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景德客星的争论
1006年暮春，北宋司天人员观察到一颗“客星”[1]，最早的记录似乎是4月3日，但5月6日，5月30日以及其他一些观察记录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参较朝鲜、日本和阿拉伯的古籍，这一现象也得到验证。据《宋史》说，这颗星“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有的史籍更描写了其变化的情形：“……初更，见大星色黄，出库提骑官西，渐渐光明……后益润泽……”。由此看来，这颗星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
中国古代诸王朝一直把研究天文悬为厉禁。但是，异星在天，不容置疑，再有厉禁，也不能一手尽掩人耳目，尽绝人口舌。所以中外纷纷，用《宋史》中比较委婉的说法是“颇惑其事”。这样，一个正统的解释即成为急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解释迟迟未见，似乎朝野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的确，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宋代君臣都需要有一个调整和准备的过程。
司天监首当其冲。当时司天监从业人员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主要管授历，另一组则司“天异”，各司其职，多不相兼混。春官正周克明是后一组中的重要人物。“天异”出现时，他恰巧不在。“及还，亟请对。言‘臣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是德星也。……’”[2]这一解释后来被肯定下来。
解释的依据则是星的颜色和光芒形状。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看，如果这一客星果然是一颗新星或超新星的话，其“光芒形状”当很难看出。但即使以中国传统的观星理论来看，这样的星也可以是“大凶”：“周伯，大而黄，煌煌然。见其国兵起，若有丧，天下饥，众庶流亡去其乡”。而克明所引的《荆州占》[3]也说客星出氐黄白色主“木器布帛倍价”，“麻麦牛羊贵”。所以克明的解释至少不是唯一可采用的。
那么这一解释为什么又事实上被采用了呢？不到五十年后就有人指出[4]，是因为当时北宋的整个形势与此一解释相合：“时方朝野多欢，六合平定，銮舆澶渊凯旋，方域富足，赋敛无横，宜此星之见也。”看来周克明是参较尘世中的事，“倒推”出“德星”或“所见之国大昌”之说的。而保证了北宋以后“百年无事”的宋辽澶渊之盟，正是这种解释的出发点和归宿。
可是也有人于澶渊之盟耿耿于怀。王钦若时知枢密院事，是主持军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在澶渊无尺寸之功，物议籍之。真宗皇帝在王钦若的反复劝说下，也对澶渊的胜利和价值发生了怀疑。王钦若遂进一步劝真宗以人力逼“天书”，夸示天下。所谓“天书”，就是“天”写给皇帝的信。理论上说，“天书”和瑞星一样，都是上天向皇帝传达消息，只是前者比后者更直接，而且不需要任何解释，任何人都可以读懂而已。
但天书从何而来？连真宗皇帝都困惑了。王钦若遂献计曰“可以人力为之”。只要人力顺应形势造一份出来，而“人主崇信不疑”，即能“与天瑞无异”。真宗尚自游移，复按于王旦，旦曰“神道设教”，没什么不可以，计遂定。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举国若狂。(https://www.daowen.com)
天书和景德客星的关系未见于史册。但以其内容、时间、形式来看，多少有些相通。其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并得到皇帝本人的赞同。
即便如此，与这一提法相反对的意见也有所闻，而且愈变愈强。先是，星异初起，人人争颂圣德之时，“知杂御史王济乘间言于上曰：瑞星实符圣德。然唐太宗以家给人足，丰年为上瑞……”[5]。
接着一个在外地主管税收的官吏张知白也上书皇帝，对“瑞星”的解释提出煞风景的意见[6]。他列举了他认为急需办理的若干政务后说：“陛下诚能实兹数事，虽休勿休，则瑞星不出，臣也贺鸿祚无穷而青史有光矣。苟异于是，则瑞星虽出，臣也不敢同众人之贺矣。”照他看来，瑞星实在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善言古者必有证于今，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真正的落脚点当然是“今”，是“人”。
在皇帝的文学侍臣里，反对意见似乎更为尖锐，并且直指天书。首先是两代帝师孙奭[7]，直言拜上：“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图龙阁学士戚纶[8]，借斥责“流俗之人”，直指天书是“托国朝之嘉瑞，寝生幻惑之狂图，或诈托于神灵，或伪形于木石……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真可以叫做“以天书骂天书”了。
真宗皇帝倒也有雅量，对王济、孙奭、张知白、戚纶等人的言论，均称“嘉纳之”，但同时对天书嘉瑞也供奉如仪。直到他去世，天书才一同埋入皇陵。公开的解释是，天书应为真宗皇帝所专有。但有宋朝真宗以下十二个皇帝，没有一个人再收到过天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