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对哥白尼的研究
《哥白尼革命》[23]一书，如前所述，是由课程教学材料发展起来的，自然就有很重的教科书的味道。全书七章，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性附录，处理天文学中采用的一些技术和算法，因为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实为理解哥白尼的工作所必需。
《哥白尼革命》附题为“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即把本书主题扩充到“西方思想发展”的大框架之中。留意前述库恩写作时先后问世的几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史学著作，如A.O.Lovejoy，H.Butterfield和A.R.Hall的写作方法和考查问题的角度，可知库恩的做法实在是这一潮流的自然演进。全书七章中，四章叙述哥白尼之前的行星天文学，占全书篇幅一半之多。第一章介绍古代宇宙论，从原始宇宙论中的苍穹观念（4—5页），到希腊“科学宇宙论”中的“双球宇宙”学说（27页前后），到太阳在该宇宙体系中的运动情形（33页），洋洋洒洒，意在使读者对于哥白尼前的宇宙理论有一充分的了解。其所叙内容，则几乎全是科学史常识，唯“双球宇宙”，即以人为一圈的内层和以星为一圈的外层的双球型的宇宙模型，为库恩所心爱，特设专名以引起注意。第二章承第一章余绪，进一步介绍行星理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哥白尼天文学实在是一行星理论，其对太阳的种种议论均在与行星的关系方面，所以对于行星运动前史的了解自然也很重要。本章从“视运动”概念谈起，迭经圆轨道，本轮均轮系统，偏心轮等技术手段的讨论，完成了对托勒密天文学行星理论的概述。
古代这些关于天文的研究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库恩所要极力阐发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如他在前言中所说，重复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应当是很无聊的。库恩在这一段为大家所熟知的科学史中，看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库恩指出，古天文学知识，尤其是以“双球宇宙”为名的天文学是一个概念系统，一种理论，是“人类想像的产物”（36页），“源于观察而又超越观察”。事实上和传统的或者直觉的想法相反，科学谈论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解。一方面，科学的内容确实是关于我们厕身其间的宇宙万物的；另一方面，科学又是人对于这种外在世界的理解，因而又是人脑的创作。最初明白系统地指出这种“既非客观存在，又非主观臆造”的概念的，是英国哲学家K.Popper[24]。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他对库恩观念的影响。
“双球宇宙”的理论即是这样一种概念体系。它提供了一个研究者可以方便使用的框架，把纷乱杂陈的观察归纳到了一个有序的结构之中，从而大大简化了关于宇宙的描述，这是这一理论在“逻辑上”的存在意义。从简单性原则来看，“双球宇宙”实在是很成功的。它提供了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理解，一种世界观，按库恩的说法，这是这一理论在“心理上”存在的意义（39页）。当人们从逻辑上能够“解释”，从心理上能够“理解”日月星辰升降隐现，他们就愿意用这一概念构架来考虑问题，作出进一步的预测。哥伦布对地球为球形的信念，库恩认为（40—41页），就是这种概念体系富有成效的一个好例子。
所以这种概念体系就成了一种“信念”。但是科学既非纯主观的臆造，自然还受制于客观的自然界，其中的连接点正在观察，尤其是对科学所预期的事实的观察。预言有而果然有，则理论为“真”，反则反之。此即所谓“证伪”，其论甚明。但库恩认为（75—76页）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科学史上，未见如此单纯的事；在技术上，也不可能做到如此清晰决断，因为“观察从未在绝对的意义上与一概念体系不合”。
比如说托勒密的日心说，一方面在其存在、并被利用为基本的解释框架的一千多年中，不断地与观察数据发生或小或大的冲突，一方面又经历不断的、或小或大的修改使之与观察更加一致。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家并没有立即抛弃旧有的托勒密体系。事实上，他们在这一体系中坚持工作了一千多年，进行了各种各样精巧的修补和改建。那么，库恩问道（76页）：
是什么把时而显现的偏差与不合变成了无可规避的冲突的呢？被一代人怀着敬意称道为精深宏大、气象万千的概念体系怎么到了后代眼里就变得含混晦涩、繁琐愚拙了呢？为什么科学家有时无视种种理论和观察的不一致而坚持一种理论，有时又转而放弃他们所坚持的理论呢？
