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天象：Suspiciendo despicio，despiciendo suspicio
泰西学人对于11世纪异常天象的反应因史料匮乏而少见研究。所幸16世纪来有一段时间，异常叠现，学者议论纷纷，使我们有机会得窥其一般见解。[29]
1572年11月11日晚，丹麦人弟谷从他的化学实验室回家路上偶然注意到天顶附近仙后座里多出一颗星来。这颗“新的星”令他大为惊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得不拦住路人以求证实。的确，赫赫在天，不容置疑。
在此以后的十八个月里，这颗星一直可见，弟谷也不断地进行观察。他记录了星的亮度和颜色的变化，而最重要的是，他反复精密地测定了这颗星与仙后座其他九颗大星的距离。测量结果表明这颗“新的星”在恒星背景上没有明显的移动。弟谷也注意到这颗星也同其他所有“真的恒星”一样有闪烁的星光。他还很肯定地指出这颗星不可能是彗星，因为在全部观察中一直没有看到彗尾，而Peter Apian和Gemma Frisius早就指出彗尾一定指向背向太阳的方向。这颗星也不可能在月界以下的大气层中，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必有将近一度的视差会被观察到。[30]
他在1573年初同Johnnes Pratensis讨论了这一天象，而Pratensis当时恰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普列尼的《自然史》。据普列尼的书说，在公元前125年，伟大的天文学家伊巴谷也曾观察到过类似的现象。
根据同伊巴谷新星的类比，并考虑到新星恰恰出现于一个被称为Trigonus的星象周期的最后阶段，弟谷认为这颗星预示了灾难，就好像伊巴谷星所预示的一样。这种结合整个天象周期的讨论方式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很普遍，以后开普勒在讨论1604年超新星时亦采用过相同的方式。
与弟谷同时，欧洲还有一大批天文学家用相同或相类似的仪器和方法观察了这一颗星。在Cassel的Landgrave Wilhelm Ⅳ.，[31]在英国的Thomas Digges，[32]以及开普勒的老师Michael Moestlin[33]都讨论过这颗星的视差。他们的结果都不及弟谷的好，而弟谷还正确地指出了他们的观察误差产生的原因。
1574年9月23日起，弟谷应丹麦国王之命在哥本哈根大学作系列演讲。他首先强调了几何学的重要性，提到柏拉图的数学几何学的观念，然后回顾了天文学的发展，从伊巴谷、托勒密一直说到哥白尼。他注意到哥白尼的理论在数学上没有错漏，但从物理原则来看，哥白尼的理论与他的想法多有牴牾。
弟谷认为，天文学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存在，并通过日月星辰的运动启示有一个主宰万物的上帝存在。天文学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天体的运动预知人的命运。他花了很大气力说明星象和占星术的意义，反驳了当时有些“哲学家”的意见。有人反驳说双生子命运或会不同，但他们的命相星宫是一样的。弟谷说，双生子诞生的时刻尽管很接近，但仍是不一样的，所以类似的反证并不能驳倒占星术和星象学。
从“弟谷新星”出现差不多恰过了五年，1577年11月13日，弟谷又观察了一颗大彗星。[34]当天傍晚他正在距他的观象台不远的渔塘里抓鱼预备晚饭，注意到一颗明亮大星出现在夜空。随着暮色降临，壮丽的彗尾渐渐显现出来，从人马座直到摩羯座，长达22°，同以前一样，弟谷对这一异象作了连续不断的观察，直到全不可见。
和弟谷同时，欧洲一大批学者都对这颗彗星作了细致的观察，并根据观察结果讨论了这颗彗星的意义。
对弟谷来说，1572年的新星和1577年的彗星已经提出了修改，或至少是重新讨论原有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的理由。他因此写了一本书，正文长达465页，其中第八章最为重要。在这一章里，弟谷综合了托勒密的理论，哥白尼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原则，提出了他的宇宙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彗星绕日运行，其轨道较金星略大。论者以为弟谷的这一模型在宇宙理论的发展上有承先启后的地位。[35](https://www.daowen.com)
