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走下战场的人
采访札记：
故事也好，神话也罢，这些垦荒者的的确确在创造着奇迹。当我们随着他们的讲述，逐渐走进历史的深处时，不由得想要探究一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这是一群上过真正战场的人，枪林弹雨中的冲锋，飞机轰炸时的夺命，土匪冷枪下的惊魂，多少次的死里逃生，让他们感恩命运之神的惠顾。
1948年打山东维县，张宪文在突击班，班长排长包括他在内，十七个人，九个爆破手，拿着手榴弹上去了，结果，十七个人就回来了两个。马玉田参军时抗日战争还没结束，他打了七八次仗，解放战争时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打德州的时候，打了七天七夜，你进去我出来，我进去你出来，死老人了。”他是和村里九个人一起出来当兵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剩下两个，解放战争胜利后就剩他一个了。
宫锡昱在解放军攻打潍县的时候已经是班长了，攻城时先冲上去的战士负伤了，他拉了一挺轻机枪就冲上去了。由于作战勇敢，战斗结束后他就火线入党了。
李清1948年1月入伍时在县大队，是骑兵，他个小，大马上不去，都得找个东西或者高处垫着才能上马。当骑兵这一年，没有被子也没有衣服，就发了一件皮大衣，穿的衣服还是从家里带出来的。那一年，没有脱衣服睡过觉。追一股土匪，追了三天三夜。1949年县大队编入独立三团，他到了高炮部队，留在鞍山，保卫钢都。在沈阳北大营，两个人一床被子，被子很窄，两个人要横着盖，还没有褥子，直到1949年下半年才发了服装。1952年到朝鲜，在清川江、大同江一带守大桥，李清是通信班长。“有一次一个晚上挪三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刚安置好，线也架设好了，刚要休息一会儿，接到命令马上转移阵地，就这样折腾了一晚上。”
程遐抗美援朝时虽是在机要部门工作，跟着首长行动，却仍然面临险境，“松树被炸弹炸的乱七八糟的，有的树叶哗哗地落，有一块弹片落在我脚下，我一摸好烫啊。事后觉得侥幸，我再往前走几步或者弹片再往后点，我就完蛋了。”
陈金重是铁道兵，抗美援朝时抢修桥梁，他当突击队员。“拉过定时炸弹，美国飞机扔下来的，不响，就拉出去，我那时才二十一岁，小，也不知道害怕，让去就去吧。拴上棕绳，往膀子上缠，一吹哨就拉，拉出去就放，绑个炸药包，搁个雷管，就引爆了。”
陆克亮在抗美援朝时也是铁道兵，“在朝鲜待了三年，修了两条铁路，没有死，就不错了。那时候真是说死就死了，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扫射。那时候也不知道怕，也不怕，怕也没用，死就死，不死就赚了，打仗就这样，越怕死越死得快，不怕死还活着呢。”
王树泉在朝鲜战场上时是卫生兵，有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有过美国飞机轰炸下的生死救护。那一次坐汽车上去抢修铁路，一颗炸弹下来，一个排二十七个战士倒下了。王树泉赶去抢救，“摸摸这人没气了，看看那个也没气了。有个叫齐瑞发的，是东北战士，大腿整个都碎了，我拿着两个大三角布两个止血带都很难止住血。打上肾上腺素止血，然后送下去，后来听说半道上就牺牲了。”“那一个排的战士，我都认识，那些战士身体都是不错的，打球、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当时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没气了，真是很悲伤。”(https://www.daowen.com)
孟繁和抗美援朝时在三十八军一〇三师三十七团卫生队，给卫生队长当通讯员。“卫生队有两个担架连，专门抬伤员，担下来后往医院送，轻的治好重新上战场。死的也多，很惨的，一个连近二百来人，打没了，一个连打成一个班了。三十八军一共打了四个战役，打完第四战役，我们军也打得差不多了。”
王全洲刚入朝参战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看见有老百姓都穿着白衣服、女人头上顶着东西、语言还不同，还感到奇怪。但死神却已经降临身边，“站台上停着火车，火车上有一个营要运去前线。结果，有特务在车站上发出信号，马上美国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们刚跑进防空洞，美国飞机的机枪就扫到洞口了。飞机飞走后，我们出来看，摆在防空洞口的枕木都被打碎了。那个营的战友牺牲了不少。”
杨兴俊是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天天周而复始地填炸弹坑、铺铁轨，我们修了敌机炸，敌机炸了我们修。白天我们都离开铁路，分散在山上，天黑的时候才敢出来活动。夜里干活的时候，敌机投照明弹了，我们会就地趴下，等照明弹灭了继续干。即使是晚上也很危险，铁道兵也有成排被炸死的时候。我就看见过友邻部队被炸的场景，听见被埋的战友喊妈呀妈呀、救我救我的声音。”
