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在传播中的作用（二）
随着时代推移，大师日远，亲炙遂为不可能；另一方面，出版刊行日见平常，书籍流通日广。这两个因素都使得书籍成为一种日益常见的传播手段。
周溥，字文渊，其先浙江会稽人，徙汴城[133]。高子明疗其疾，因“从子明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及诸秘方，溥授之，且录且读三年，为人诊视疗治，多验。”他的渊源与前述诸子同：“时俗多守局方，乃发明《素》、《难》及东垣丹溪之义，为书一编，曰《方法考原》[134]。”
何钦字大敬，先世濮人[135]，元季迁荆山，学有专精，或请究其术，钦曰：“李明之、朱彦修皆通经学古之士也。汝必欲究其术，盖先读《易》以察时变，读《禹贡》以识九州山川风景，博及方书，归纳于《内经》，庶可与汝言耳。”
周文诠字汝衡，苏州人，徙金陵[136]，学医，见俗工所为，詑然，以为医道当不尽如是。“复弃去，闭门取《素》、《难》、《本草》诸书，反复研究，探厥玄妙，始出应人之求。切脉制药，一主朱李，迥出流辈，众大骇，然病者辄愈，乃大服。”
这种传播方式以后仍旧发展。清季邢增捷，新昌人，“少习儒，不就，遂精《素问》、《内经》、丹溪、东垣诸书，治剂无不立活者。”[137]又有施教，字菊心，无锡人[138]。有志为儒，读书研精，深造历年不遇。求其旧业，已失所传，不可考据。乃尽取《素问》、《难经》，刘、张诸家之书，互为参证。读书既久，乃得通晓贯通。(https://www.daowen.com)
以上仅数例而已。但即就此数例，亦可见书籍参与传播以后，在知识扩散上发生的若干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传播范围的骤然扩大。在14世纪上半期，亲炙为知识主要来源，师生的地理分布常呈明显的关系。丹溪常以奖掖后学为论者所乐道，而其门人仍不出以金华为中心的几百里的范围。今撮其主要门人工作、生活地点而得下表[139]：
① 用臧励禾等，《古今地名大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78，为主要参考书，其地名对照及年代选取恕不一一列出，以省杂冗。
以相同方式检阅书籍流行以后的情形，易见其时学人分布范围已无上表所呈现的“中心现象”。这种地域分布的变化本亦在意中，当无须多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亲炙先学大师已为不可能，书籍成了后学与大师们对话的唯一渠道。在这种情形下，对最原始的、大师所开创的医旨，就有不同的诠释。细考后来声称崇刘完素或朱震亨为师的医人之实践，相去甚多。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从者益众，而其最初的理论结构和基本信条却同时淡化，为后来所长成的新的，更丰富多彩的理论和实践所取代。知识并不是被机械地传递，而是在传播中发展、长成，而对知识传播的研究正揭示了这种过程的一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