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1]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柯文，《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本书的英文原著Paul A.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其实早在1974年就已问世，但真正广大中国读者留意似在此一译本出版之后，故作“晚近”之说，识者鉴之。

[3]洪深，《〈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文学》2.6（1934/6）：1033—1045。上文列举诸书，从洪著。下文“东方朔”云云见所引邹书《天南遁叟》。

[4]《逸经》33（1937）：41—45。下文说“自然没有后续研究”是指专文而言，“读者问答”之类间或有之，如周树三问王韬“究为何人”，见《大风》58（1939/12）。

[5]罗尔纲文在前引文集，时当1955年；王惟诚文出自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授，收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谢无量文载《教学与研究》1958.3：37—42；吴文在《史学月刊》1958.3：17—21；吕文稍晚，在《书与人》61（1967）：1—7。

[6]增田涉，《人文研究》17.7（1963/8）：90—100，中译见《大陆杂志》，34.2：53—57。

[7]Leong Sow-theng，Paper on China 17（1963）：101-130.

[8]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4.1：31—49；罗尔纲，《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考》，同上刊，4.2：269—295。这两篇文章又都收入文集：谢文在《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罗文在《太平天国史事记载订谬集》，北京：三联书店，1955，此文下文还要谈到。胡适的文章《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8.3：6077—6081，其附录考王韬姓名，为前引谢罗二文所用（谢在33页，罗在270—271页）。洪深文已见前注。

[9]吴静山，《王韬事绩考略》，见《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文章写于1934年，由文章引言中“王韬初名瀚，……王瀚和王（原文如此）畹是否是一个人，却还没有人考证过，”（672页）可知静山实未见上注所引诸文。

[10]稍晚于上述忻平著《王韬评传》，有南京大学张海林的同名书《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本文只讨论前者，因为后者的前三分之一是忻著的对应章节的改写，或者说是复述，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手法比较高明的抄袭。将两书稍作对比该不难得出上述结论，本文因此也不拟再作哓哓驳难。只是作者这样做的动机有时让人费解：因为历史研究实在很难为人带来名利，而宁静淡泊倒是真正写出好文章的必要条件。这样做何止是缘木求鱼，其害殆有甚焉。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升等，那升南京大学的副教授也太容易了。笔者在此提出，并非有意发难，或想摧毁某人，只是深恐此风蔓延，则无学术可言矣。

[11]如引谢兴尧《史事论丛》说“长毛状元”一名只是“友人间戏谑雅称”（68页）。查谢兴尧讨论这一问题的《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四、太平天国状元题名录”，不见这一提法；谢兴尧考王韬发表于1934年而不是1935年；罗尔纲文见于《国学季刊》4：269，而不是第一卷33页；胡适参加此一研究在罗尔纲之先而不是之后“不久”，等等。

[12]在子部小说类，1079页。

[13]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在1666页。

[15]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增田涉文章中已明白提出陈其元书的版本问题并简略地指出同治十三年初刻本与光元的续刻不同。

[16]案同治十三年八卷本分卷编页，终八卷而无1—37页之巨。前述不分卷本稍后出，刊本杂芜，不能一一。我所用的八卷本哥伦比亚大学善本库藏，惠予使用，谨此致谢。

[17]P.柯文曾留意此人，见氏著中译20—21页。

[18]James Legge即理雅各的这封信每为王韬研究者所乐用。原信录于James Legge：Missioinary and Scholar（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pp.41-43.忻著译文稍嫌粗疏，如所录最后一句“余固未见有人能及于王博士者也”，原文是“and here I could not get any one comparable to him”，雷颐译柯文书作“而在此我找不到任何人能与之比肩”（59页），显然准确得多。另外此处“王博士”在原信中作Dr.Wong，但忻著引作Wang。细看Helene原书，这个Dr.Wong是“广东来的医生”（p.126），则此Wong是否就是王韬尚非无疑（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至少有一个黄胜Wong Shing，一个黄宽Wong Foon〔他是广东人，且有医学学位〕也在左右，参见下引陈学霖的文章以及柯文书222页注1）。柯文引用时也未予考证，识此备考。又，王韬之不甚通英文，见其自述，《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196页。

[19]王韬在《火器说略·序》里说起过他和黄胜讨论翻译西书的情形。他以丁日昌曾致书询问火炮事，要黄“少为……助”。于是黄“乃出箧中西书，译有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五则，次则测量各表，附此枪说，余为之第其先后，增损裁汰之，参以管见，佐以近闻，所有论说诸条，皆系贡自鄙意……。”以此观之，翻译似乎是黄胜做的，见陈学霖，《黄胜，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之先驱》，《崇基学报》3（1964）：226—231，而“王韬帮他的，不过是文字润色而已”。吕实强的文章，在《书和人》61（1967）：473—480，在谈论王韬“编译”西学时也认为王韬“并非内行，所作不过一般性介绍”（477页）。

