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作为文化史之一部的科学史
就以上两个个案的简略描述，对此其异同如下：
1.当1572年“弟谷新星”出现时，弟谷关心的中心问题是这颗星与仙后座诸大星的距离有无变化。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千数年前建立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天象理论的关键性判据：如移动，则该星在“月下界”亚氏理论仍然维持；如不移动，则该星在“月上”，作为整个星象理论基础的亚氏理论就面临严重危机，甚至或有倾覆的危险。[41]
中国观测者如周克明虽也报导过1006年“客星”的位置，“在氐上三度”[42]，但终未以此作为他阐发他的天异解释的基础或出发点。他所关心的是星的颜色和其他一些特征，由此作出“所见之国大昌”的占星术结论。
这一表面上看来非常技术化的差异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一个深刻的不同：其用以采纳、接受和理解这一新现象的理论构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弟谷而言，是亚氏的《物理学》和托勒密的《至大论》，对周克明和别的如文莹一辈的研究者，是《荆州占》和《元命苞》。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弟谷和周克明这样相距几万里，相差几百年的研究者去参考相同的书。但注意到他们所依据概念体系，所处的文化源流完全不一样是很重要的。抽象地比较两者则势成“怪诞百出”。对于亚氏，对天象的研究最终还是集中在“模型”构造上——我们所厕身其间的宇宙、上帝为人类造出的殿堂究竟是怎样的。对于北宋真宗仁宗时代的研究者，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也不是未能提出这些问题，而是天人关系，“捷如的影响”，天和人浑然一体的理论如此清澈易解，根本不存在再质疑的余地。
2.在寻求解释时，有发言权，或者发言受到重视的是张知白、孙奭、欧阳修、苏舜钦、司马光。他们是文学重臣，又是儒家学流的正统继承人。他们大概没有观察过天象——他们也不必事必躬亲。因为“天道远，人道迩”[43]，理解天象其实是从“人”开始。如果徒以“象”为重，自是舍本求末，而希冀内此理解天象，自然是缘木求鱼。对于弟谷和他的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天”。天人关系的关键在“天”不在“人”，展显在人面前的广阔无垠的宇宙中，“有多少你的哲学所不曾想到的”[44]东西，而为了了解这些东西，只有最细致最精密的观察，最深入最机智的思维才有可能。一是“修人事以察天象”，一是“执天象以求人事”，同是议论研究天象，其本末源流，竟正相反对。
3.由“人”而“天”也罢，由“天”而“人”也罢，总是希望由此了解天之于人的态度。这一门研究常被称为占星学。在西洋古代，这是天象的正宗，而今日大行的天文学不过是“星辰命名”之学而已。[45]
但是执天象以求人事，自有其不可解决的困难。天人关系说得太具体，响应说得太细致可寻，则易见其伪；说得含混两可，则益显其滥，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一行研究必入此种困境。
于是对天的研究即发生转向。以儒学的“天人一体”为基础，天学即归入儒学，此所谓“天地技也，天地人儒也”。既然如此，如前所述，天学的意义就颇为有限，除了授历守时之外，作用寥寥。西洋占星术的目的，却在于寻求上帝的意向。明了上帝实在是人生头等重要的大事。既然以占星术僵硬愚钝的方法屡试不中，学者转向了对于宇宙结构的研究，以为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星空就是上帝用以启迪人类，接近上帝的指示，the book of work俨然与圣经相抗礼。由亚氏托勒密氏的模型，经阿拉伯人的发展到哥白尼，最后到本文所论时代，天文学寻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成为神学家所热爱，所必须有所了解的一门学问。对于宇宙模型的追寻，对其运动机制的种种探究，构成了天学的新的主体和新的论题。在我们所讨论的时代结束的时候，正是这一重要转折发生的时候。1604年，伽利略已开始了他的工作。如果说开普勒的著作中还弥漫着神秘怪诞的占星气氛，伽利略行将发表的《星际使者》（1610）和现代天文学的观察著作就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了。
上文分别从事件之前的理论结构、事件发生时的处理和事件之后的发展，讨论了中西异常天象认识的异同，意犹未尽，再作以下泛泛之论，自美之曰“举一隅而反三隅”，实为“乱弹”，以就正于方家。
上文分三个方面比较，自非向壁虚构。此三者之排列，意在勾勒“历史演变”。科学史之为历史也，尤重其概念、理论、方法和解释模式的推演进化，而常不在一词一句、一件事实或一个观念的孤立表达。不然则剪裁古书，穿凿章句，锻炼成文，反而割断了历史演变的线索。[46]
又科学与技术有深刻的不同，技术着重在征服、利用自然力，其做法和发展与所处文化的背景关系常在技术用于何处。至于其本身，如简单机械，车船房宇的构造则大同小异。科学则不同。科学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理解，特重用以完成这种理解的概念体系。技术之利，立竿见影，虽童子贩夫可道，而科学的意义则非不言而喻。近世以来，科技昌明，“科学”遂为一切理想、美好、进步事物的渊源。这一观念如此强烈，以至研究者常不由自主地以为科学在文化流源之中的地位从来就是这样的。其实不然。古人在做我们今日称为“科学”的时候，并不知道其将大用于世。他们之所以孜孜然于兹，自有他当时当地的意义和动力。倘若昧于此一端，以今日之想，附会历史的发展，则历史“现代化”几不可免，不仅不能把古人说清楚，反而把今人也弄糊涂了。
