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基督教和亚洲文化

1961年1月22日在冈维尔及凯厄斯学院教堂中的布道词

以仁爱慈悲上帝的名义：

在布道开始时选择引导词并不困难。今天，作为大学本学年开始第一个礼拜天的《公祷文》，我们宣读《使徒书》中的一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也住在众人之中。

再宣读《福音书》中的一节：

你被邀请参加婚礼时，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因为凡自高者必降为卑，自卑者必升为高。

今晨我们还听到《福音书》中说：

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以上这些话毫无疑问都是宣示人类统一的伟大教言，也宣示了一切人类集团必须具有的谦逊精神。确实，谦逊是一种潜藏形式的爱，对“别人”善意的忖度，和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意愿；简而言之，就是否认“只有我们代表人类”和“我们是天生睿智的”这种意念。遗憾的是，环顾今日西方世界，很少看到这种谦逊的精神——比过去可能多了一点，但还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文明直到现在仍然受着一种毫无理由的文化优越感之害；这种优越感在西方人和其他人民的交往中起着一种败坏的作用；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在崇高地位的精神败坏”，也可以称之为“天国事物中的邪恶精神”。

我认为，今天所有基督教徒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和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和宗教的相互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因为社会的进化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我们生存的时代已经不是奥里金的时代，已经不是汤玛斯·阿奎诺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约翰·韦斯利的时代了——我们不仅对于自然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国土和其他文化的兄弟姊妹们的认识，已经取得了无法估计的进展；有些情况在过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或者是完全误解的。我们今天再也不能把自己看作是永恒真理的贮藏者。我们往往不认识真理现在所采取的新的形式；因为圣灵是使一切事物不断更新的。

也许形成今天世界局势的两个最惊人的重大事件就是：十七世纪初期以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和二十世纪初期以后亚洲的复兴。现代科学显然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科学不同；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创造发明的方法本身完全被发现了。在约翰·凯厄斯在这个教堂里安葬的前三年，伽利略诞生了，他可能是除牛顿之外唯一的、最伟大的现代科学的创建者。所以，凯厄斯可以说正处于新时代的肇始时期。对于这个同旧时代（假定有的话）的伟大决裂，基督教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今天限于时间，我们不能作详细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探讨的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欧，而不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产生？到底西欧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我们今天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现代科学就象潘朵拉的魔匣，一切新的东西，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从里面产生出来的。但是我想向你们揭示这魔匣中所产生的一种极为恶劣的现象——这和当前在原子裂变和聚变时代国际道义所处的两难局面，情况还有所不同。我说的就是由于新的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使西方世界产生的一种统治心理。我们看到这种统治心理的表现，最初就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对麦加朝拜船的袭击，所有旅客不论男女老幼均罹于难；后来又看到英国人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炮轰吴淞炮台。不管他们的想法如何，总之，一句话：

……因为我们有

马克沁机关枪，而他们没有。

就这样，由于基督教国家偶然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而败坏了基督教的道德。文化上和宗教上的谦逊精神似乎已经消亡，至今仍长眠未醒。

但是，世界上伟大的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预卜的。现代科学和带有种族局限性的中古世纪科学有所不同，它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包含在数学的世界统一体之中，而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这一方面，欧洲虽然暂时取得领先地位，但亚洲人随着就觉醒起来。他们开始虽然缓慢，但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亚洲人认识到他们也应该享受现代科学的一切利益，他们也能够以新的方式探索自然的奥秘，他们也同样能够认识，阅读，研究和领会（举例说）《生物物理学杂志》的原理。他们恢复了自尊心，要求达到和世界其他地区入民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同时保持自己最优秀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现代科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随着文艺复兴之后三个世纪出现了亚洲的复兴。亚洲复兴所产生的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对伟大的亚洲宗教的再评价和宗教复兴。在这一方面西方世界必须表现文化上和宗教上的谦逊精神，这是刻不容缓的。