[20]保罗·柯文已留意此点，见其中译本48页。忻平是否仔细读过柯文，我无从判断。他的确引过柯文（43页注3），但将柯文第二篇的篇名误作书名，而所列“84页”在柯文原书中恰是一页空白，因而所引也不可解。又如柯文明白引用傅兰雅写的格致书院1896年2月11日至97年7月1日的活动报导（刊于1897年7月16日《北华捷报》，见原书3、183、279页），以及吴静山和谢无量的两篇二手资料，初定王韬死于1897年5月2日至30日之间；即使以吴、谢两研究所赖的原始资料尚非无疑，从傅兰雅《北华捷报》文至少可知王韬当死于是年6月或稍早，时当农历五月或初夏，但忻著仍辟一长注（238—239页），利用徐光摩1948年的工作证王韬死于1897年秋。(https://www.daowen.com)

[21]姚海齐，《王韬的政治思想》，台北：文镜，1981；忻著有引用，在70页。

[22]李在光是韩国在政治大学的研究生，此为他的硕士论文，孙广德教授指导，1980年完成。李以“变的观念”、“道的观念”和“六合混一”三条作为王韬维新思想的基础（59页），综述了王韬的主要著作，未闻正式刊行。

[23]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有专节讨论（第七章第一节），但不及忻著翔实，且晚出。

[24]又如被广泛引用的“牛津大学讲演”，王自称听众“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见王韬著，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漫游随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以常情度之，这种场面似与维多利亚时代英伦学府作风殊不相合，但细致的考究确实殊非易易。

[25]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基督教在19世纪中叶中国传播的研究，“Chinese Histility to Christianity：A Study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1860-70”，稍后改写成书，即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26]“Wang Tao's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in Albert Feuerwerker，et al.，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133-162.

[27]JAS 26（1967）：559-574.

[28]“Ching China：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in 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New York：Hancourt，1970）.

[29]保罗·柯文，前引书，50—51页。钟叔和稍后（1980年）也指出：“从王韬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所受的教育来看，他固不同于清朝统治者，但亦不同于起义农民军……自己对太平军初无成见，在清朝只是个不第秀才，……因此愿意给太平军出点主意，一显身手，同时以此换取妻儿老小的安全，——这恐怕才比较符合他的真实思想吧。”（前引陈尚凡等校点王韬《漫游随录》前言，13页），考察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对王韬当时的心理分析约略近似。

[30]作者提出这种类型划分是在1972年1月在墨西哥Cuernavaca关于传教士文化的讨论会，“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Christian’Reformers”。（中译者一时疏忽将Cuernavaca误作日本地名，见中译本242页注1），此文未闻正式发表。

[31]中译者似未能充分留心注释对历史学著作的意义，多处改写删节原注，至使本来相当出色的译文减色。谨举数例：5页注3将原注关于王韬去世日期的大段考证悉数删去，从而使原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列举的第一项“对中国读者似乎更有用处”（1页）的内容不见于译本；93—94页上关于王韬访日时日本方面主要策划接待者的讨论全数删去，仅留实藤惠秀一文，篇名译为中文而书名仍用日文（“中日”仍作“日支”）；113页注2将原注关于王韬以“逸史氏”为名评论《法国志略》的讨论删除却保留了柯文为说明“逸史”字义而引的诸桥辙次的中文字典，使读者对作者的原意完全莫名其妙；121页注1柯文是说王韬把泰勒斯预报日蚀的年代“前585年”误为匡王四年即前609，译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前半句删去，于是该注即把匡王四年注成了前585年，颇嫌误导。

[32]柯文在第一篇结尾明白提及这一问题，认为王韬的生活放浪“可说是这种个人心理重压所致”（80页），但未作充分展开。

[33]王韬的“故事集”（柯文在所著70页有一小注提及，可惜没有展开讨论）有三部，即《遁窟谰言》（1875初版）；《淞隐漫录》（1887初版），此书后以《后聊斋》或之类的名字广为流行，直至现在，如就笔者所见，晚近还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印本，可谓蔚为大观；以及《淞滨琐话》（1887初版），以笔者所见后有1893年朱荣棣题签本，1911年上海著易堂版，1934年上海大达书局版，1987年岳麓书社版，这些重印本有时题作《弢园笔记》。

[34]参见，例如，前引故事集诸多重印本的前言或后记。

[35]于醒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