库恩说这就是剖析科学信念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即一个运作顺畅的概念体系如何被替换的问题。“这一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科学革命的逻辑结构（75页）。”
库恩写下这些问题的时间当在1956年夏天，时年34岁。他接着写到，他要用下面两章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个年轻人显然没有想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五年后还要再专门写一本书；在他今后的生涯里，还要再写十多篇论文作进一步讨论。他当然更不会想到，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个问题将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他当时的想法是，这种概念体系的替代变更，应该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他进而考查导致哥白尼革命的非技术性的、非天文学的，甚至非关科学方面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当然是首先要考查的一大流源。在第三章里，库恩介绍了亚氏“物理学”的主要概念。亚氏的“物理学”大略同于今日的“非生命科学”[25]，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物质生成，物体运动，都在其视野之内。而亚氏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包罗这纷繁万象世界，给出统一解释的大体系。这一出发点与托勒密的描述性的理论不同。为了“解释”，亚里士多德构造了世界赖以建立的要素：对于宇宙整体而言，是一种后来被称作“以太”的无所不在的东西；对于我们人类厕身其间的现实世界，或者依亚氏所说“月下界”，则是水土气火四大要素。宇宙中没有“空”的地方，因为“自然厌恶真空”。日月星辰也非悬浮在空中，而是镶嵌在一套同心球上。对于“月上”即天体，和“月下”即地球表面附近的物体，各有一套原则约束规范其运动。要而言之，“月上”为圆周运动，于是永恒，无所谓开始，也没有终点；“月下”万物的自发运动，在于寻找其自然位置。于是轻者自浮，冉冉上升，云、气是也；浊者自沉，訇然下坠，石块泥土是也。“月下”的理论当然不能用于“月上”，反之亦然。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另一个角度，在不太精确的意义上或者可以称作从力学或物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对行星运动的解释。这种解释日后同基督教的教义相结合，构成了以后一、两千年西方思想界对宇宙理解的正统概念系统。
库恩多次说起阅读亚里士多德是他关于科学发展史观念形成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在《哥白尼革命》的写作中，这一影响已经可见端倪。在稍后关于科学革命结构的讨论中，我们还有机会进一步考查这一问题。
远古思想、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构成了哥白尼以前的关于天体运动的三大流源。尽管内部不尽自洽，尽管与观察时见冲突，这一理论体系稳稳地持续了十五、六个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前后，一些直接导向哥白尼革命的因素才出现，这些因素构成了库恩的第四章，也是叙述哥白尼工作前的最后一章，照库恩的写法，革命临近了。
库恩认为这些前导因素可以分三个方面考察：宗教方面的、学术方面的和天文学技术方面的。
对于早期基督教教义说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个异端。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地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以赛亚书》，40：22，中文用“神”版），明显与亚氏对宇宙的描述不同。但经过长期演化，到了11、12世纪，亚氏的理论又被采纳为正统，最明显的例证是St.Thomas Aquinas（1225—74）在他的《神学大全》中明白引入了对《圣经》的非章句解，即以《圣经》为启示性文字，并不能作逐字逐句、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解释。这样，尽管在细节上亚里士多德与《圣经》还有不合甚至牴牾，其间根本的冲突终于得到了化解。所以古希腊特别是亚氏的学说，在哥白尼革命前的两三个世纪里，颇是流传。
这种流传一方面使人有机会了解古代学术，一方面也使得古代学术有机会受当时学者的批评质疑。这种学术上的质疑，库恩列为前导因素的第二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巴黎学派的N.Oresme。对于哥白尼革命最有意义的，是Oresme关于运动的相对性的论述。Oresme举了很多例子，强有力地说明，没有任何论证，逻辑上的也好，《圣经》上的也好，物理上的也好，可以断然判定地球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这就为哥白尼地动说扫除了障碍。
