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应用，唯重方证相应

方证相应，也即所谓“有是证即用是方”，是柯琴强调的经方应用规范。柯氏认为“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之活法”“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伤寒论翼·制方大法第七》），也即方剂虽有分经归属之别，但在具体运用时又不能单单局限于分经归属，只要辨证属于其主治证候即可应用。所以柯氏认为“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症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伤寒论翼·制方大法第七》），达到“方精不杂，合是证，便用是方”的目标。

所谓审病机、察病情者，意为辨其表里、脏腑、经络之病位，析其阴阳、寒热、虚实之病性。表里虚实分明，立法用方自显。其论桂枝汤之应用，谓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症，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不拘何经，更不论中风、伤寒、杂病，惟以脉弱自汗为主，咸得用此方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此即“有是证用是方”之典型例证也。然则头痛、发热、恶风与麻黄证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证；若脉但浮不弱，或浮而紧者，便是麻黄证；必脉浮弱者，可用本方以解表，是本方只主外症之虚者。脉弱自汗，是其外在病情，而寓其表虚营弱之病机，才是关键所在。初起无汗，当用麻黄发汗。如汗后复烦，即脉浮数者，不得再与麻黄而更用桂枝；如汗后不解，与下后脉仍浮、气上冲，或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皆当用桂枝汤以解其外。因此时表虽不解，腠理已疏，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故脉证虽与麻黄汤相同，而主治当属桂枝汤。其“腠理已疏”等语，正是病机关键。再如发黄三方之运用，因“黄有不同，症在太阳之表，当汗而发之，故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为凉散法；症在太阳、阳明之间，当以寒胜之，用栀子柏皮汤，乃清火法；症在阳明之里，当泻之于内，故立本方（茵陈蒿汤），是逐秽法”（《伤寒附翼·茵陈蒿汤》）。所以，六经虽各有主治之方，但亦可互相通用，非但不必拘于名称，即或时日也不必拘泥，治病当因症立方而忌随时定剂。因为“仲景制方，全以平脉辨证为急务，不拘于受病之因，不拘于发病之时为施治”“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若分四时以拘法，限三法以治病，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伤寒论翼·风寒辨惑第四》），可见，柯氏对于经方的临床应用，唯重方证相应，不必拘于时日、病名。如果临床证候发生变化，柯氏主张“医不执方”，即不能死守原方原量，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减变化。所以必须要谨守病机，才能施以圆机活法，故“方各有经而用不可拘”。何况仲师已开范例，加减用药变化精微，如小青龙设或然五症，加减法内即备五方，小柴胡汤设或然七症，即其加减七方，因此柯氏认为“仲景之书，法中有法，方外有方”，反对部分医家拘泥于仲景《伤寒论》有397法、113方之说，认为：“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仲景之序文，又不见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伤寒论注·自序》）这些认识，当是柯氏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的。(https://www.daowen.com)

（《国医论坛》，2019年第34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