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辨证原则的体现

柯韵伯在《伤寒论翼》中专题论述了制方大法，成功地将《内经》治法理论和仲景方剂互相印证。

1.合证用方　柯氏云：“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体现了方剂辨证的原则，是仲景之活法。《伤寒论》的方剂配伍严谨，法审于方，方有主证。许多方证经过长期的实践验证，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每个方剂都有相互的证候，只要有此证，便可用此汤方，往往取得满意的疗效。如本是此证，却用彼方，则非但无效，有时还会遗患无穷。“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皆是柯氏临床实践的总结。合是证而用是方，不必拘于日数，也不必拘于误治及用何种方法误治。如《伤寒论》第46条：“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麻黄汤主之。”外感病虽然已经八九日了，但只要表证仍在，就仍可以用麻黄汤发汗。如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予柴胡汤。”原来是柴胡汤证，误下以后，病机仍未发生变化，那么仍然可以用柴胡汤和解。又如第63条误汗后出现了“汗出而喘，无大热”，第162条误下后出现了“汗出而喘，无大热”，虽然误治的手段不同，但误治后出现了同样的麻杏石甘汤证，就都可以用麻杏石甘汤进行治疗。(https://www.daowen.com)

2.反对以方分经络　柯韵伯认为：太阳行于身之后，阳明行于身之前，所受到的风寒之邪，都不在营卫之表。太阳营卫有虚有实，阳明营卫也有虚有实，虚证用桂枝，实证用麻黄，这是仲景“治表之宝局”。同时批评了后世医家“妄以方分经络，非惟阳明不敢用二方，即太阳亦弃之久矣”。《伤寒论》第188条提出了阳明病初感外邪的见证。阳明病外证的特点是不恶寒、反恶热。阳明初得之，亦有发热而恶寒者，此阳明初惹外邪，经气被遏，阳气郁而不伸所致。其恶寒程度较轻，且时间短暂，很快就会因邪热内炽而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之阳明本证。柯氏说：“本经受病之初，其恶寒虽与太阳同，而无头项强痛可辨，即发热汗出，亦同太阳桂枝证，但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是阳明一经之枢纽。”对本条恶寒的性质所辨甚妥。事实也是如此，《太阳病篇》的数方都与太阳病无关，即使是治太阳表证的主方，也不局限于太阳病，如麻黄汤除用于太阳风寒表实证以外，对于风寒束肺、肺失宣降的气喘，风寒外伤经脉、营卫郁滞的周身关节疼痛，虽然没有表证，用之都有疗效。桂枝汤的运用范围很广，凡属于营卫障碍或脾胃失调而致的病证，都可使用。方剂辨证的“证”，不是指孤立的、个别的症状，也不是指毫不相涉的几个症状凑合，而是指在一定病理作用下互相联系的若干症状的有机组合，通过方剂的整体作用调节机体，消除疾病。

3.谨守病机，不必执方以治病　柯氏云：“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症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随手拈来，无不合法。”因而其所治病证“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中风、杂病之分别。”谨守病机，才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不必执方以治病。同时，柯氏批评了某些医家的错误倾向：“不审仲景此方主何等证，又不察仲景何证用何等药，只在中风、伤寒二证中较量，青龙、白虎命名上敷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矣。”病机是证的高度概括，只有抓住了病机，“证”才是被透彻理解了的整体。凡临床见证与所论的内容相同，即用其方，如果见证不同，病因病机相同，亦可用之。如桂枝汤是治表虚证的主方，但如抓住营弱卫强的病机，亦可治疗下利、缩阳、皮肤瘙痒。柯氏重视方与证、证与机的联系，每方之首，必定本方之主证，并说明其病机所在。如论述小青龙汤，则认为：“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用此发汗利水……此因心气不足，汗出不彻，故寒热不能而心下有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