在讨论这两方面的前导因素时，库恩常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问题。这样做法的好处是视野开阔，尤其是对初学者说来，容易建立一套完整的历史演变图景，从本书的副标题看，这似乎也是库恩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库恩在本书写作时，当颇留意西洋思想通史。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书评，证实了这一推断。
在为H.Dingle著The Scientific Adventure写的书评里[26]，库恩讨论了作者对科学革命，尤其是哥白尼革命的处理，颇多称道。“但是”，库恩紧接着写道，这种讨论“过于琐碎，过多地征引佚事，过分注意科学发现本身，而对当时并存的其他科学概念体系和实验所产生的相互作用留意不够，因此未能提供科学思想发展模式的真实情形”。在另一篇书评中，库恩提到这一类的科学史或思想史书籍，应能同时兼顾西方传统的“延续和多样”。参照他对哥白尼革命的直接起因的处理，可以看出他正在艰苦地探求一条能达到这样高的标准的路。
采用这一写法的同时，也发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既然强调历史流源，强调重视整个历史演进而不是“发现本身”，这种关于前导因素的讨论就好像又变成了历史背景的叙述，而不是库恩先前所称的“直接的、有因果联系的”（83页）因素了。为此，库恩又回到天文学本身。
在以“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为小标题的一段中，库恩提到了德国人Georg Peuerbach（1423—61）和他的学生Johannes Müller（1436—76），但马上转入了作为时代大发现的葡萄牙航海以及稍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标题下最大部分的文字是介绍5世纪学者Proclus及其他“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学者。最后归结到哥白尼，认为“新柏拉图主义可能对哥白尼关于以太阳为中心的新体系的构想有所帮助”，并且进一步断言“新柏拉图主义在哥白尼关于太阳和数学简单性的考虑中是显然可见的”（均在131页）。
和前面三章相比，讨论哥白尼革命的“直接原因”的第四章显得无力得多。作者多次声称要考察“直接的、有因果联系的”前导因素，却又一再回到整个西洋思想史的背景与流源的一般性介绍上。细看当时科学史的研究状况，可以知道这一明显的薄弱环节并不是作者写作上或材料剪裁上的简单失误。在库恩撰写《哥白尼革命》一书时，关于哥白尼走向他新学说的历史过程即“年代表”已经为史家所掌握，但导向这新学说的思想史过程，即这一发现的具体细致的发展，哥白尼由哪些问题入手，其间利用过哪些考察方法，哪些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途径，均因史料匮乏而暂付之阙如。作为以史料分析为出发点的研究者，库恩自难为无米之炊。
讨论哥白尼工作的第五章本质上是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前十小节的评述，长达50页。首先是哥白尼的献词和前言，库恩用以分析哥白尼提出他的新体系的动机。因为科学史的研究表明，哥白尼考虑他的新体系时，即16世纪的前三四十年里，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把托勒密体系逼向绝境的事情发生。哥白尼决定对托勒密体系做根本修改，是因为十三个世纪以来对托勒密体系的修正未能奏效，“一个富于洞察力的天文学家自然会对在同一体系里的进一步修补努力能否切实成功感到毫无把握”（140页）。所以哥白尼的工作，并非起于某一项具体观察的结果，也非是某一个因素的作用。当这种对进一步修补的成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杳渺无据的时候，当我们前一章所描写的科学和哲学的“大气候”达到了这一关键的转折点时，哥白尼即觉悟到新体系为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库恩接下来逐段讨论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一部的前十章。案《天体运行论》共六部，第一部为其引言和理论依据。库恩把他的研究限制在这一部分里，一是因为这一部分与他的主题关系最大，一是因为对其他的五个部分的研究在当时还未展开。
