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饿死了，队里的粮食堆得像山一样，都不敢动
不能忽略的是，从1956年铁道兵部队成建制挺进北大荒，到1958年十万复转官兵进入荒原，正是中国社会经历的一个特殊时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磕磕碰碰地走过了十年，由最初的兴奋、激情澎湃，到冷静的思考、执着的建设。而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殃及全国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直至每一个人，遥远的北大荒也不例外。垦荒的巨大成就，让垦荒老兵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抚慰和满足，但其实，垦荒者的生活境遇并未有大的改变，甚至愈加艰难。
顾隆开：我那时候的工资四十一块六，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养活一家人，还得给父母寄点儿。那时候很困难，我一回到家，孩子们都眼睁睁看着我，有时候给他们每人买一块水果糖。
李玉宝：吃的都是高粱米，看不到大米。四合村有大米，有些人想吃，就到四合村换，后来人家也不干了。有的坐汽车到佳木斯换。很少，一年到头也换不了一次。我们有条件的换一次，一般的农工也没有条件，也就没有办法吃到大米了，也就不想了。老伴生大女儿时一个鸡蛋都没吃上，没有地方买呀！吃了一斤多油条，吃了半斤猪肉，半斤猪肉还是别人给的。
王建吾：苞米面八分五一斤，每人供应的粮食百分之五十是白面，吃不起白面，没钱，就吃苞米面，光吃苞米面也吃不起。那时候的孩子有什么吃的？能吃饱就不错了。1959年来了一批山东移民，小孩子多，有的家七个孩子两个大人，三十二块钱养九口人，你说怎么过吧？
孟启华：我当时正怀着我儿子，我老跟领导说，我吃不饱，呵呵呵。领导说，都是那样，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上生产队也行啊，我就调到八分场去了，几乎就能吃饱了。
吴桂二：那时候物资也紧张，有钱也买不着东西，从部队来的时候穿的一双翻毛黄皮鞋也穿坏了，衣服也被树枝刮烂了。
龙汉斌：我们湖南人能干也能吃。我中午一顿饭能吃八个馒头，再买个菜，一顿饭要花块八毛钱，还不算早晚饭。我一个月三十二块钱，这些钱不用说干别的，光吃饭都不够。
王震带着慰问团来慰问，除了演出，还和复转官兵们开了个座谈会。龙汉斌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大家在会上提了生活困难的问题，有的提到工资不够养家，有的南方人谈到饮食习惯。这次会议之后，“王震部长从南方购进不少腊肉，腊肉好保存。”湖南人龙汉斌很喜欢吃腊肉。他有些拿不准，是不是这次座谈会起了作用，但确是在这之后，职工每人每月在食堂就餐只交六块钱伙食费，可以随便吃。“可能和我们在座谈会上跟王震部长反映这个问题有关。”龙汉斌说。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三年困难时期”，农场就欠发工资了，给每个人记账。吃饭不用花钱，一个月吃十八斤粮，还要节约二斤。同时，农场开始精减人员，特别是精减女职工，有小孩子的就精减。原来是双职工养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收入，而且家里老人、妇人、小孩子都不供应粮食。其实，农场并不缺少粮食，但却与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可谓同甘共苦。粮食不够吃，就吃土面黑面，就是生了赤霉病的麦子磨出的面。粮食收割了，却因为缺少运力，无法全部运出来，堆在地里；运出来的，又来不及脱粒，堆放着场院。结果，堆在地里的烂掉了，运回来的发了霉。麦子没有及时脱谷而发霉、发芽，生丹，就是生了黄曲霉菌，叫赤霉病，吃这样的麦子蒸出来的馒头就头晕、恶心、呕吐。大家叫它“头疼面”。除此，很多代食品成了垦荒者们的果腹之物。
赵克忠：1960年挨饿时，场院的粮食一囤一囤的，没有人去偷，没有人去抢。那时候给多少吃多少，饿就忍着也不偷。农场的人真不错。
唐德祥：没有粮食吃，就吃树叶、树皮，葵花盘芯子。对我们这些军人来说，不算什么。我们的要求也不多，就是吃饭、干活，把本职工作做好。
赵成礼：苞米秸秆用石灰水泡，泡软了过滤，弄出来的东西烙饼，掺野菜呀、掺苞米面呀。一个月十八斤粮，都饿得不像样了，我都饿昏倒过，是五分场的同志看我倒在地上，把我扶回家的。