如果再以本文开头时提的两条件来考察科学史的对此研究，易见Obvious常能满足两者同是研究自然；但同样易见Oblivious条件常不能满足：两方面在研究意趣、历史演变、系统异同上大不相同，无怪乎这种对比在细节上殊难进行。但若把对自然的态度和研究的历史提升到文化史的层面上来观察，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幽微精深的差异当益为彰显，“科学”或者人对自然的理解在各自文化体系中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与各自文化机体血肉相连的一个部分，而“中国何以无科学”之类的问题也因问题的提法不当而不再能成为问题了。
原载《大陆杂志》第八十六卷第六期1993年6月
[1]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ed.by Marius B.Jans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这是一本论文集，除去Jansen以书名为题的一篇长达五十六页的论文外，还有S.N.Hay和H.Wishelm的论印度和中国的对比。
[2]Kozo Yamamura，“Pre-Industrial Landholding Patterns in Japan and England，”在Japan，a comparative view中，ed.by A.M.Crai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同书中还有E.F.Vogel对明治时期的日本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的对比研究，J.Pelzel对中国日本的工业、工厂生活的对比研究。
[3]I.B.Cohen，Franklin and Newton：An inquiry into speculative Newtonian experimental science and Franklin's work in electricity as an example thereof，Philadelphia（1956），rp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 1980（revised）.
[4]G.Geison，“Pasteur，Roux，and rabies：Scientific versus clinical mentalities，”J.Hist.Med.，1990，45：341-65.
[5]参见，例如，W.Beveridge，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N.Y.，Norton，1951，在“观察”一章中多次提及对比的做法。
[6]“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23—24页。
[7]D.Clark et al，Historical supenovas，N.Y.，Elmsford，1977，Pergamen，给出简明但相当完全的讨论；另见陈遵伪，《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82，对新星或可能为新星的记录也有罗列。
[8]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59卷，705—706页。
[9]《宋史》，北京，中华书局，56卷《天文志》，122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台北，世界书局，86卷，15页反面。阿拉伯人的记录见B.R.Goldstein，Astro.J.，19（196）105，薄树人等，《公元1006年超新星及遗迹》，《自然科学史文集》第一辑中，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
[10]《宋史》，461卷，13504页。
[11]对于这种星的占星学意义，参见《史记》27卷《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版，1336页；《宋史》52卷《天文志》，1076页；《晋书》，北京，中华书局版，12卷，327—328页；以及黄鼎，《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台北，考古文化，1984，52卷，8—9页。
[12]文莹，《玉壶清话》，知不足斋丛书，台北，艺文重印，1965年，1卷，4页。
[13]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22卷，162页。
[14]这段著名的评论被多书引用。见王禹称《东都事略》，宋史资料萃编，台北，海文，1976，5页；又见《宋元学案补遗》，台北，广文，1971，2卷，5页。孙奭所引的“天何言哉”见于《论语·阳货》。
[15]《续资治通鉴长编》，63卷，1页。
[16]赵汝愚编，《国朝诸臣奏议》，台北，海文，1970年重印，36卷，1—4页。
[17]转引自林之奇《尚书全解》，涉闻梓旧本，丛书集成版，25卷，29页。
[18]《宋文鉴》，台北，国学基本丛书，94卷，1255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102卷，2358页。其中“天道远，人道迩”见于《春秋》庄公十八年。
