191、第194、第195、第226、第243条,即阐述了有关阳明虚寒证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内容与温病学说的形成没有关系。再者还当指出:在温病的传变过程中,并非必经阳明,亦有不经阳明气分而直入营血者,或由少阳直陷厥阴者等。这些问题提示我们:阳明病阶段既不全为里热实证之温病,又不能囊括所有的温病。也就是说:阳明病证的治法既不能代替整个温病的治法,又不全为温病的治法。故不可被“阳明为成温之薮”印定眼目,将阳明病与温病等同起来,而失去了《伤寒论》教人以活法的基本原则,临证仍当强调一个“辨”字。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10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