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　　利

农业社会的地方治理，不能不重视水利环境。湖北地下发现的文献《二年律令·徭律》记载:“穿波池，治沟渠，堑奴苑；自公大夫以下，勿以为徭。”^[37]这里的“穿波池”，实际上就是修理沟渠，也是管理水资源的一种形式。《二年律令·田律》亦记载:“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意为到了秋冬农闲之时，要做一些与环境相关的公益事情，如修桥，加高堤坝等，确保水上交通。欲望农业丰收，磨刀不误砍柴工，不能不重视农田水利。朝廷以律令的形式，要求地方官员组织农民挖掘波池，开通排水的沟渠，整治田园，都是为了确保农业收成。特别是在农闲之时，公卿大夫都要动员起来，不能懈怠，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共建农业家园，这在汉代的湖北已经成为一种制度，由法律固定下来。

秦汉时期，湖北大部分地区都是人烟稀少，很多地方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在江汉平原有一些农业村落，人们以种稻打鱼为生。水源充足，人们不担心干旱，也不担心物产不丰，只害怕长江与汉江突发洪水而躲之不及。尽管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周旋空间，但仍然努力“穿波池，治沟渠，堑奴苑”，以便创造更好的农业生产环境，从而发展社会经济。

秦汉时期，湖北大地难免发生灾害，灾害对民生造成了直接的恶劣影响。湖北大地历来最频繁的灾害就是水灾。《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记载了汉高后三年(前185年)、高后八年(前180年)，沔水(汉水)连续发生水灾，导致数万民众离开故土，辗转他乡，引起了朝廷史官的注意，将此事写进了《五行志》。(https://www.daowen.com)

每当发生大的灾害，国家就会组织赈灾，湖北也多次受到救助。史书记载了朝廷曾经下令从其他地方紧急调送粮食，救济荆楚之地的受水灾民。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大雨雪”，“秋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文中所述“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就是政府调配巴蜀的粮食，救济遇到水灾的江陵。

面对农业需要，地方官员一般都重视水利。东汉襄阳太守胡烈，因为兴修水利而惠泽百姓，百姓立碑纪念他。《襄阳金石略》引《襄阳耆旧记》文:“胡烈字武贤，咸熙元年为荆州刺史，有惠化，补缺堤，民赖其利。铭石曰:美哉明后，俊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我武播扬，威振遐域。”^[38]

有的官员重视水利技术的推广。《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记载了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水排是利用水力推动木轮转动，通过轮轴、拉杆等机械传动装置，把圆围运动改变为直线往复运动。我国水排的发明比欧洲类似机械早1200年。南阳的范围包括湖北的一些地区，这段材料也适合用于研究汉代湖北的经济与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