[20]韩琦的奏折见上引《诸臣奏议》1356页；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2841页。
[21]《苏舜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11卷，148—9页。
[22]张方平，《乐全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1卷，1—13页。
[23]《诸臣奏议》前引版本，39卷，1435页。
[24]《新五代史》，59卷，705页。
[25]《新唐书》，63卷，794—5页。下面一段引文出自《新五代史》，37卷，397页。
[26]《新五代史》，59卷，705—6页。
[27]《宋会要》，台北，世界书局影印版，瑞异一之二，2065页。
[28]《宋会要》，上引版本，职官十八之八十三，2795—2796页。
[29]这一段历史的原始资料为C.Doris Hellman所整理的，特别是关于1577年彗星的书目，这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F.R.Johnson的1500—1640书目，几达50页，在他的Astronomical Thought in Renaissance England，Baltimore，The John Hoktins Press，1937，中；以及J.L.E.Dreyer的经典著作《弟谷传》所附的九个原始资料附录。下文的叙述主要建立在上述三位学者的工作之上。
[30]Dreyer，Tycho Brahe，N.Y.，Dover，1963，整个第三章讨论1572年“超新星”，附录A给出弟谷的原始观察情形。
[31]他的工作，特别是观察情形见P.A.Kirchvogel，Vista in Astro.，9（1968）109-21，该研究并附有研究Wilhelm的书目。(https://www.daowen.com)
[32]F.R.Johnson，The Huntington Lib.Bulletin，5（1934）69-117特别讨论了Digges在1577年彗星前的工作，稍后同作者在Osiris 1（1936）390-410讨论Digges的工作。
[33]M.Moestlin又作Mastlin，系统研究见Edward Rosen在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ies中的文章。DSB，N.Y.，Scribner's Sons，1970-，ed.by.C.Gillispie.Mastlin的论1572年新星的文章为弟谷全文收录在Progymnasmata中。
[34]1577年彗星的研究见C.Doris Hellman，The Comet of 1577：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N.Y.，Columbia University，1944，其中第三章专门研究弟谷的工作。
[35]C.D.Hellman，op.cit.，p.122.
[36]Dasypodius关于天文学的工作由W.Schmidt作了研究；刊于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8（1898），175-94.
[37]Rasch的工作以Hellman前引书最为重要。在她的书里，Hellman对现在不易见到的Rasch的文字作了大量的征引，见上引Hellman的书，pp.272-97。
[38]前引Hellman，第八章。
[39]Opera omnia，8，671-2。
[40]Opera omnia，6，290。
[41]亚氏的理论最方便的介绍是E.J.Dijksterhuis，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第一部Ⅱ-E，虽然C.Gillispie称之谓“教科书式的叙述”（见Edge of Objectivity 1990年版序）。
[42]《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十，世界书局印本，2069页。
[43]《春秋左传》，十三经注疏本，48卷，15页反面。
[44]语出自《哈姆雷特》Act I.Sc.V，11.191-2，Folger Lib.本，Louis B.Wright主编，因莎剧与所论年代约略同时，戏以为用。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哈姆雷特口中说出的这句话，多少有些“时代精神”。
[45]案英文之构词，“Astronomy”意为“星辰命名”，最早在13世纪出现于英文之中，而“Astrology”意为“关于星辰的学说或学问”，此两词皆出于希腊辞源。更细致的辞源学研究还表明Astronomy的后半部来自nemein，意为“排布”，这两个词引入英文后，有一段时间意义含混，又有一段时间意义正和其辞源以及现今意义相反。参见例如，John Ayto，Word Origins，New York，Arcade，1990，p.41.
[46]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墨经·经上》第21“力刑之所以奋也”即牛顿第二定律f=ma，《经下》第16-23“几乎就是几何光学”，特别是Snell定理，见谭戒甫，《墨经发微》，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65页和143—58页。细看上下文和当时的整个时代关于自然的知识水准，似难以接受这种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