库恩注意到，并且在所引的哥白尼原文中也着意指出毕达哥拉斯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例如141，142，145—46，149页）。这种影响可以在第一小节“宇宙是圆球形的”，第二小节“地球是圆球形的”和第四小节“天体运动是匀速的、永恒的，循圆弧形或组合圆弧形轨道”的论证中看出来。但是，这种以圆为完美几何图形的观念固然是毕氏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典型议论，却不为他们所专有。亚里士多德阐述天体的运动也循相同的论证途径。所以库恩写到，直至第四小节，“哥白尼的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或经院哲学式的，并未与传统宇宙论明显不同。”（148页）从第五小节起到第九小节，哥白尼提出了地球的运动。他的论证程序是这样的：既然星辰运动已是大家所共见的，而这种运动只能用或者是天穹运动而地球不动，或者是地球运动而天穹不动两者之一来解释，而“正是天穹包罗万物，那么为什么运动不应该是被包含者〔指地球〕的运动而反而是包罗万象的包含者的运动呢？”哥白尼进而援引毕达哥拉斯派学者Heraclides和Ecphantus来支持他的看法。哥白尼接着推进他的论证：(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既然地球运动，它即不可能在宇宙的中心，因为所谓中心当是不动的。地球与各行星之间的距离也常在变化。如果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即可为行星的运动及其种种变化提出一个“合理的原因”。哥白尼接着援引了Philolus，同样也是一个毕达哥拉斯派学者，来支持他的看法。
这种论证方式在今天受现代科学教育的读者看来自然是难以置信的。哥白尼的论证当然也不止于此，在他的《天体运行论》的后几部里，他还要从数学上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这并不是说上面引述的那些论证就不重要了。在哥白尼的时代，它们的重要性不亚于后面的数学讨论。对于西洋思想界的震撼，甚至更多地来自这样的论证而不是数学。但是，要不是后面的数学论证，哥白尼的学说充其量不过是古人猜想的一个16世纪再版，“如果哥白尼讨论宇宙论的部分（即第一部）单独出版的话”，库恩非常正确地指出，“哥白尼革命就不会，也不应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184页）。
根据哥白尼的构想，太阳独居宇宙中心，地球绕日运行，年复一年，而太阳也因此出现在不同的恒星背景上。如果有任何星体相对于恒星背景离我们地球较近的话，我们地球上的观察者也会看见，或更严格地说，也能通过精密的仪器观察到它们在恒星背景上的位移。这种位移天文学上叫周年视差，虽说这一现象在哥白尼时代从未被观察到。对于行星说来，哥白尼理论要直观得多。利用运动叠加，即使是对天文学没有什么了解的人，只要记住相加的法则，都可以明白地解释困惑了天文学家多年，逼使托勒密学派采用复杂的本轮均轮系统的现象，尤其是逆行、留，和内行星的大距。
对哥白尼著作的其他部分的考察需要更多的数学和天文学的专门知识，库恩于是转向对哥白尼工作的总评。“因为他是第一个基于地球运动探讨天文学的人，哥白尼常被称为第一个现代天文学家。但是，正如《天体运行论》行文所显示的，说他是托勒密天文学的最后一个传人也同样令人信服”（181页）。的确，如果从哥白尼考虑问题的角度、论证的方式和他所追求的解答来看，他的工作是和托勒密一脉相承的。这样看来，与通常印象不一样，哥白尼不是一个摧毁旧的，创造新的的革命家；他更是新旧两个传统的联结环节。这正是库恩所要着力说明的（182页）：
要问哥白尼的工作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就好像要问一条道路上的转弯弧段是属于转弯前的那段直路还是转弯后的那段直路。从转弯的地方看，前后两个路段都可见。可是从转弯前面的那段路向转弯处看，路似乎先是平直地伸展出去然后即消失了，而转弯处正是这段直路的最后一点。如果从转弯以后的路来看，路是从转弯处开始的，并且开始以后一直是平直的。转弯弧段既分别属于前后两个路段，又不属于任何一段。
这就叫转折点。这是库恩对哥白尼革命的一个基本评价。哥白尼是在一个大的概念体系中作了一点小改进，但这小改进引发了以后一个世纪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为革命。“《天体运行论》的意义并不主要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使得别人说出了些什么”（135页）。
库恩接下来花了一章，即第六章，探讨哥白尼让“别人说出了些什么”。和讨论导向哥白尼革命的诸因素和传统的四章洋洋洒洒的文字相比，这似乎单薄了一些。但哥白尼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库恩行将讨论的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已为一般人所熟知，而真正细致的研究又为主题和篇幅所不容，库恩的这一处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谷（1546—1601）为16世纪提供了最完整、最精密的观察资料。现在的天文学史家常称他为望远镜使用以前天文观察的顶峰。他在丹麦的观象台，有皇室的赞助，设施地点为一时之冠。但是在他的长达几四十年的工作中，他没有观察到周年视差。根据哥白尼的理论，如果地球绕日运行，应该可以观察到这种较近的天体在较远的恒星背景上的以年为单位的周期性位移。既然没有观察到这种位移，第谷即觉得哥白尼方案率难接受。他重新提出了一个“在几何上与哥白尼体系相同的”体系（205页），所不同的是地球回到了宇宙的中心并不再运动。
