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来苏集》“方证”思想的影响

三、《伤寒来苏集》“方证”思想的影响

柯氏独树一帜,采用“以方名证”的方法注解《伤寒论》,使得《伤寒论》的条文更加清晰明了。且对于某些存疑的条文能大胆地抒发自己的见解,虽不免有穿凿之意,但瑕不掩瑜,《伤寒来苏集》依旧是各类注解《伤寒论》的书籍中的上乘之作,其所包含的“方证观”贴近临床,注重实际,深受后世国内外医家的赞誉与借鉴。

1.尤在泾 清代医家尤在泾吸取众家之长撰写而成《伤寒贯珠集》,其中柯琴的学术思想对其影响颇大。尤与柯一样,都非常注重《伤寒论》方与证之间的临床价值。《伤寒贯珠集》继承了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部分学术思想,该书最主要特点便是在编排布局上强调治法,并且以法类证,每经分列大纲。纲,就是治法;目,就是汤证及处方。以法为纲,统率证候和用方。这与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中使用的“以方类证”的编排方法一脉相承,都注重临床实用性,对于临证都有实际性的意义。《伤寒贯珠集》是注解《伤寒论》的众多书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见《伤寒来苏集》中的“方证”思想观对于后世理解和发展《伤寒论》起着莫大的作用。

2.徐灵胎 徐氏所撰写的《伤寒类方》的学术思想与柯琴之《伤寒来苏集》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仲景当时著书,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也”,且“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法,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故分为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徐灵胎在对《伤寒论》的编次方法上沿袭了柯琴“以方类证”的方法,又有所发挥,并集众家所长,比如他将《伤寒论》的113方分为桂枝汤、麻黄汤、柴胡汤等十二类,且每一类别都有其各自的主方,主方后又将该主方的类方一并附上,方便后世理解《伤寒论》的遣方用药规律。综合来看,《伤寒类方》的学术思想有不少地方都借鉴了《伤寒来苏集》“以方类证”的学术观念。(https://www.daowen.com)

3.胡希恕 胡希恕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与治疗经验,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有着自己的见解。不似其他医家以经解经,他采取经方理论体系注解《伤寒论》。对于《伤寒论》六经和“方证”的实质,他给出了独到的讲解,认为《伤寒论》是有别于《内经》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讲求的辨证论治,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总结而来的,所以,胡希恕非常注重经方的临床运用问题。“先辨六经,再析八纲,继而辨证,最后选方”,这是胡希恕所倡导的辨证论治框架。此外,他还提出“执一法,不如守一方”,强调“方证相应”的重要性,即临床治病时有无疗效,要看方和证对应与否。冯世纶根据胡希恕的讲课录音及笔记整理成《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充分体现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观念,对于我们学习《伤寒论》能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故胡希恕与柯琴一样,都非常看重“方证”在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中的重要性,这与《伤寒来苏集》的中心思想并无出入。

4.日本汉方医学 “方证”思想除了在国内医学界有着很高的影响力之外,在国外亦有很高的赞誉。日本汉方医学的形成与中医学有着莫大的联系,二者可以说是同源同宗。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体系对于日本汉方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日本汉方医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古方派尤为推崇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此奠定了汉方医学重视实证治疗并崇尚古典经方的基础。而其中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更是将古方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但日本汉方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历经曲折。据考究,日本人参考便利咖啡研发出携带方便、服用简捷的颗粒剂,将日本汉方医学从谷底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种汉方颗粒剂充分参考了张仲景《伤寒论》以“证”验“方”的辨证论治观,其使用准则采用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推出的《一般用汉方处方手册》,这本手册提到的使用规范更是体现了《伤寒论》的“方证思想”。综上看来,“方证思想”亦是日本汉方医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据史书记载,1701年和1755年《伤寒来苏集》的两种刻本传入日本,对吉益东洞“方证相对”思想的形成应有较大影响,表明《伤寒来苏集》是日本汉方医学的理论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