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 物 学
1.植物与植物知识
植物包含树木、青草等生物。秦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关注植被与绿化，特别重视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由于植物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橘、漆、桑麻、竹等经济作物相提并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种植千树橘、千树萩、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就是说，谁拥有大量的植物，谁就可以富比千户侯。千户侯是财富与身份的象征。朝廷鼓励植树，植树多的人就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并且有一定的地位与荣誉。
秦汉时期的气候总体是较为暖和的，对于经济文化有积极作用。以漆器为例。在秦汉的墓葬中，发现大量漆器。漆器的工艺水平、民间的运用，丝毫不亚于先秦时期。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气候暖和，湖北适宜于种漆树，漆树多，漆器就多。加上漆器轻便，生产成本低，宜于携带，光泽亮丽，使得人们特别喜欢漆器。
据《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他特别喜欢种经济类植物，种了大量的漆树与竹林，“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种漆树，制漆器，造美物，是樊重的人生爱好，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化。汉代的漆器文化较为发达，延续了先秦时期楚国的漆文化，正是由于有樊重这样一些人物的追求，才使得汉代的漆文化、植物文化、庄园文化有了一席之地。樊重的事迹，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引以为例，说:“(樊重)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种植之不可已已。谚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此之谓也。”
《淮南子》对树木的生存属性有初步的认识，其中的《原道训》指出:“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这段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名，形成了成语“南橘北枳”。比《淮南子》成书更早的《晏子春秋·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橘》也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意思是淮南的橘树，移植到淮河以北就变为枳树。比喻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虽然是经验之谈，但实为科学总结。从个别到普遍，从朴素到理性，传统植物科学就是这样逐渐建立起来的。树木对于地区是有要求的，北方的树与南方的树各有生长之理，如果违背了植物规律，就适得其反。
汉代重视丧葬，制作棺椁需要大量的木材，对棺木的选材十分考究。长江流域盛产的楠、梓等名贵木材，成为墓葬的首选。《盐铁论·本议》记载:“江南之楠梓竹箭……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商人长途贩运木材到北方，使这些木材成为中原之地“养生送终之具”。据《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记载，东汉人王符谈及厚葬时说:“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这说明北方的林木不多或质地不好，京城的贵族不惜重金从长江以南运送名贵树木到京城。这种厚葬风俗，必然导致南方的大量林木被砍。
也许是砍伐太滥，或者是为了税收，汉代朝廷加强了对楚地资源的管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江夏郡的西陵县(今武汉市新洲区附近)设有“云梦官”，以管理包括林业开发在内的有关山泽事务。事实上，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视林业的。植树就像种田一样，是人们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多植树，才有木材用于盖房，或制作器物，或作为薪炭。朝廷总是要求农民栽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如桑树，只要有了桑叶，就可以养蚕织丝，制作衣裳，增加经济收入。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湖区的自然景象，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有描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至今，每到盛夏，在湖北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听到这样美丽的民歌。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多用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的变形构成，主要有柿蒂纹、梅花纹、连枝花蕾纹等。这类纹样的数量不多，未见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其中有的是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衬托；还有些是烘托其他纹样的。西汉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以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的变形构成，主要有树、柿蒂纹和蔓草等。这些纹样在当时漆器中所占的数量很少，只有少数是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大多数是作为衬托神话传说或动物纹样等的辅助装饰纹样。
2.动物学
秦汉时期，养殖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人们除了食用谷物蔬菜，还需要有肉类物品，于是养鸡、鸭、牛、猪、狗、羊等家禽与牲口。古代社会的交通工具需要马、驴、骡，因此，人们也饲养这些动物，并加以研究。古代不乏相牛相马之类的书籍。
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日书》，其中罗列了“马良日”“牛良日”“羊良日”“猪良日”“犬良日”“鸡良日”，说明当时的家庭有饲养六畜的习惯，并且注意到六畜与时间的微妙关系。
秦时有养马管马的法律制度。在睡虎地秦简中有《厩苑律》，秦简整理小组注云:“厩苑律，管理饲养牲畜的厩圈与苑囿的法律。”其中有养马的资料，但内容绝不局限于马政。秦简整理小组的解释将厩苑律限于管理厩圈与苑囿，与简文中的耕牛大课、处理公马牛死亡等关于发展畜牧业的法律规定不相符合，解释较为狭窄。