第谷的贡献是他的模型使得哥白尼学说受到了广泛的注意。特别是他的模型与亚里士多德的“天球”即天体镶嵌其上，赖以运行的透明实物球体的概念明显冲突，因而把哥白尼的理论中所隐含的物理的或力学的革命因素凸显出来了。到1572年以后，他对新星的观察，特别是1577年对彗星的观察向亚氏的“月上”“月下”分野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哥白尼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天文学观察和理论所引进的新发现和新发明，不论是哥白尼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做出的，都在某种意义上为哥白尼理论提供了例证”（208页）。
第谷的学生开普勒（1571—1630）利用第谷留下的完整而且精密的观察资料，以哥白尼模型为框架重算了行星运动的主要参数。他发现哥白尼模型内蕴含了令人惊异的数学和谐。包括地球在内的当时已知的六颗行星，其轨道所在的大球以从“宇宙的中心”太阳向外伸展的次序，依次内切或外接正方体、正四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和正八面体。从几何上看，只有这五种正多面体为可能，所以应当有六颗而不是五颗行星，所以地球也只可能是一颗行星。他进而发展了“宇宙和谐”理论，建立了他的三个关于行星运动的定律。这些定律的真实性或真理性由第谷的观察资料和它们所显示的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数学和谐观念的一致性支持。
与开普勒同时有伽利略（1564—1642）的工作。开普勒的兴趣和成果在于用数学或神秘的和谐理论整理第谷的工作，寻出其中“真的原因”，他认为他在他的“宇宙和谐”里找到了这种原因。伽利略则更注重天文学和“物理的”原因。他第一个使用望远镜，看见了木星的卫星系统。——这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哥白尼太阳系。他观察了金星，看见了金星的位相变化——这是哥白尼在《运行论》（I，10）里预言过的。这是对哥白尼体系的第一个直接证明。至此，哥白尼学说不再以假说的面目出现，而成为天文学中一个与旧理论竞争其生存权利的新理论。这一竞争在以后一个世纪里渐次完成——
对地心说的信仰先是神经正常的一个标志，后来变为僵强固执的保守主义的标志，再变为非同一般的孤陋寡闻的标志，最后成为疯狂盲目的信仰主义的标志（227页）。
在17世纪中叶，重要的天文学家里即很少有人怀疑哥白尼学说了；到17世纪末，没有一个天文学家还执著于托勒密了。
哥白尼学说在17世纪的发展还有另外一个，或者可以不太恰当地称为“物理的”层面。库恩在第七章也是最后一章考察这一层面。开普勒为哥白尼理论体系找出的数字学的神秘原因并未能说明天体为什么是这样运动的，他只说明上帝为什么是这样安排的。从伽利略、尤其是笛卡尔起，追寻天体运动的“机制”成了17世纪科学的一大潮流。英国的T.Digges提出了无限宇宙的概念，笛卡尔提出了涡旋理论，胡克（Hooke）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最后牛顿建立了力学。比及牛顿工作的完备形式刊行时，正恰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问世的145周年。
库恩对哥白尼理论以后的发展当颇为留意。在撰写《哥白尼革命》一书的同时，他细读了不少关于“物理”发展，即探求上面所说的哥白尼理论的物理学原因的书籍。在《哥白尼革命》写作的同年，他对于A.Koyre的《开普勒至牛顿落体问题文献史》一文的书评发表在Isis上[27]。细看这一篇书评，很容易发现它的论述与《哥白尼革命》是平行的。以1600年为分界线，16世纪的研究被称为是“第一阶段”，其主要的论证集中在重物的直线下坠的解释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关于地球中心以及静止不动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重物竖直下落，并落回它们被抛起来的那一点。如果地球运动，例如从西向东，重物落下时应该较其被抛起的地点偏西。N.Oresme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重物“也可能”落回原地。Oresme的这一论证，库恩说，被哥白尼在他的著作中引用。1600年以后的第二阶段，开普勒、费马、伽利略、Bullialdus、Borelli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研究，直到1679年胡克和牛顿的关于万有引力和自由落体的通信。库恩在这儿看见了哥白尼革命的真正进程——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使得别人说出了什么。
稍微前一两年，库恩还一连发表了另外两篇书评[28]，评述五本讨论笛卡尔的专著。连同他在书评中征引的其他专著，所涉及的书在十部以上。这显然不是蜻蜓点水式的研究所能做到的。在对英国研究者J.F.Scott的工作的评论中，他还援引了十年前发表的一篇法文论文。在评论中，库恩特别强调历史学研究和哲学的结合。事实上，他正是从历史和哲学两个角度去评价这些书的。
