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历史学的结论“其可知者，人而已。”
1037至1038年间的讨论，虽然参加者都是朝臣命官，但因为“党争”，当时的思想界领袖人物并没有发言的机会：范仲淹在饶州，欧阳修在夷陵，山川阻隔。意见的倾向主旨甚明白：天人相应，皇帝应修人事以应天。但是对于那些对中国传统正学研究更深、素养更厚的学者说来，还要前进一步。1034年石介写的《怪说》，[15]实在是这一派意见的最先表现：“夫人君见一日蚀，一星缩，……则能知其为天地之怪也，乃避寝，减膳，徹乐，恐惧责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则反不知其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愈可怪也。”这是说天变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人道不修；君臣父子，道德礼乐，这才是正题。现在人们抛弃了正题去谈日蚀星缩，这才是真正可怪的事。
不久，范仲淹回朝廷。他几乎马上提出了他对天异的见解[16]：“臣观自古国家皆有灾异，但盛德善政及于天下，人不敢怨叛，则虽有灾异而无祸变也。”他的说法和石介是一脉相承的。灾异朝朝都有，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有时有祸有时无祸呢？是因为“盛德善政”使得人“不敢怨叛”。灾异和人事之间孰重孰轻渐次分明了。
他们的这种说法，于中国传统确有根据。“天道远，人道迩”，是为《春秋》里就有的教条。[17]石介后来引述春秋史记，得出结论说：“天道至远，不可得而知。后世孰推步之术，案交会之度而求之，亦已难矣。”天道高远，杳不可求；人道近切，切实可行。舍可行而求诸不可求，不亦惑耶！这种论证明白易见，说服力自然很强。
1053年，欧阳修写完了他的《五代史记》。他之不满于薛史而更作之，是因为他有议论要发。他认为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全书主旨，据作者所说，“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那天变瑞异应该怎么看呢？作者回答说：“至于三辰五星常动而不息，不能无盈缩差忒之变，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为常者，有司之事也。”换言之，这些具体问题，应该交给相关专业人员去研究，不能以常情去揣符。
他在叙述历史中，不时稽核于天象，发现两者并无可见的关联。兹举数例以明其统。先谓王氏：“予读《蜀书》，……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其国，异哉！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再说庄宗：“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18](https://www.daowen.com)
以历史，以天下治乱，以综观全局的规模来考察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虽曰天命，岂非人事”。这个结论较之前引韩琦、宋祁又进了一步。“人事”“天命”不再像先前那样被平行地强调，历史教训不再像先前那样只作为一些例子被援引。对欧阳修或11世纪中叶占主流地位的士大夫说来，“人事”先于“天命”，是对整个历史的有系统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又是对古代哲学家“本意”的追寻中体会出来的。
然则摒天地鬼神之说，毁天人响应之论欤？欧阳修认为这也不合于圣人之道。[19]他考察了“自尧、舜、三代以来”的历史，认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两者不可偏废。“然则天果与人乎？果不与乎？曰：天，吾不知，质诸圣人之言可也。……圣人……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则因其著于物者以测之。……其果与于人乎？不与于人乎？则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遵而远之；以其与人无所异也，则修吾人事而已。”
他在另一处以几乎相同的文字总结了这一看法：“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