李进晓现在说起来，还是不住地叹息。“在平壤，那炸弹像下雨一样。都是父母所生，哪有不害怕的，打起仗来人的脸都焦黄。在朝鲜时想，赶紧死吧，天天都在死人，今天不死明天死，死了省得遭罪了。我们连就剩十八个人，其他的都死了，炸死的，还有冻死的、饿死的。我的命大，没有死在朝鲜，可我的战友都不在了。”
老兵们讲起战场，有的激动，有的流泪，有的平静，有的还能发出笑声，这实在是我辈所难以揣摩透彻的反应。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刻骨铭心的经历，都不过是一种过程，成为人生故事，如今讲起来，已恍若隔世；或许，他们已走过人生的大半，那些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生死瞬间，已沉淀在记忆的最深处，被生活掩埋住，长出了硬壳，轻易不会或不想揭开；而不期然间被触动，被刺激，他们那种下意识的反应，恰恰是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一位叫潘永海的老兵，八十八岁，身板硬朗、挺实，说话利落，听力还好，思维也很清晰。但讲起他参战的经历，却是轻描淡写。“我参军的部队是四十四独立团。新兵训练了三个月，就参加了辽沈战役，打锦州。拿下了锦州之后，接着就是黑山阻击战，在晚上，我也不知道黑山是什么样，什么叫阻击，反正叫我们打就打，能阻截就行了。完了之后，接着打傅作义的部队，在葫芦岛登陆。我们刚到，炮五师的部队就把他们打回去了，我们部队就撤回来进关了，从息烽堡进关的，打天津，包围北京，就是平津战役。打天津，三个小时就拿下来了，打下天津，马不停蹄地去包围北京了。我们八连占领南苑机场，阻止国民党逃跑……1949年4月25号，我们部队南下，从武汉过江，先打国民党部队，后去江西剿匪。国民党四十万部队都撤到大山里了，咱们三个野战军把他们围在大山里，具体是哪三个野战军我也不清楚，我们的部队就编入三十八军了。在那剿了三年匪后，接到命令继续南下开往广州，在南昌火车站待了两天整顿休息，然后坐船押运军火去九江，坐了两天车到了赣州，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在赣州休整了近一个月，又命令北上，我们被弄得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北上干什么去……坐着闷罐车，战士睡在里面，干部睡在靠门（的地方），北上到了天津，在杨家屯又停下了，又休整。过了一段时间，命令下来了，成立空军。把我调到牡丹江，就这样，我在牡丹江待了八年。现在的第七航空学校，一开始叫黄河部队，后来叫二五三七部队，抗美援朝以后就叫第七航空学校了，这期间我都是战士。后来让我当班长，当了几天班长就让我当上士了。当了三个月的上士，团里就让我当司务长。司务长就是干部了，当司务长要管账的，我不懂，别人教我怎么写账什么的。当了一段司务长，场站（团级单位）又不让我当司务长了，让我当行政管理员，行政管理员是连级职务。到了1956年，把我调到大连的空三军去学文化，期间有‘反右’运动，后来让我们这些学员就地转业，转业干什么去呢，去开垦北大荒，还说北大荒很苦，要有思想准备。我想在部队打仗那么苦都不怕苦不怕死的，北大荒再苦还有部队苦吗。1958年4月5日就到了北大荒。”
这一段讲述，笔者没有任何修饰性的添加，也几乎没有删减，听着，就是这么平铺直叙，很顺畅地便将一个人的前半生经历交代了。对战争的讲述就是个过程，他只是其间的一个点，没有任何色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还没有鲜活生动的细节，不知道老人是不是在刻意回避什么，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生发出无穷的想象，品味出酸涩苦辣的滋味。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到北大荒时，他们很多人刚刚走下战场不久，有的甚至是直接用闷罐车从抗美援朝前线拉到了这里，身上的硝烟味还未完全散尽，结痂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魂还未安定。他们是幸运儿，无数次地暗自庆幸，解甲归田之时，回家，过安稳日子，曾是他们最基本的渴求，但事实是，无论是自觉自愿，还是被动选择，他们最终来到了北大荒，在这千古荒原上，开始了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因而，面对北大荒的艰苦和困难，他们说，北大荒是日子苦，可比战争年代好得多，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比起那些倒在战场上的战友，他们的命真大。老铁兵苗洪仲就说，“那时候我们也年轻，刚从部队下来，铁道兵都在艰苦的地方工作，都在荒山荒岭修路架桥，都苦惯了，北大荒再苦有在朝鲜苦吗？”这就是这一群走下战场的人面对困难艰苦时的心态。
如今，英雄迟暮，步履已经蹒跚，反应有些迟钝，记忆力逐渐衰退，他们常常记不得眼前刚刚发生的事，但几十年前的战斗场景，那些血雨腥风的经历，却清晰如昨。听着他们娓娓的诉说，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是最后的讲述，也是以后再也无法亲耳聆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