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兴修水利

清代，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督率水利，当时有了岁修制度。康熙十三年(1674年)，经工部议准，沿着长江、汉水的官员必须各自负责属境内的堤垸水利修防，夏秋要防汛，冬春要岁修。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朝廷要求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利用农闲汛隙，组织民众开展堤防的加高培厚。^[5]

乾隆《汉阳府志》记载了汉阳的生态。卷十二附有《秋粮官米说》，记载了汉阳府的一个个村落，以及村落的地理形胜、粮食税收等。“村落则有南湖嘴、张大渡、季余家垸、宝家嘴、洪山庙、黄沙庙、尉武山、补锅岭、鸭港桥等九处，地势高下不同。如南湖嘴、张大渡、季余家垸则逼近官南湖、宝家嘴、洪山庙、黄沙庙，则又地势平坂，无冈陵丘垤，每当发水之时，外有大江之水由火巷浸灌而入，内有襄河、府河之水由平塘灌进，故自南湖嘴以至黄沙庙等六处，素称畏水之乡。”

鄂西南山区广泛采用节省人力的水车、筒车。同治《恩施县志》卷七“风俗”记载:“筒车转水溉田，尤为事半功倍。其制，于溪流近岸处竖木为架，缚竹为大轮，以竹筒周缚轮外，口皆向上，置流水中，水激轮行，筒载水转旋而上，注于木枧，由此递引入田，大约一具，可灌田数十亩，较桔槔之制，尤为不劳人力。”人们意识到筒车比桔槔更省力，更有功效，因而利用山形地势尽量采用筒车供水。

湖北人读书当官，到外地任职，发扬重视水利的传统，致力发展经济。李堂(1723—1795)，字也升，沔阳(今仙桃市)人，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在浙江湖州任官时，注重水利，疏浚72处渍水。江夏人陈銮(1786—1839)，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在全国各地担任要职，官至两江总督。他特别重视农业，任苏松太道时，募民疏浚吴淞江口，兴修华亭海塘等，使农业得到保障。

外籍人员到湖北任官，因地制宜，不能不重视水利。以嘉庆十一年(1806年)至二十二年(1817年)任湖广总督的汪志伊(1743—1818)治绩最著。治理的重点是四湖地区。他还督令修筑荆江、汉江大堤等。著有《湖北水利篇》。(https://www.daowen.com)

林则徐(1785—1850)担任湖广总督时，注重水利，建立了汛报制度。他要求相关的州县在临水顶冲的地方，设立水位标志桩，填写“水位报单”，及时上报汛情。他还颁发《防汛事宜》十条，对各项防汛准备工作进行周密部署，落实各个地段的防汛责任人。^[6]林则徐提出了“修防兼重”的方针。他要求有堤防的州县将修筑的工程限期培修完毕，先由道府官员验收，待秋伏大汛，他还会亲自到各处验查。正是由于林则徐以身作则，督办得力，其主持的堤防修筑工程，为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之洞(1837—1909)在湖北主政时，也很重视水利。他维修了武金堤，旧有堤为道光年间湖广总督周天爵所建。张之洞在其基础上，增加了高度，涸出田亩。他还修了从武昌到青山的武青堤。《张文襄公治鄂记》有记载，“堤增筑一丈余不等，堤面一律宽二丈”。为了调剂水流，在武昌修了武泰闸，在青山修了武丰闸。1905年，张之洞又督修了汉口后湖长堤(后世称为张公堤)，把原来汉口的面积扩大了好多倍。该堤是由外国工程师穆氏具体设计，全长17千米。

良好的水利总是惠泽百姓，百姓必然感恩戴德。道光《安陆县志》卷二十二《名宦》为那些爱护民生的官员立传。乾隆年间的官员罗暹春为德安太守时，修龙头石堤，人称罗公堤。民间还保存着“罗公堤铭”，篆文。其文曰:“南流定，万家宵，洲平衍，衣食兴，永久弗忘其心。”

但令人遗憾的是，好多古代的水利设施已被废弃。1986年，在天门县横林区白沙村的汉江干堤内河滩上发现了一座道光年间的剅闸。该剅闸通长65米，宽1.8米，高2.1米，内空高为1.5米，其断面呈弧顶门形。闸由600多块石头砌成，闸底由2000多根长2.2米的杉木打成排桩，作为基脚。时移物易，河床因上游流下的泥沙淤塞而抬高，使这座剅闸被埋入3~4米深。^[7]现在的江汉干堤也已向外移距剅闸4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