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 筑
1.民居建筑
秦汉时期的湖北，分布着许多的聚落。大者为城，小者为村。考古发掘在汉代的墓中有一些住宅模型，虽为明器，但基本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状况。有小院子，有望楼，有猪舍，自成格局。这样的人家，应当属于殷实的农户，或是庄园主。
云梦秦墓竹简中有《封诊式·封守》，其中记载:“一宇二内，各有户。” 意为一个堂屋，二间卧室，都有门。这说明，秦朝的建筑讲究格局，从技术的整体上有要求，并代表了社会的风气。
秦代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砖瓦。秦砖的纹饰主要有米格纹、太阳纹、平行线纹等图案以及游猎和宴客等画面，一向有铅砖的美誉。秦代瓦当以莲纹、葵纹、云纹最多。
汉代建筑中的砖瓦，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流行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砖有长方砖、正方砖、楔形砖、榫卯砖等类，多用于造墓，也用于造屋。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断面约为1/4圆周，筒瓦断面为1/2圆周。筒瓦前端的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的，半圆形瓦当主要限于秦和西汉前期。
汉代的建筑技术，可以从出土的陶模上了解一些信息。1972年，在当阳发掘了一座东汉墓，出土了3件陶楼。泥质红陶，陶面有绿釉，有门有窗。二层有墙栏，屋顶为四阿式。1979年，在云梦瘌痢墩1号汉墓出土陶楼，呈现出三合式院落，前有重楼，后有碉楼，还有厨房、厕所、猪圈、围墙等。[39]
2.城市建筑
汉代，湖北的小城特别多，大规模的城很少，江陵城、宜城、鄂城可能是湖北较大的城。因为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特别擅长筑城，所以在汉代筑城已经不需要探索新技术。
考古发现在武汉黄陂区李集镇有一处作京城，它紧临白庙河，周长为1092米，在东、南、北城垣的中部有城门。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夯城城垣筑基宽30米，顶宽12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城内散布筒瓦、板瓦残片。[40]城外有墓地。作京城虽然规模不大，但毕竟还是城，是人们居住的重要聚落。在云梦县城关发现楚王城，该城从东周一直沿用到汉代，睡虎地就在其西城外。[41]在孝感市牌坊乡中心村发现草店坊城，城垣周长为1326米，此城从战国用到汉代。[42]这些城反映了人们集中居住的情况，是了解当时建筑的重要依据。
江陵是荆楚的文化中心，楚国在此建都。白起拔郢，使纪南城成为废墟。秦人就在纪南城东南约3千米的地方另筑新城，其面积约2平方千米，只有纪南城的1/8。这大约就是后来荆州城的基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于樊，留糜芳守城。逮吕蒙袭破芳，羽还救城，闻芳已降，退住九里。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退保麦城。今江陵城，广十八里。”[43]
刘森淼在《荆楚古城风貌》一书介绍:赤壁本有土城，是鄂东南的一个文化中心，秦与西汉时的城垣面积只有战国时城垣的1/4。云梦是秦安陆县治所在地，楚王城分为相连的东、西二城，东城小而西城大，西城为现代城区所压。今新洲区附近有许多战国晚期、秦汉墓，说明在秦汉时是个中心。新洲邾城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残留，城垣为夯土筑成，周边有护城河。东汉时，在今江夏区乌龙泉街土地堂民主村有五谷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由东西并列相接的三座夯土城垣组成。在城内已采集到当年的灰陶板瓦及筒瓦。此城位于梁子湖与鲁湖之间，古时从水路金水河可以通到长江樊口，陆路有一条称之为青石驿的古驿道，正当湘鄂及鄂东南的交通要冲，所以，先民一直在此地建城。在樊城西北郊，古代有邓城，这是一座周代就有的古城，秦汉时仍然是一座重要城垣。考古发现，邓城外围的汉代遗存叠压在秦代遗存上，遗物丰富。襄阳的城建在汉代已经有相当规模，西汉的襄阳城应在今襄阳城的西部地区，而东汉的襄阳城可能在现地表3米深的地下。[44]此外，汉末，王莽支庶王匡、王常、王凤在武当山北麓各建一城，名三王城。[45]这些城建都有技术上的考量，值得从建筑史的角度加以研究。
此外，东汉末，刘表部将黄祖在大别山北麓(今武汉汉阳区)筑却月城。却月城，以形如却月(即“缺月”“弯月”)而名。《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却月故城在汉阳县北三里，周回一百八十步，高六尺。”换算古代的度量尺，可知却月城城高不过1.746米，城周不过264.6米。却月城规模不大，但其地理环境独特；它东倚龟山，南临汉水，紧扼汉水入江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御敌作用，是训练水军的重要基地。
3.园林建筑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记载了东汉初年，“习融，襄阳人，有德行，不仕。子郁，字文通，为黄门侍郎，封襄阳侯”。光武初年，习郁担任侍中，后来随光武帝刘秀到黎丘(属今宜城)，被封为襄阳侯，习家从此开始显荣。
襄阳城南十里的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修有习家池，为习郁所建。习郁仿效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养鱼的方法，在白马山下引白马泉水建池养鱼。池中垒起钓鱼台，遍植松竹，后人称之为“习家池”。《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六引《襄阳耆旧记》云:“岘山南有习家鱼池者，习郁之所作也。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焕为起冢于池之北，近池四十步。”(https://www.daowen.com)
