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第四篇和前三篇不同：作者希望在这不到四十页的篇幅里，把他用了将近二百四十页发展起来的对王韬的研究推广到“一国的历史”，因为他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215页）。他企图通过对12位王韬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集体传记”式的研究，展现19世纪后半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反应和接受，而分析这一集体的基本模式则采用了作者早些时候提出的“沿海”和“内地”两种文化类型（220页）。[30]

这种努力完全未获成功。作者一反他一直坚持的对复杂性的谨慎的探索态度，对时间跨度长达六七十年，地域跨度广至大半个中国，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这样宏大的主题作了极度的简化，因此未能为读者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即以“沿海”“内地”模式为例，不难注意到，与王韬先后同时，主导和参与洋务的恭王奕诉（1833—1898）、曾国藩（1811—1872）、郭嵩焘（1818—1891）、李鸿章（1823—1901）、曾纪泽（1839—1890）、盛宣怀（1844—1916），稍后介绍西洋新思想领一代风骚的蔡元培（1868—1940）、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与胡适（1891—1962），都很难纳入上述模式。因此作者最后不得不写道，“内地文化的真正产物最终几乎完全支配了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改革活动”（254页），这几乎是对本书主题的一个嘲笑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