与弟谷持相同或相近观念的还有Michael Maestlin，Helisaeus Roeslin，他们都相信彗星实在是在月上世界。另外一些学者，如Valentin Steinmetz和Conrad Dasypodius，则更多地考虑彗星对尘世的意义，Steinmetz引用了从公元340年起29次观察，分析了1577年彗星，认为主凶。彗星星体类似于金星或木星，预示了暴卒，而红色的彗尾则主战衅。在论述这颗彗星的文字的末尾，他附上了对上帝的祈祷，要求上帝对人类施以怜恤和仁慈。
Dasypodius写了两本关于1577年彗星的书。[36]他从亚里士多德对彗星的看法谈起，讨论了彗星的物质、形状和可能的潜力。尽管他大部分分析和见解不同于与他同时的其他天文学家，他对于彗星的意义却同大家一样悲观。他认为这颗彗星主兵燹，主国王之间的相互残杀，主地震，风灾。根据彗星出现的天区以及它的颜色，他还进一步预言了地面上最受彗星影响的地区。
维也纳人Johann Rasch也研究了1577年的彗星。[37]他和上面引用的各位都不一样——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天文学家，而只是一个对此有兴趣的学者。结合彗星的出现，他为四类人开列了四种研究清单：首先是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们应该研究“彗星是如何出现的”，“彗星通常出现在一年的什么时候”之类的问题；数学和天文学则应该研究诸如“对彗星的日常观察应当顾及哪些方面”之类的问题；对纯粹数学家来说，彗星与其他行星和恒星构成的图象花样，彗星的轨道，彗星在日出前日落后出现的情形之类则更为重要；最后，对占星家和星象术士而言，则应考虑“预言是否能被视为真实或可以作为行为的依据”，“知识和技能是否为作出预言所必须”，以及“占星家是否应该就神灵事务发表意见”等等。
Himbertius de Billy在讨论这颗彗星时说彗星是瘟疫、战争、饥饿、国祚更替、天灾兵凶的先兆，是上帝遍告世人的讯号。1577年11月12日夜晚五点，正是上帝在众人面前展示这种消息的时刻，因为这一天恰是圣马丁节的后一日。
专业的占星家则作出了更多的预言和解释。Francesco Libetati[38]在看见彗星的当夜就写了一段文字，对彗星的占星术意义作了解释。他认为这颗彗星具有火星和木星的本质，而又出现在被他称为“苍鹰”的大星的近旁，上天第八宫，摩羯宫附近——这一切，根据托勒密的大著作第二卷六四节，预示着天主教和回教的内部分裂，异端的出现；意味着动乱和瘟疫，意味着缺水和国王、王子的坏运气。他具体地说，异端将生自一位年轻的“北国王子”，他在西方很有势力，而他出生的时候，火星正在摩羯宫。正是这里，现在出现了彗星。这些坏运气对于在土星在天秤座21到27度时出生的人特别危险。
当1577年彗星在夜空闪耀时开普勒才6岁，而在1604年新星出现时，他已是一个卓然有成的青年天文学家了。他的学问一方面源于他对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数学思想的追寻，一方面是对弟谷所留给他的当时最精确的观测资料的缜密分析。在开普勒看来，这两方面最完美的结合就是他的宇宙模型。从水星起到土星为止，当时已知的五大行星和地球构成了一个系列，其轨道球面与八面体，二十面体，十二面体，四面体和正方体依次内接外切，所有的观察值与他的理论值误差不超过5％。在天文学史上，这是哥白尼自己论述日心体系以后的最重要的论述，而且是哥白尼理论和观察事实的最重要的比较和结合，开普勒在给Moestlin的信里写道：[39]
我要当一个神学家。长期以来我一直孜孜不倦。现在请看吧，我的工作展示了在天文学中我们怎样赞美上帝。
的确，上帝是开普勒工作灵感的来源，追求的目的，和他在千辛万苦中把工作进行下去的精神支柱。他领悟出了“宇宙音乐”是为了能领受上帝的伟大；他的宇宙模型是为了展示上帝创造世界的智慧。至于他的工作能不能在这个世界被人理解，能不能在这个世界占一席之地，开普勒傲然宣称：[40]
这无关紧要。我的书可闲置一百年以待识者，就好像上帝为了一个见证可以等待六千年一样。
当1604年新星出现的时候，开普勒马上发表了一个八页的报告，描写了这一神奇的天象，并将它与弟谷1577年的彗星作了比较。1606年，一本讨论这一现象的大书出版，在不少与别的占星家和天文学家大同小异的预言和讨论之中，开普勒预言了这颗星与尘世的一种可以立即看见的关系：新星对于书商说来大吉。因为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哲学家、医生、数学家和别的学者一定有很多话要说，而他们都要找书商出书，所以书商将生意兴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