习家池是中国史载确凿的始开私家园林之先河。习郁的五代孙习凿齿(328—413)隐居于此。习家池现仅存六角亭、荷花池、溅珠池、半规池等景点。其中亭为重檐六角攒尖顶，斗拱高耸，檐角翠飞，通高6.5米，正面面阔4米，檐柱为四角方石柱，坚固厚实，古朴大方。挑檐和额枋上遍饰象征吉祥的天官赐福、万事如意、蝙蝠双至、犀牛望月、凤凰展翅等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亭的四周有荷花池环卫。溅珠池呈半月状，下有泉眼喷吐，上有古槐覆盖，池中鱼儿游弋，步园临池，别有情趣。习家池于1992年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襄阳有蔡瑁的大家族及建筑。《襄阳耆旧记·蔡瑁》记载:“(蔡)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别业”即田庄、庄园。《太平御览》卷六十九载录《荆州图经》说:“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
4.考古发现中的建筑信息
江陵九店楚简《日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各有一篇《相宅》，分别讲述居室房屋的环境选择，但两者稍有区别。楚简《日书》多讲宗教性的建筑如祭室、弼堂等，而秦简《日书》多讲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圈、圂、囷、井，反映了楚、秦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
睡虎地秦简《日书》讲到人生病的原因时，有多处提到恶劣的环境和不良食品，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环境卫生的意识。
秦简《日书》甲种中的《相宅》有文字云:“凡宇最邦之高，贵贫。”“宇四旁高，中央下，富。”“宇北方高，南方下，毋宠。”“宇南方高，北方下，利贾市。”“道周环宇，不吉。”“为池西南，富。”这些文字与后世的相宅书内容相似。《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宫宅地形》之类的书，已佚，可能就是这类书籍。由此可知，秦代讲究房屋的大小、方位、布局，高低，认为与人的生活、健康等有密切关系。《日书》甲种中的《啻》也有相关内容，如“春三月，毋起东乡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室。秋三月，毋起西乡室。冬三月，毋起北乡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46]以春对东，以夏对南，以秋对西，以冬对北，这正与后世的五行禁忌方位是一致的。
云梦睡虎地秦简有《封诊式》，其中记载了住宅的情况。此书是在湖北云梦发现的，但其反映的史实内容可能不局限于湖北。从中，我们可以窥知秦朝湖北的房屋有一厅二室的形式，《封诊式·封守》记载了一个被查封的士伍的房屋结构为“一宇二内，各有户”。宇即堂屋，内即两间卧室，户指门。此篇还说民房周围栽树，“门桑十木”，似可理解为门前栽有十棵桑树。
在当阳的汉墓中出土过单体院落的陶楼，泥质红陶施绿釉。楼体有两层，下层前后有门，左右两边有窗子；上层设有墙栏，有一前门，两侧有窗子。楼前两侧有围墙，墙头盖瓦，前方有门楼。门楼与主楼一样采用了斗拱形式。这是1972年考古发现的地下实物，值得注意的是，上层的门内站立一人，手托一鸽，窗子上也有鸽子，说明这楼的主人喜欢养鸽子，或许作为一种副业。鸽子一直是和平的象征，至迟在汉代，湖北大地就有养鸽的风气。
在襄阳也发现过类似的陶楼，也是泥质红陶施绿釉，两层。不过，建筑形式有一些变化，下层为曲尺形庭院，围墙设流水檐，正中开门，上层为庑殿顶。1977年考古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下层门前和房顶立有拿着蛇的人物。蛇为小龙，人的生肖中有蛇。蛇可以作为玩耍的道具，还有食疗价值，这个陶楼中的蛇，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蛇有了一定的研究与把控能力。
在宜昌前坪发现的东汉墓中有陶仓，陶仓有三柱足形，也有四柱足形。陶仓是用来蓄存粮食的。墓中的陶仓，寓意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要注重粮食的储备。
在武汉市东郊的葛店，1980年发掘一座东汉墓，发现若干件陶器，其中有陶畜圈，圈有院与舍，还有陶鸡与陶鸭各一对。[47]
云梦县出土的东汉陶楼，其造型是以庑殿顶建筑为主，重檐式建筑凑拥，有挺拔的楼阁、规整的房间、划一的院落、拙朴的亭子、完善的功能。王宏林认为，云梦东汉陶楼是楚文化的一个符号，它反映了东汉时期湖北的建筑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民俗、艺术风格，他建议利用云梦东汉陶楼形象设计文化产品，在地方的土特产中、旅游景点中创新性地用好东汉文化遗产。[48]
从湖北大地出土的这些汉代陶楼，大致可以窥见当时的建筑风格。一般采用院落形式，多为两层，讲究功能分区，注意高低错落。居住自成一单元，有门楼，有院子，有居室，有仓房，有猪圈，有楼梯，有百叶窗，有装饰，采用了斗拱技术。非常适合农耕社会一家一户居住。
湖北秦汉墓葬也属于建筑之列，其中同样包含了技术。墓室结构仍然流行土坑木椁墓。宜都陆城发现东汉三室墓，其前、中、后室之间的南北墓壁上有垂直分界线，把墓室分为了3个部分。宜昌前坪第32号汉墓，呈长方形，有甬道，墓壁以几何红纹砖错缝砌平，墓底以砖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