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既然要为广大读者群服务，既然要谈论“社会功能”，评价“功过得失”（376页）似乎不可避免，而本传也处处努力这样做，力图树立郭嵩焘的形象。

但是要把郭嵩焘写成一个“正面人物”，所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嵩焘参与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军事问题。对太平天国，作者仍袭大陆史学界标准说法，所以曾国藩自然是“刽子手”（52页），而江忠源则是“最为凶悍”（55页）。那么郭嵩焘追随江忠源，被江“大激赏”，就和全书不协。作者的处理方式是“一笔带过”：郭嵩焘建议创立湘军水师这件无论郭自己还是后来研究者都认为极为重要的事件，前后包括史料考异只用了五页不到的篇幅，而同文馆问题，尽管郭只是局外议论，却花了十三页。

其次是“洋务派”的评价问题。与湘军不同，随着改革开放，洋务派的历史地位已被重新讨论，不再简单地归为“卖国”了。就本书作者而言，她力图把洋务派区别对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团体”，但“大方向是正确的”（366页），连同对战争、尤其是侵略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40，364页），对“反帝斗争”的评价（140—41页），对恭王称太平天国为心腹之患而外夷是肢体之患的重新分析（97—98页），以及注意到清廷与太平天国都面临“洋务”从而提出洋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102页），均颇具新意。(https://www.daowen.com)

有了这两个大前提的基调，作者即着手评价郭嵩焘。全书持极力肯定态度，称之为“罕有的思想解放派”（373页），“勇敢的开拓者”（374页）。其缺点只是有“士大夫的坏脾气”（375页），且郭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其想法只纯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案历史人物的研究必要褒贬分明，既是一种传统，也因晚近“历史为当前政治服务”而加强。久而久之，竟成模式。细看本书的“结论”，颇似中学教师为学生写的“操行评定”，实为蛇足。历史人物必须放回他们所处时代研究，而历史研究也主要是启发性的。要做“论定”，实在不易。一则限于种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二则这种预定的先入之见，也常会使作者在不知不觉之中简化历史，迁就结论。曾著郭传显未能跳出这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