直到现在，西方世界的统治心理仍然在起着作用。在古代，圣·汤玛斯曾经前往印度传布福音，那是完全不凭借武力的；十三世纪一位最卓越的思想家雷蒙·鲁尔曾经作为一个文化较低社会的使者，前往马格里布向穆斯林人宣传基督教义。那是一种情况。到后来，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完全以武力为后盾，如果中国人抗拒，随时准备以军队对地方官吏进行镇压。那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世界的权力均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是我们西方人仍然抱着顽固不化的想法，认为我们的文化和宗教，比起亚洲伟大国家的兄弟姊妹们的来还是要“优越”一些。差不多在每一期周报上都可以找到这一方面的实例。就在前几天，有一位亚瑟·凯思特先生还大肆批评印度和日本宗教的弱点。但是，我不能不指出，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正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危害。因为“如果你鄙视任何一个人，那你鄙视的不是人，而是上帝。”

在中古时代，曾经有过两种对抗的宗教信仰；一种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得救，反对基督教的没有容身之地；一种认为只有信仰伊斯兰教才能进入天堂，反对伊斯兰教的没有容身之地。但是，自从现代科学产生以后，基督教的使徒们到各国宣传福音时采取了另外一种姿态，因为现代科学给予基督教的继承者（在一个时期内）统治各国的权力，而且他们确实实行了统治。穆斯林国家一直到现在才从“异教徒”（那就是，你和我）的政治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穆斯林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现在他们更不愿意作任何宗教的交易了。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中古世纪宗教对抗的局面，而代之以各民族之间彼此友爱，互相谅解的政策呢？西方的基督教徒是不是应该采取更为谦逊的态度呢？尤其因为我们今天掌握了现代物理和生物学，为了避免全人类毁灭的前途，是不是更应该这样做吗？

在非洲及其他类似地域的文化和亚洲的文化之间似乎还有所区别。有一些人类的集团在接受基督教之前自己并没有任何完备的宗教信仰和感情，他们自然没有必要放弃基督教；同样地，还有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伊斯兰教的仍然可以继续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则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有悠久而广泛的历史传统，他们的思想体系至少和西欧的同样地精微深奥。难道你能指望他们抛弃自己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表现方式，而采取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表现方式吗？在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机会，有可能接受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在公元八世纪叙利亚的景教徒来到时；一次是在十三世纪方济各会的大主教来到北京时；还有一次是十七世纪耶稣会教士代表团来临的光辉时期；最后一次是十九世纪新教徒的使者来到中国设立医院并翻译科技书籍。但是这四次的机会中国人都拒绝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坚决不会接纳有组织的基督教的。这种情况，对于印度人和穆斯林教印度人来说，基本上也是相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基督教的福音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人们通常都能认识到。）各族人民自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基督教的习俗。举例说，我在锡兰北部瓦多科代地方就看到人们坐在地板上把《共同祈祷书》和油灯放在一起。但是，还有更深刻的问题，希伯莱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制定的我们西方的犹太——希腊教义非但现在不可能强加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思想上，而且将来也决不会被他们接受来代替自己的宗教。从这一点看来，现在仍然普遍流行的所谓传布基督教义的想法岂不是一种主观的空想吗？认为将来，现实的、有组织的基督教将进一步扩大普及于全人类，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于上帝的意旨的。但是我们的前途也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说，凡是有善良的思想和善良的行动的地方就是天国，那么，无形的基督教会实际上已经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遍及于全世界了，那是真正的一个圣灵，在一个上帝和众生之父的庇护之下。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说：

我们大家必须热爱一切人类

包括异教徒，土耳其人，犹太人：

凡是慈悲，仁爱和同情所在的地方

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基督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都关系到永恒的价值。在我们主观的臆想中，确实我们都指望这种永恒的价值在任何地方都以我们所熟悉的形式体现出来。但是事实上不同的形式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设法去认识这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必须在各个时代我们所不熟悉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形式中去探索圣灵和他的正义之道，并设法去熟悉它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做，这就说明我们的狂妄自大，精神卑劣；这也正是西方文化中最恶劣的一种表现。企图将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社会制度观点强加于人，而不愿倾听别人申述他们所得到的启示，这是不是可以说正是天国事物中的邪恶精神呢？如果我们能够虚心向别人学习，而不是摆着老师架子，专门教育别人，岂不是更符合于基督教的精神吗？当然我们可以阐述我们的“太初有道”[1]，但是我们也应该真诚地倾听和尊重别人的“道可道，非常道[2]。”

有一些文化，由于我们不设法去了解而显得非常生疏。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文化中的上帝揭示的人生的真谛，我们将会拥抱它们，将会欢呼而惊叹世界各地区的圣灵所创造的奇迹。

