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以实不以文”：应在人事上下功夫
综观全局，真宗一朝崇信天瑞，实在有五代遗风。从我们现在的角度考察，荒诞迷离至于可笑。但在当时，事情未必如斯明白易见。谶纬五行已行数百年，其影响至深。但另外一方面，谶纬之说也有本质上的困难：影响说得太清楚具体，则常不能应验，人即见其伪；说得过于含混一般，则人不知其所云，则见其滥。真宗朝时，学者已有留意这一问题。
就在景德客星出现的同一年，张景写道：[9]“仲尼没，微言绝。学者殊涂异轨，各骋智辩。历春秋逮战国秦汉之世，天地日月星辰多灾变而兴妖，是故学洪范及春秋者以言灾异多为能……凡灾异之起，又以时事配之，多非其义，皆失圣人之意。”宋代初年的“洪范学”，最后引出的结论，不在天，不在神怪瑞异，而“皆人事之常”也，“皆出乎圣人者也”。这是力图用人世人事来解释，用常识常理来判断，而不妄自揣测，作无稽谈。
仁宗亲政第二年，“司天监言含誉星见东北方，其色黄白，上有光芒长二尺”。但这颗星没有像三十年前那样引起轰动。当时的普遍反应似乎是“观者皆以谓彗云”。[10]
1037年初夏，仁宗得皇子，旋夭。十几天后，又有芝生于殿柱。上自制诗，儒臣并为赋颂以献。但韩琦谏，以为当特重灾异，因为“一政教之间，思所未至者，随其变而应之”。他希望仁宗“日谨一日，……则昊穹降鉴，答陛下寅畏之心，……永获上瑞之报也。”
在当时人看来，“芝”是天瑞，与客星无异，故综而述之。从仁宗朝最初的几件事看，葬天书，论含誉星，柱见灵芝，官僚士大夫对于天瑞的态度还不太明朗，可是皇帝的态度已从“崇信不疑”变得比较开放，这为日后论争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
论争的机会随即到来。1037年秋七月戊申，“有星数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东壁没，光烛地，久之不散，已而黑气长丈余，出毕宿下”[11]。以后陆续还有小“异”，十月初，仁宗命开寺观为人祈福，宋祁言“此非所以应天也”。这个宋祁，就是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尚书。(https://www.daowen.com)
十一月，忻、代、并三州地震。在当时人看来，1037年实在是个坏年头。星流地震，天地不宁。为什么呢？朝臣一系列的讨论均被史官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意见。
首先是右司谏韩琦[12]：“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先儒之大议也。”天变是怎么产生的呢？对韩琦说来，是因为人事：“盖人事之已形，致天变之嗣发，其犹影响，谅非徒然。”他认为是政事仍有疏忽，导致了天变的产生。十几天后，再上书，以言未尽也。他再举历史上帝王祈禳之法，重申“应天以实不以文”，反对仁宗在大庆殿开道场祈天。
仁宗当即的反应是修正了对以言事得罪贬出的范、余诸人的处分。接着直史馆叶清臣上书，认为变异是皇上的责任：“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之事。接着，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苏舜钦上书，提出他对灾异天变的解释：“天人之应，古今之鉴，大可恐惧。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积阴郁不和之气，上动于天，天于是为下变异以警戒之。”再后，张方平上书，重复了朝臣全体一再重申的意见：“臣闻上天无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应天以实。是故考政者必求于天端，弭灾者必推于人事，天人之际，其应甚明。”[13]
这些朝臣的反复争谏，以及仁宗自幼从正统儒家学者那儿所受的教育，对于仁宗的想法的影响清晰可见。1038年夏，司天监算出后年（1040）正月朔日日食，请移闰。仁宗答曰：“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许。[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