董宝源：分场总比在总场强，总场有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在分场还能多弄点儿大豆什么的。那时候对干部要求很严，一般是不让自己弄吃的，就吃定量的粮食。好在我家属那时候没有啥工作，可以每天上地里去捡豆子捡苞米，可以去挖野菜。把捡到的粮食磨成面和野菜什么的混在一起吃。有一次饿得没有办法，别人给了一个冻萝卜，还是个康萝卜，用盆把这个萝卜炖了汤，好几个人喝了，喝得大家还挺高兴的。
车立志：那时候想吃点儿豆饼都是不可能的，得经过特批，才能得到一点点。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让人们想尽办法用来充饥了。家属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一年我们家里种了苞米，长得还不错。到了冬天，大家到水泡子打鱼，当时的泥鳅鱼又大又肥。
周钊来：八队苞米多，全分场都到八队来拉苞米烀着吃。当时有个小加工厂，拉来磨面吃，拉糊糊面掺点儿野菜给大家吃。别的单位还到咱们这调粮食。咱们国营农场是互相支援，不讲二话该给就给。
赵凤宣：一天就发两个“棒子”，够不够吃不管了。没得吃，我们就吃苞米叶子，把苞米叶子放水坑里沤碎了煎饼子吃，榆树叶、橡子都吃过。场院上有粮食，粮食囤一囤一囤的，大豆、苞米、麦子有的是，公家动行，个人谁敢动？你饿着就饿着，你不能到场院拿东西。
张深远：我往回走，结果半路上就走不动了，就躺在公路上，要断气了。我老伴找来把我扶回去了。有两个老同志煮的面条，只剩半碗面条汤给我喝了，里面一根面条也没有，喝下去马上好了。这半碗面条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时候组织纪律性就是那么强，公家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能占，快要饿死了，队里的粮食堆得像山一样，都不敢动。(https://www.daowen.com)
陈绍贤：我们把苞米秸秆在池子里用石灰水浸泡，然后捞出来放在另一个水池子里，穿着水靴子踩，用这些稀泥汤子拌些苞米面煮着吃。外出干活都带干粮，窝窝头就算是好吃的了。有一个十八级的转业老干部腰里扎个皮带，把窝窝头揣在怀里了。等中午我们烤窝窝头吃的时候，那个老干部走过来说，我的窝窝头哪儿去了。我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说解手去了，我说你到解手的地方去找吧，结果真在那儿找到了。他拿回来烤了也就吃了。那个年代没办法。有的人和你关系不错，劳改新生什么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给你管教人员吃，等半夜十二点，敲敲你家门，给你送一点儿黄豆或给你抓一把豆饼。他们的东西很多都是偷的。1960年我正是预备党员期间，我是不会去偷的。饿也只能在家挺着。
冯绍昌：困难的时候我当炊事员，想尽一切办法，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做淀粉，用石灰水泡苞米叶子。再一个，种的苞米不成熟，把整个苞米砍来用碾子、用磨磨面，用热水烫，烫都烫不熟，还得在锅里炒，捏成窝窝头，还有麦麸子啊，豆饼啊。豆饼是最好的东西了，有的孩子专门吃苞米面窝窝头，不吃土面，不吃淀粉。
张文英：我当司务长还得了浮肿病。吃了赤霉病的小麦面，人人都头疼呕吐。每个月的口粮只有十八斤，每人还要节约二斤，又没有什么副食，根本就不够吃。连队有苞米秸可以做淀粉，分场没有地，就上山去采榛柴叶子，揉碎了用苞米面做窝窝头。为了填满肚子，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夏天虽然有不少可吃的东西，但不知道哪些是有毒的，就不敢去尝试。
吴明玉：一个下放军官是东北人，生了一对双胞胎，一对双胞胎才六斤半，他们三天没有管，这对双胞胎竟然没死，你说命大不大？我为了联系圆盘锯的事，遇到他们了，知道他们怕养不活这对孩子，不想要。我说不想要给我，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才三斤半。我家属还年轻，我怕她不会带孩子，就找个老太太来伺候，竟然还喂活了。在困难时期，每个月可以领到半斤好白面，大人都舍不得吃，都给她吃了。她十岁以前经常闹病，有一次七天七夜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给她输血？我一个农工，没有钱，哪来钱给她输血呀，抽我的血吧。抽了一管子给孩子输了，我也不疼不痒，可有点儿起不来了。我现在还得济这个孩子了，她在分场场部开个饭店，她在我身边，其他的孩子都不在我身边。
