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以后的十几二十年间，王韬在老朋友的回忆笔记，坊间的野史杂著中，时时可见。邹弢的《三借庐笔谈》，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范烟桥的《珊瑚网》，1921年自由杂志社刊行的《松殷漫录》，以及文明书局1923年出版，不著作者的《太平天国野史》，都有提及。洪深先生尝细为考证。[3]这些作者所留意的多是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事，而之所以特为记录，则是因为王韬经历奇特，才学渊博，又能谈笑诙谐，“或能当东方朔之名”。

简又文和陈振国的《长毛状元“王韬”》在《逸经》上刊出时，距七七事变只有两天，以后自然没有后续研究。[4]至50年代中，先有罗尔纲重写了《黄畹考》，再有王惟诚的《王韬的思想》、谢无量的《王韬：清末变法之首创者及中国报导文学之先驱者》、吴雁南的《试论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稍后吕实强的《王韬评传》。[5]在日本方面有增田涉的《王韬试论》，[6]英文的有Leong Sow-theng的长篇论文。[7]与我们方才罗列的20年代的工作相比，这些文章明显地转向了王韬思想的研究，而生平考据则退至颇不重要的地位。这些作者普遍注意到王韬改革清末政治的愿望，特别是他向国人介绍的西洋的物事观念；而对王韬著作的转引利用，一时蔚为大观，竟不可与30年代相比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