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 理 学
秦汉两朝都有辽阔的疆域，行政区划复杂。管理如此宏大的国家，必然需要全面而细致的地理知识。可想而知，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一定有了很大的进步。《史记》《汉书》对山川地理及沿革都有详细记载，就是明证。《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一词命名的正史地理学著作，《汉书·地理志》的问世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体系中撰述疆域地理志的一种基本模式，它首创以郡县政区为纲、山川物产为目的体例，是我国地理学史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
汉代朝廷注意对环境的管理，在地方上设置相关的官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郡和江夏郡有“云梦官”；九江郡有“陂官”和“湖官”。云梦官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对这些官员的职责不太清楚。但通过名称可以推测，云梦官、陂官、湖官应当是监测环境生态，贯彻朝廷律令的官员。
秦汉时期的湖北与湖南是共同的地理文化单元，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绘在帛上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地图。长沙发现的这些地图，在荆州应当也有运用。西汉末、东汉末，在湖北都有大的战争发生，军事地理学知识应当必不可少。湖北是中国由北向南的辐射地区，以中原为起点的驿站大多都要经过湖北，因而，交通地理、商业地理知识也应当是较为发达的。
汉代，桑钦撰有《水经》一书，记述中国的河流水道，共137条。北魏郦道元认为《水经》缺乏系统，《山海经》周而不备，《汉书·地理志》简而不周，《禹贡》过于简扼，于是决定以《水经》为底本，重新撰写一部综合性的著作。
秦汉时期的湖北文化，主要是在汉水沿线展开的，了解当时的汉江文化特别重要。[21]《水经注》所记载的沔水即汉水，同水而异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并用“沔”“汉”二字。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中源漾水、北源沮水、南源玉带河，均在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县境内，流经沔县(现勉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自安康至丹江口段古称沧浪水，襄阳以下别名襄江、襄水。汉江的以丹江口以上为上游，以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以钟祥至汉口为下游。沮水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留坝与凤县交界处的紫柏山南麓黄花坪，西南流入勉县，至沮水新铺坝始称汉水。湖北保康县有沮水，沮的本意不是沮丧之“沮”，而是以“且”为本意，有祖宗之意。
汉武帝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可能到过湖北，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自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他没有直接说出湖北地名，但从陕西到湖南不可能飞过去，也不可能一两天走完湖北，沿途应当经过襄阳、荆州等地。初步的路线是，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再经襄阳到江陵，渡江进入湖南境内。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秦汉时期的湖北略有记载，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信息。(https://www.daowen.com)
其一是地气。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说明汉代楚地不太适宜人的健康。湖北中部的地势低，雨水多，江河积聚，水气较重。由于空气潮湿，瘴疠之气弥漫，对人的身体不利。丈夫，指的是男性，男子长期被湿气包围，还要承担繁重的农活，缺衣少食，寿命必然不高。人的寿命，间接影响到科技文化的传承节奏，老年智者的减少不利于经验的总结。
其二是资源。司马迁说:“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一个“饶”字，说出了荆楚大地是天然的富饶粮仓；一个“通”字，说出了商贸便利，与巴蜀之地有较多的往来。司马迁还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从生态链而言，楚地辽阔，人口不多，可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源。农民种的是稻米，喝的是鱼汤，天然食物是特别养人的。人们的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放火烧地，以水浸田，沼泽与平丘提供各种各样的果实与水产品。不需要经商就可以生存，没有饥饿的忧患，没有积蓄的压力和需求。因此，社会上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存储丰厚的家庭。
其三是环境。在汉代人的眼中，楚地疆域广阔，可以分为西楚、东楚、南楚三个板块: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南楚的中心在江陵(即南郡)，东楚的中心在吴(今苏州一带)，西楚的中心在彭城。这三个中心是一个文化圈，但各有个性，且有联系。司马迁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司马迁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认识秦汉时期的湖北应放大眼量，以宏大的视野、比较的视野透视湖北。司马迁对楚地的观点，在西汉是一种共识。例如，西汉大臣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而整理撰写的一本《盐铁论》，其中有荆楚的资料。如《盐铁论·通有》记载:“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荆楚与周边地区有物资往来，互通有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盐铁论·刺权》指出:“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22]将这些议论与司马迁的议论相比较，似曾相识，格调都是一样的。
翻检东汉班固的《汉书》，发现其中也谈论了荆楚地理的情况。不过，从史源角度而言，《汉书》似乎从《史记》中辗转了一些材料。如《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秦汉时期的楚地生态与先秦三代时期的楚地生态有所不同。清初的王夫之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变化，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二指出:“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天气南徙，而匈奴始强，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这里所说的天气，指地理环境，意为汉代开始，文化有南移的趋向。当北方社会动荡时，荆楚是中原人避难的首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