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郭嵩焘留意洋务，固因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刺激殊烈，举国议论夷务，为一时之时尚。但何以能最终自创一套见解，迥异于人，自当更有缘故。对这个问题的探求，是本传不能回避的，却又是最难着手的大问题。

作者把嵩焘洋务思想发端定在他1856年三月上海之行。其时嵩焘参观领事馆和洋人火轮船，“赞叹之情，溢于言词”（64页）。尤其是兵船，作者认为是英人恃以横行海面者，“嵩焘自然特别留意”（65页）。这样处理似稍嫌突兀，使读者误解为嵩焘当时已专心于洋务。案考以嵩焘个性，结合他对其他事物的评论考察来看，嵩焘的这种反应实在是很自然的。如他议浙人，以为“靡荡偷惰，重以浮诈”，但仍能很诚恳地认浙人“好善乐施”为“吾乡人所不及”。又如讨论出土铜器，或以为不见于《阮氏彝鼎图考》，当为赝品，嵩焘辄以为古器藏灭土中者众，不必见于书。[1]从《日记》看，嵩焘是一个心怀颇为开放的人——倒不是因为他办夷务，所以有这样的胸怀；恰恰相反，是因为“圣人气魄大，运量神”，[2]所以能有变通。

嵩焘之看夷务，是从一个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的观点去理解世界的。其儒学根柢，由多次主讲书院到著作百卷，都是力证。除了《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章句质疑》一卷，《中庸章句质疑》二卷，《订正朱子家礼》五卷之外，《日记》中几乎处处可见的对《易》和儒家经典的研究，表明这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某种意义上或可以说是主要的方面。可惜本传于思想史背景方面着墨不多，因而给人创造了一个孤立的郭嵩焘而不是历史的郭嵩焘的感觉。

这一缺憾作者也感觉到了。在处理郭嵩焘对妇女的态度上，叙述就不够一贯。先是郭于妻妾名分上，独钟邹氏，被归为“思想解放派”（153页），但病重时又“奋力”为“以愚昧、专横为前提的封建主义”的烈妇作诗（360—361页）。作者认为，郭先前是“时代先行者”，但到临死时，“又回到了传统之中”（362页），这样的分析似亦稍嫌牵强。

事实上，郭嵩焘从来也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74页）。他只是处在一百五十年前中西文化剧烈撞击的撞击点上。若能从儒家文化传统，以及清末“反传统”的大背景上，结合嵩焘个人经历个性作更大尺度的分析描述，本传当更为精彩。作者的研究取向既是思想史，尤其是清民之际的思想史，我们自然可以希望继续见到深入分析的力作。(https://www.daowen.com)

原载《新史学》第五卷第一期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