女人们对于这种“无米之炊”更是感触颇深，至今记忆犹新。
王龙祥的妻子孙淑梅说：他当指导员，我想到地里捡豆子，他不让我去。他说你是指导员家属，你去捡，别人会有意见的。为这件事我俩还吵了一架。饿呀，饿得受不了。但吵归吵，我还是听他的，没有去。
孙锡恩的妻子张秀冶说：三年困难时候，我正好怀孕，人家都到地里捡个豆吃，我还啥都不能干，总流产呀。我就看场院，别人上班我下班，别人下班我上班。那时候有人偷偷从场院抓把豆回家。也有人提醒他，让他拿点儿豆回家，他不干，共产党的东西他啥也不占，他就那么死心眼，就那么实诚。吃饭的时候，盛粥的盆底都要拿手指头捋一捋。家里买了点儿蜂蜜，实在饿得不行，就用筷子稍稍蘸一点儿。那时候的日子不能提了。
赵景财的妻子刘凤琴说：粮食关系都在食堂，家里没有粮食，一粒都没有。正好生老二，减了粮食，才十八斤，以前都三十多斤，苞米叶子煮了吃。小的刚生下来没吃的，把馒头拿回来煮一煮，给他吃。别人给我们麦麸子，给孩子吃了。一听锅响，孩子说我还想吃，在幼儿园也吃不饱。
有的职工实在饿极了，就去偷堆在地里的粮食。工程营有一个职工，偷粮食的时候被一枪打伤了，肠子流了出来。这是个大事故，工程营的连长指导员都挨了处分，总场还就此事召集各连的连长开会。何道玉那时在一分场七队当连长。“我在会上说，我们很为难，管严了要伤害群众，管松了他不听你的，照样来偷，怎么办？总场书记耿志义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闹革命，也是为了吃，他们吃不饱，你说怎么办？我说噢，你说话的意思我明白了，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吓唬跑了就行呗。”何道玉领会了领导的心思，回来就嘱咐看护粮食的职工，再看见偷粮食的，“要先喊话，他们不听再开枪，只能朝天放枪，把他吓跑了就好，不能打人。”
这个时期，铁道兵出身的李三圆在一分场六队当粮食保管员。职工食堂的粮食不够吃，炊事员找他要粮，想让他通融一下，李三圆就为难，“粮食给你了，我对不上账怎么办？账下到哪儿？”李三圆没有文化，根本不会用笔记账，但他心里有数，“我管的粮食私自给出去了，我就说不清。”所以，再看见来要粮食的，他就躲出去。有的职工饿急了来偷点儿粮，李三圆又心软，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时候，他耳朵根子也软，别人央求几句哭诉一番，他就给人家拿点儿。“帮你一点儿帮他一点儿，我一分钱也没捞着。”
艰难度日的老兵们，那种自律、那种自我约束，绝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觉悟，仍然是军人的境界。军人，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和内涵的称号。摘掉了军衔和领章、帽徽，就意味着人生的重新出发，同时也意味着有了更多的个性选择：自由和放纵。但是，对于复转官兵来说，“军人”仍然是浸入骨髓的标志，是行事做人的准则——听从指挥，意志坚定，不怕牺牲，吃苦耐劳。这不再是强硬的军纪，而是一种自觉。
老兵们生活在底层，苦苦支撑着国家战略，靠的就是一种信念：坚持。
顾隆开说，“心里有数，坚持下去将来会变好的。”
但这个“将来”是多久？“变好”会好到什么样？没有人能说得清。
这个“变好”的过程其实很是漫长，而且缓慢。孟繁和转业来八五二农场时已经是1966年，大规模的开荒建设整整十年了。孟繁和带着复转官兵组建的一个连队从长白山坐火车到迎春站。他们重复着与十年前的垦荒官兵初进荒原时的同样经历。“正下大雪，路不通，前面用推土机推雪。整整走了一天，上午十点来钟到的八五二农场场部。黄振荣和总场领导、群众都夹道欢迎，中午在招待所吃饭，晚上开联欢晚会。”孟繁和是指导员，他的连队被分到三分场，给了六个帐篷，让在一队后面成立九队。那里仍然是大草甸子，他们洗脸就是草甸子里的水，饮用水要用马车到分场拉，到七八月份才打了井，仍然是当年开荒当年种地。
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风雨兼程的十年，需要怎样的一种坚持？
叶剑青：铁道兵过去一直在荒山野岭没有公路、没有村庄的地方修铁路，在国内在朝鲜，都习惯吃苦受累了。说真的，没有我们铁道兵和复转官兵，是没有人能开发、建设好北大荒的。北大荒，日本鬼子也进来过，他们的移民也来了很多，为什么就开发不起来呢？他们没有南泥湾精神，没有奉献精神，没有吃苦在先的精神。我们军人长期受党的教育，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在农场也一直保持着军队的传统，军人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