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上的比较方法以及本文对它的运用
本文拟以两个个案为线索讨论中国古代和西洋科学革命时代前夕对异常天象的看法。先对这种比较方法作简单的方法论上的探讨。
比较方法常为史家重视，有不同时代的比较，也有不同国家或文化间的比较。这种方法的好处很明显：拘于一时一地，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则大的趋势不易掌握；或泥于细节，揣玩既久，习以为常，则应该注意到的细致的差别线索经眼过目百十次而熟视无睹。比较方法长于此两端。
M.Jansen[1]关于日本与中国的研究，K.Yamamura[2]关于英国、日本的研究，是这种方法的成功范例。在科学史的范围里，I.B.Cohen[3]关于牛顿和富兰克林的研究亦属此类。G.Geison[4]晚近还以此法研究了巴斯德和E.Roux。
比较方法在自然科学里运用最为广泛，已成为少数“标准”方法之一。[5]为研究某一问题，取一组尽可能相同的对象作为对比，两相比照，异同自然易见。
细考比较方法之所以成为自然科学中一种可以信赖的方法，实在有两个条件。一是用以比照的两个组应当尽可能相同。研究兔子当然以另一组兔子来作对比，研究猴子的心脏当然也用另一只猴子的心脏来对照。这一点几乎是“自明”的，即obvious。另一个条件是用来相互比照的两组应当有相同的发展规律或模式。天文学家在研究某一遥远恒星所可能具有的行星系时采用太阳系作为对比组。这一做法中隐含了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即此两类或两组对象有共同的发展或运动模式，为共同的规律所统帅，故能由此及彼。自然科学基本原理的适用范围如此广阔，以至于很少有人会留意这一条件成立与否，所以“比较方法必须在比较双方为相同规律所辖时才能运用”这一条件，可以戏称为Oblivious。
当比较方法被移植到历史领域里来时，上述两个先决条件常不能被满足，因此这一方法也受到严重的质疑。历史现象纷繁驳杂，“尽可能相同”的对照组一般不容易找到；而历史的发展决不如自然科学的实验，有所谓的可重复性，更遑论“相同的发展规律或模式”了。陈寅恪先生深悟此道，因作以下批评：(https://www.daowen.com)
“此种比较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6]
有鉴于此，运用比较方法当十二分小心，并在“历史演变”与“系统异同”上多做讲求，或者可以避免“怪诞百出”的情形。因此先为下文所拟讨论的两个个案作方法论上的考察。
就已有的天象记录看[7]，有两个时代异常天象最为集中。一是11世纪上半叶，1006年的景德客星，30年代的彗星和流星雨，1054年的致和新星和1066年的哈雷彗星，都出现在这短短六十年里；另一个时代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1572年的弟谷新星，1577年的大彗星，1604年的开普勒超新星，足以使这四十年与前述阶段前后辉煌，成为异常天象记录方面最丰富的两个历史阶段。
天象示异，灿然夜空，自然会引起种种讶异不安，种种焦灼或好奇，因此为理解或解释这些现象的努力即大量出现。这些努力自然先建立在已有知识体系之上的，又必影响天文学的下一步发展。简言之，这些努力必在很大程度上是已有知识的结果，又是以后发展的原因。这在关于天象的知识的历史演变上的地位，当是明白的了。
11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恰是北宋真、仁朝盛世，后来王安石称之为“百年无事”的阶段。而中国传统的对天象的研究亦已臻完善，理论实践经历了上千年的运用，亦已成熟。16、17世纪之交的西洋天文学，则正是古典天文学发展到巅峰的时期，肉眼观察和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理论是当时天文学的两大特色。一千多年的运用和实践也使这一知识体系成为当时学术中颇为成熟完善的一支。在这个定义上，上述两个时代差强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