………………………………一切由于

家族的划分而产生了阴影；因而我们认识到

人类只有依靠友情和普遍的爱才能长存。

我们相互拥抱，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永恒的大家庭。

人们的生存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每一个人

在他兄弟的面容上，看到永恒的父亲，无量的欢乐和爱。只要你愿意看一看，你就会认识到在其他的人民和书籍中所揭示的真理，其他文化的传统精神，往往比我们自己的更值得赞扬。作为例证，我可以举出三件事迹。首先我们追溯到纪元前424年西门豹废除了以童女祭献黄河之神的故事。其次，我们想到公元580年佛教的朝圣者玄奘法师痛恨在印度看到的自杀的神庙。我们还可以追述大约在公元580年，儒学家苏琼在战乱频繁，灾疫蔓延的时代，以仁德的精神治理他所管辖的行省，始终不渝地坚持信念：只要人们奉行圣人之道，全世界必将成为真正团结合作的共和国。在中国，你还看到历朝历代在监察机构御史道中那些坚毅不屈的御史们为了抨击贪官污吏，祛除弊政，甘冒生命危险（死而无悔）。在印度，我们看到最伟大的一位诗人克必尔，他调解了印度人和穆斯林人之间的仇恨；他说“树木开花结果不是为了自己；大河汇集百川也不是为了自己；圣贤托生人世，只是为了众人的福利”。

还有文字的记述。例如，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之一是“爱，不是为了自己”，也不要任何报酬。我们再看看道教的基本经典，哲学诗《道德经》中所歌颂的“自然之道”；

大道氾兮，

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以生

而弗辞；

成功遂事

而弗名有，

衣被万物

而弗为主；

则恒无欲也

可名于小。

万物归焉，

而弗知主：

则恒无名也

可名于大，

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

以其不为大也，

故能成大。

又说：(https://www.daowen.com)

江海

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也

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

圣人之欲上民也

必以其言下之；

欲先民也，

必以其身后之，

故居上而民弗重也，

居前而民弗害也，

天下皆乐推而弗厌也。

我们在印度也听到这种伟大教言的回声：

极泰（Gita）中处处强调说，凡是实施斯伐德赫玛（svadharma）的人必须要放弃一切果实。人们必须修行，但是他也必须抛弃果实。我们要灌溉树木，精心培植，但不是为了要遮荫乘凉，也不是为了观赏花果。这就是通过实施斯伐德赫玛（svadharma）的禅定修行法（karmayoga）。

这就是伟大的土地改革倡导者阿恰亚·维诺巴·布海符的教言。在这许多精神的启示面前，如果我们因为偶然生长在基督教国家里，便把基督教义奉为唯一的正道，这就等于把我们家门口的神圣客人全都赶走了。

第三点是历史的见证。基督教徒们不但应该重新考虑他们过去的信念，认为全世界将来必然归并到基督教组织；而且他们还应该真诚地承认其他人民和其他宗教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佛教中“同情”的意念一开始就和“空虚”的意念并存的；慈悲与虚幻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所采取的形式可能使我们感到奇怪；我在敦煌石窟中看到菩提王割掉自己的腿肉喂养饿鹰的图象而陷入深思。但是慈悲的教义却是有实际作用的。如果你到锡兰的宏丽的密兴泰尔山寺去，你将发现在山麓有一所规模宏大完善的医院，那是在基督教产生的初期就建立的。确实，佛教中的医疗组织有更早的历史。我们还从佛教徒那里学习到一种更为开阔的宇宙观，比中古世纪基督教所宣扬的天体是水晶体的牢狱那种观点要开阔得多。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佛教徒就发挥了高超的理论，认为一滴池水中有几百万生灵，认为物体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运行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再转向伊斯兰教，我们听到的都是友爱的呼声。任何中古世纪的社会对于奴隶制的开明的法律和习俗都不能和他们相比。历史上任何宗教都不能象他们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友爱的精神。他们的先知，在最后一次宣教时，告诉人们，美德必须在行为中体现出来（“你将在他们的行为中认识他们”），种族或肤色的优越感受到彻底的批判。他说“阿拉伯人并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你们都是亚当之子，而亚当则是泥土制成的，确实一切穆斯林教徒都是兄弟…………如果有一个残废的阿比西尼亚奴隶对你施行权力，依据真主的经典引导你，你应该听从他。”伊斯兰教的创建者在他最后一次宣教中以最简练的语言揭示了教义的真谛。那么，犹太教又如何呢？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人问拉比·希勒尔，“我向你屈膝致敬，请你告诉我犹太教的真谛！”他回答说：“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因此，我们面对的事实就是，任何人不能垄断宗教的真理。

