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试图研究中国士大夫、官僚和天文从业人员对11世纪上半期一系列异常天象的反应和接纳。

对天象、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关注和巨大兴趣，中外皆然。事实上，16世纪后半及17世纪初的一系列天象异常，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意义正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而这些天象与后来科学的演进之间的关系也已大体明了。以这一思路考察中国古代的发展，即很自然地会注意到11世纪上半叶的情形。

和16世纪后半一样，11世纪上半也以异常天象集中而引人注目。1006年有“客星”出，“煌煌然可以鉴物”；30年代有流星雨，百千小星，奔驰夜空；1054年有著名的至和新星；1066年有大彗星——后来知道就是六百多年后哈雷观察到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彗星。当时中国正值北宋真、仁时代，社会升平，“海内晏然”，因此议论记录也就比较丰富，使得我们有机会了解当时人大概的想法。

所谓“当时人”，只是指学者，或更准确地说是指“读书人”。因为除去这一阶层之外，其他阶层人士纵有想法也因为史料局限而不能为我们所了解了。这种“读书人”，在位的即是官僚，不在位的或可泛称“士大夫”。唯尚有少数在官家天文观象台供职的专业人员，因其报告间或被史籍抄录，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意见议论。(https://www.daowen.com)

这些议论的中心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异常”，或者说在于讨论这些“异常”，究竟是什么意思？于人、于国有什么影响？理解和讨论当然不是凭空做出的，其基础，其出发点，其解释框架，其判断和逻辑，无一不深深植根于当时的文化。这种解释，这种先以为“异”而终不以为“异”，就是一个文化对于新现象的接纳和消化，文化也因之发展。这样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格局较大，或能发人所未发。

历史研究之不同于他种研究，又常在于其注意事件随时间流逝的演变。孤立事件在历史研究中是没有意义的。事件的后续延伸部分自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讨论约略贯穿六十年，希冀由此多少窥见事件演变的脉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