再前，我们还看见他对A.R.Hall《17世纪的弹道学》一书的评论[29]。弹道学，或者狭义地说对抛射体路径的研究，和落体问题一样是17世纪物理学的一个大问题。在援引皇家学会诸成员的研究同时，Hall还讨论了伽利略和以前的Tartaglia的工作。书评中，库恩引用了E.J.Dijksterhuis的《世界图景》一书，该书当时还没有英译本，显示了库恩的阅读范围和对第二手文献的鉴赏能力。
与此差不多同时的是库恩对伽利略《两大世界体系》的钻研[30]。他对这本书的两个译本都有评论。这两个译本都出自名家之手：一是加拿大学者S.Drake的全译本，爱因斯坦为之作序；一是T.Salusbury的改写本，Giorgio de Santillana注释并做历史背景介绍。被爱因斯坦[31]称为“对于每一个对西方文化史及其在政治经济发展上的影响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知识的宝库”的《世界体系》是对哥白尼学说的最重要的发挥之一，也是科学史上少数几本经典著作之一。库恩对它的研究明显地反映在《哥白尼革命》的最后一章里。
综观全书，库恩努力在历史的进程中描述和解释哥白尼革命的意图甚为明显。库恩引入了西方思想发展的源流，并以对此源流的分析作为整个事件的背景。他力图考察纷繁众多的历史因素，并称他自己的这种方式为“多元化”的考察。这是他在本书序言中就说明的（ⅶ页）。但是这种考察时常陷入困难。比如在相当细致地介绍了N.Oresme关于运动和重物下落的非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之后，作者必须承认，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哥白尼是否真正读过Oresme（144页）。整个哥白尼革命与事件发生前的历史事件的联系只能说是“他想必总知道一些他们的（案指Oresme或类似学者的）工作”，或者“他可能至少听说过这些非常有影响的学说……”在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点上作者之所以深感无力，是由于纯科学史研究并没有能提供可资分析的资料。
另一方面，库恩在同时间的另一篇书评中也提到[32]，过分细致的史料追寻和分析可能会使文章显得“零散”，他又怕史料罗列会使读者觉得“炫耀细节过分而分析解释不足”。库恩在这儿所谈论的，正是困扰每一个历史学作者的问题：究竟如何把历史陈述与相关分析安排在他们的著作里？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史”“论”究竟如何结合？
尽管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者都声称他们的研究是基于科学史进程、事件或者事实的，他们对如何处理这些素材的见解却是很不一样的。M.S.Mahoney教授曾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C.G.Hempel走进办公室看见Mahoney，随口问他一段科学史是不是如此如此的。当Mahoney告诉他“不是”时，Hempel教授说：“啊，那我得另找一个例子。”
从科学史家的角度看，Hempel的态度简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挑选史实，是不可容忍的随意性。他们认为，任何对历史的分析应当是从总体出发的，谈论一个孤立事件是没有意义的。从科学哲学的研究者的角度看，这正是他们对纷繁的历史事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因为历史如此复杂，不可能要求每一事件都能恰当地反映所有科学发展的逻辑，而科学史的研究正是要能选取适当的事件或历史片段，加以说明和发挥，使得这种本来隐蕴的逻辑得以彰显。
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一书中并没有明白表示他倾向于哪一取向。因为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其本来也起源于在哈佛的教学，书中的确介绍了不少历史材料。但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科学史界所熟知的，并不出于库恩的独创性研究。如果真要把本书的历史和哲学两个取向作一比较的话，库恩还是在后一方向上表现出较多的独创性。但这种独创性不是表现在对哥白尼革命的任何哲学判断上，也不是表现在对哥白尼方法或理论的结构分析上，而是表现在对整个历史发展，“概念体系”如何形成，这种“概念体系”如何限制和规范科学研究，使之呈现长时间的稳定，科学家们为什么有时又突然放弃一个概念体系而转适别的概念体系——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沉思之上。这种沉思并未导向，更不用说构造出任何具体结果。但是，如此明白地把这些问题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抽提出来，表达出来，无疑具有强烈的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