在这一相互理解的伟大工作中，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对于不熟悉的真理象征形式的感情转移程度来衡量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亲自去向中国古代的文化英雄焚香顶礼，也不可能亲自去和那些哲人们谈“阴阳”之道，或者亲自到摩西·迈穆纳迪斯的陵墓上去点燃蜡烛。但是我们都能够设法“跳出自己的圈子”，去和其他文化的人们建立友谊，并学习如何接受他们伟大文化中神圣的精神感召。在这方面，我想给你们提供一个小小的试验。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籍中我看到一首诗，从其中引用几节：

这位老师已经到了七十岁的高龄，

身体日趋衰颓。他终于感到和平的需要，

因为在他的国家中德政败坏，邪恶横行。

于是他穿起芒鞋，登上征程……。

但是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未到四天，

就遇到一位关吏向他盘问，

要他申报携带的贵重物品，

“什么也没有”，他回答说。

于是他牵牛的童子说“你知道，他是一位老师”。

一句话就解决了纠纷。

这位关吏感到很高兴，

忽然灵机一动，他接着就问，

“那么，他是有所发现的？”

童子回答说，“他发现，

滴水穿石，

你知道，柔能克刚。……”

于是这个关吏就请求这位老师写下他的教言，他写了八十一篇短文。我敢说，在座的诸君对于这首诗不会产生任何感应，决不会产生象你们听到圣诞颂歌那样的感应。但是我一读就产生了感应，因为我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李聃——老子，他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遇到的关吏就是关尹子——你可以说这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但是传奇性的人物都是有真实依据的。他所写的八十一篇短文就是《道德经》。道家的学说是全世界最精湛的学说之一；道教的寺观也是全世界最宏丽的庙宇之一。

最后，我想提出两点告诫。我以上所说的一切，我知道，是很容易受到误解的。我所说的，和孔德的实证哲学，和接神论，或者，和其他人为的融合各种宗教体系的混合体大杂烩，并无任何共同之点。每个人生长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因为宗教是人类伟大的体验形式之一；任何一个人必须参加（当然是批判地参加）他那个文化根源中产生的宗教实践，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但是，在他参加自己的宗教实践的同时，必须对于他所接触到的，或认识到的，其他人类传统的社会宗教环境，采取更明察更同情和更理解的态度。其次，我所说的一切，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挑战面前共同联合起来。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人认为，为了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趋势，一切教会只有重新联合起来，才能作最后的斗争。因此，人们很可能认为我是主张全世界宗教信仰大联合的。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所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深刻的根源（正如更古老的儒家学说一样）都在于人们在尘世间建立（用我的词汇说）上帝乐土的决心；而各种神学宗教思想，无论是先验论或者内因论，将来到一定的时候必然要和各种主义进行清算，但是，我现在所呼吁的则是各种伟大文明的相互谅解，同时，以集体人道主义的精神使它们纯洁化。所谓相互谅解就是要承认一切人类都是属于同一机体，同一圣灵，都是在同一个上帝至高无上的父亲之下。要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所有各种文化的人们都必须把自己放在最谦逊的位置上，不要妄自尊大，把自己看作是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拥有者。

总结以上所说，我想引用阿克巴的历史学家阿布尔，法兹耳·阿拉米（1551—1602）的一首苏菲派诗歌作为结束语。他和伽利略一样，出生于约翰·凯厄斯稍后的时期。在这首诗里，他发挥了我在讲话开始时所说的“一个上帝，众人之父”的思想：

啊！上帝，在每座庙宇里，我看到人们向你祈求，

在每种语言里，我听到人们为你歌颂！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同样在探索你的启示，

各教各派都说“你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

在清真寺里，人们向你作神圣的祈祷，

在礼拜堂里，人们为你敲起仁爱的钟声。

我有时去修道院朝拜，有时去清真寺顶礼，

但是，无论到哪座寺庙里，我总是在寻求你。

在你的意旨里，并没有正统和异教的分歧，

因为，在你真理的屏幕后面，两者都不存在。

对异教的臆说，对正统的圣理，

但是玫瑰的花粉永远属于卖香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