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方大法分析
1.阐述仲景之意，辨证论治贯穿全篇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精髓。篇首，柯氏开门见山地提出“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这是全篇画龙点睛之笔，它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辨证论治的重要地位。诊病的关键在于明确病变的机制道理及其反映出来的真实情况，如脉之“阴阳俱紧，阳浮阴弱”，病之“寒在皮肤，热在骨髓”，即柯氏所谈的病机、病情。
柯氏以六方为纲，统领113方的归纳方法也别具匠心。113方被归纳为汗、吐、下、和解、温、补6种类型，无疑是针对表、里、寒、热、半表半里等证而设。此乃八法之刍形，八纲之先着，意在突出证。他在本篇中进一步提出“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强调“合是证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以四逆汤为例，该方为回阳救逆的代表方，仲景虽为太阴下利清谷设，但少阴、厥阴、太阳亦可互用，而不拘症状或呕，或利，或厥，脉象或浮，或沉，或迟，治疗或汗，或下，或烧针的不同。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与证相合。
仲景用药的加减变化，皆不离辨证。柯氏谈“理会仲景加减法，知其用药取舍之精”。以腹中痛为例：病在少阳加芍药（第98条小柴胡汤）；病在少阴加附子（第318条四逆汤）；病在太阴加人参（第385条理中丸）。小柴胡本为枢机之剂，腹中痛为肝强脾弱之症，去黄芩苦寒，防更伤脾阳，加芍药酸敛，柔肝止痛也；四逆散为阳气内郁设，起和解表里、疏肝理脾作用，腹中痛为阴寒内盛之故，加附子奏温中定痛之效；理中为中焦虚寒立，起温中祛寒、补气健脾作用，腹中痛则责其里虚，痛必隐隐喜按，故加人参增补气温中之力。其他如药物配伍，药量增损，剂型更换，诸多方禁，亦均从证入手。方随证转，体现出辨证之精。
2.写法别具一格，有比较才能鉴别 通观柯氏“制方大法”，采用对比的写作方法占相当节段。有比较才能鉴别，通过对比分析，使我们能深入领略仲景立法之妙，处方之灵。
世皆知小青龙及小柴胡为两解表里之剂，青龙以治外寒内饮之表里俱寒为务，柴胡以和解少阳之表里俱热为功。柯氏独具慧眼，强调青龙之治重在内饮，故细辛、五味、干姜、半夏必用；柴胡之治重在表热，故柴胡必不可少。因此柯氏言：“小青龙重在里证，小柴胡重在表证。故青龙加减，麻黄可去，柴胡加减，柴胡独存。”
桂枝与小柴胡，本篇中多次提及。柯氏体会“仲景一书，最重二方”，故亦将两方进行了对比分析。一曰“仲景独出桂枝证，柴胡证”：《伤寒论》多次提到“证”，归纳一下，可看出如下情况：以六经名证的，以八纲名证的，以证候名证的，多种多样，但以方名证的只有桂枝、柴胡二端（见第34条、第171条、第103条、第106条等）。113方中直书桂枝、柴胡二证，在于强调二方的重要。二曰仲景“自为桂枝注释，又为小柴胡注释”：第12条，仲景详细地介绍了桂枝汤方的煎煮法、服法、服药时间及禁忌。第98条，仲景除介绍了小柴胡汤的煎服外，就其加减变化同样详细地进行了注释。三曰“桂枝有疑似证，柴胡亦有疑似证”：如第179条、第127条等，提出疑似证，有助于选方遣药。四曰“桂枝有坏病，柴胡亦有坏病”：所谓坏病，多指因误治，或不经治疗而病情恶化，证候错综复杂，难以六经证候称其名者。两汤方坏病较多，如第16条、第106条、第107条均是。五曰“二汤方证罢，二汤方不中与”：如第16条、第100条、第154条，告诫我们要注意掌握适应证，灵活变通，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以上从5个不同角度，强调了两方的重要地位。
3.志在推陈出新，发掘方义新颖独特 柯氏用六方纲统领诸方，从辨证论治出发，根据证的进退变化和治则的需要，围绕主方，衍化出若干附方，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之效。这种方法，对于发扬古义、融汇新知大有裨益，且能克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之流弊。(https://www.daowen.com)
以小柴胡汤为例：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的总方，称为枢机之剂。柯氏洞察仲景之意、将第98条诸病证，归纳为上、中、下焦的升发、转运、决渎失职而致，认为小柴胡汤理“三焦之气”。既与少阳为枢相符，亦和第233条的上焦通则硬满可去，津液下则大便自调，胃气和则呕自除相合，从总的原则上对该方的功用与主治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概括。
四逆汤被柯氏称为温剂的主方。《伤寒论》中本方适应范围相当广泛，用于三阴及太阳经诸证。第21条的桂枝附子汤可理解为四逆汤的轻剂，其他变化方则更多。凡阳衰阴盛的四肢厥逆、恶寒蜷卧、下利清谷、腹中冷痛、舌淡苔白、脉沉微等均可应用，但忌与实热。即柯氏所说的“惟阳明胃实，少阳相火非所宜”。陈平伯亦言：“仲景辨阳经之病，以恶寒不便为里实。辨阴经之病，以恶寒下利为里虚。”这样，就明确了四逆辈的主治宜忌。
攻剂以承气为代表，但柯氏明确指出：“仲景用攻下二字，不专指大便。”也就是说，攻下之法不专指下法，攻下之剂不专指承气。他证如太阳之蓄血、大结胸、悬饮可攻下，阳明之脾约、湿热黄疸亦可攻下。且少阳、三阴中亦不乏攻下之例，就连膀胱蓄水用五苓渗泄，攻下亦寓其中。从广义角度认识攻下，和张子和的观点遥相呼应，给我们开阔了眼界，赋予了攻下新的含义。
4.学习没有止境，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柯氏治伤寒学，能独抒己见，自成一家，为后世医家广为诵颂。但《制方大法》中有些观点，尚不敢苟同，特提出以供商榷。
柯氏将栀子豉汤断为吐剂的主方欠妥。查本汤方见第78条，具清热除烦之效，无催吐作用，况虚烦不眠、心中懊
等症发于吐后，按理不能更行吐法，重蹈覆辙，故刘完素强调“凡诸栀子汤，皆非吐人之药”。产生错误的原因有三：一则柯氏附会成无己见解，以讹传讹；二则豆豉在吐剂瓜蒂散中只能轻清宣泄，柯氏却误认为其助瓜蒂涌吐；三则诸栀子汤方后均有“得吐者，止后服”六字，临床实践中确未见栀子汤令人吐之例，且有的方中尚有止呕的生姜，故张志聪、张锡驹等均对此六字持怀疑态度，而柯氏忽视了有人对此六字的怀疑。
柯氏分析方义，采用对比方法，使人一目了然，但有的对比不甚贴切，如黄连阿胶汤与桃花汤之比即少有可比性，若将附子汤与桃花汤相比则甚合。桃花与附子均为少阴感寒寒化证而设，不同点在于桃花汤重在中焦脾虚，肠胃失调，症状为下利，故用干姜；附子汤重在下焦肾阳虚，经络寒湿，症状为疼痛，故用附子。此二方相较，则异同大白。
（《黑龙江中医药》，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