汉时政府对豢养动物有严格规定。《二年律令·田律》中规定:如果马、牛、羊、母猪和大猪吃了别人的庄稼，要对马、牛的主人罚款，一头牛和一匹马罚款一金；四只母猪的罚款与十只羊相当，一头大猪的罚款与一头牛的罚款相当。如果因为贫困无法缴纳罚款，官府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并且还要“禁毋牧彘”。[26](https://www.daowen.com)
养殖业涉及动物学知识，与生物科技、营养科技有关联。在动物的养殖中，人们对生态有了更多的关注，人对其他的自然物之间更加亲近。秦汉时期的动物与物产资源分布情况，史书只有简略的记载，如《尔雅·释地》记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鹣鹣又称比翼鸟，是古代汉族传说中的鸟名。此鸟仅一目一翼，雌雄须并翼飞行，故常比喻恩爱夫妻，亦比喻形影不离的朋友。大自然中，这种比翼鸟恐怕很难见到，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需要并翼同行，才可能更好地传承文化。
秦汉时期，湖北地区有老虎活动。据《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南郡管辖的范围主要在湖北，捕获的虎是白颜色，朝廷认为是祥瑞。《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也有记载，是宣帝时的同一件事，“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这段记载就有文化意味了。把白虎的皮、牙、爪向朝廷进贡，表达祥瑞之意；又为白虎修筑祠宇，用以纪念与祭祀此事，这就是白虎崇拜文化。白虎是孟加拉虎的白色变种，原产于中国云南以及缅甸、印度、孟加拉国等地。野生白虎已经灭绝，现在的白虎都是人工繁殖的。鄂西神农架有一些白化的动物，白虎应属其列。汉代的南郡人认为白虎是一种祥瑞，所以就记载了下来。鄂西南的土家族长期崇拜白虎，或许与汉代文化有关。
虎是食肉的大型动物，对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有威胁的。据《后汉书》卷三十八《法雄传》记载，东汉法雄为南郡太守时，“断狱省少，户口益增。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获安。在郡数岁，岁常丰稔”。江沔、云梦泽，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江汉平原的动物生态状况，老虎与豺狼不是在山区活动，而在平原地区伤人，说明这些动物的分布较广，广到了平原湖泽地区。还说明动物之间的食物链存在问题，所以虎向人类居住的地区施虐。地方官员不仅要处理许多政务，还要分出精力对付虎狼，而虎狼一直在严重危害着社会。由此可知，秦汉时期的南郡颇为原生态，人与猛兽并存。
从虎狼的材料可以推测汉代湖北的植被较好。一般认为，一只成年虎需要20~100平方千米的有森林的栖息地才能活下来，森林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它所能提供的供老虎享用的大型猎物的数量。故一个地方有野生老虎，不仅要有成片连绵数十至成百平方千米的范围，还要具备提供老虎食物链上的其他大型野生动物的生态条件，也就是说，当湖北还有大量老虎之时，说明湖北还有大片土地的原始森林没有被人类开发与利用。[27]
除了虎狼，秦汉时期的湖北还有许多其他动物。《盐铁论》卷九《论勇》记载:“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可见，汉代在云梦泽还存在有犀牛等稀有动物。秦汉时期的云梦泽汉江北岸部分已化为平陆。云梦泽西部接纳了大量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向东发展，形成汉江陆上三角洲，为犀牛、麋鹿等喜水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秦汉时期的湖北还有野象。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出产“齿革”，所谓“齿”就是指象牙，而江南则是指江淮地区。《盐铁论》卷一《通有》说当时社会风气是“设机陷求犀象”，可见在当时象的分布比较广。有大象生存，就表明气候温润，竹类植物茂密。
秦汉时期的湖北有虎、狼、犀牛、麋鹿、大象，对于今天的湖北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今云南西双版纳仍然有大象与人共生的情况，从中庶几可窥测汉代楚地环境之一二，亦可推测先民对动物的认识，间接可以理解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有许多动物的图形。
秦代漆器有牛、马、凤、鸟、鹭等纹样。在睡虎地秦墓出土过一件凤形勺，勺把端头为凤首，勺把为凤颈，凤背挖空为勺体，后雕刻展开的凤尾，造型优美。睡虎地还出土过一件扁壶，上面描绘一匹奔驰的骏马，上方是一展翅的飞鸟，另一面绘有一头壮硕的牛。睡虎地还出土过一件把手，以两猪首构成，惟妙惟肖。[28]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虎、豹、狸、獐、兔、凤、鹤、鸟、鱼等。这些纹样，与当时流行的动物知识有一定关系。
汉代流行铜镜，在武汉新洲的汉墓发现有四乳禽兽铜镜，圆形圆纽，四叶纹纽座，叶纹中间有“长宜子孙”四字铭文。令人称叹的是镜上刻纹具有故事意蕴:一组为羽人戏龙，一组为白虎追独角羊，一组为鸟兽相对，一组为二雏鸡相对。[29]这些图文也是研究汉代动物观念的资料。
2018年，在荆州胡家草场墓地出土的西汉简牍，有经方简1000余枚，其中的833号简名为“肥牛”，提出“煮豆，斗以鸟喙一果，而盐豆，日盐二升；茸食如常，养牛方，茹以甘刍、善骚，靡以秫米二斗”。这是说，要想使牛养得肥壮，则要注重调配饲料成分及比例。
汉代有官职称为“次非射士”(次非，或写为兹非、佽非)，名称源于楚人的故事。据《水经注》记载，长江的石首县(今石首市)一带，有赫洲和扬子洲，经常有蛟出没。蛟就是鳄。楚国有一位叫次非的人，精通剑术。一次，船在江心遇到两条蛟绕缠，船有可能被撞翻。次非跳到江中，与两条蛟相斗，斩杀了这两条蛟。楚王(可能是楚惠王)听说了，召见次非，奖给他执圭，作为军功一样的荣誉。[30]
湖北的湖泊多，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养鱼是汉代湖北人的经济生活方式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商贾之中，有经营鱼类水产的人，这类人还不是少数。汉襄阳侯习郁喜欢养鱼，《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记载了他“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中“常出名鱼”。
1975年，在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过一个彩绘三鱼耳杯，杯口22厘米，木胎，平底，杯底用红、金色绘3条鲤鱼，正中饰一蝶形图案，似为水草。三鱼呈现互相追逐状，口吐气泡。这说明当时的人对鲤鱼观察很细致。1986年，在江陵毛家园1号墓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三鱼耳杯，木胎，杯底用金、红、蓝色粉绘1只凤鸟与3条游鱼，出土时图案清晰，彩粉鲜艳，后渐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