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马架子里开始的生命救护
八五二农场医院，还有各分场的卫生所，都是在一片荒地上建起来的。
王树泉清楚地记得当年建八五二农场医院时的情景。“在老场部道西的位置，老场部都是木头盖的草房子，一大圈，圈房。那儿啥也没有，就是木头架子，泥巴糊的。开始叫卫生所，有一个姓何的所长和一个姓付的医助。我在八五二卫生科，是医政，让我建医院，给了三万块钱，添置医院的医药、器械设备啊。没有像样的医生，到五七年才来两个医生，是地方大学的大学生，国家分配的，那是我们的宝啊。可没干多长时间一个叫钱学艺的就得了病，回老家了，地方也要；另一个叫单田昊，死在这儿了，干一年多就死了。”
王树泉入伍时刚十五岁，新兵训练结束，分到铁四支队卫校学习医务，然后就分配工作，到铁四总队二八大队卫生队警卫连做卫生员。1950年调到卫生队当护士、护士班长。1951年1月17日随铁道兵三师过了鸭绿江，仍然做医务工作。初创八五二医院时的艰难，也只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和王树泉一起建医院的，还有李本琪。抗美援朝过江时，十七岁的李本琪是铁道兵战士，修桥修铁路，因为年龄小，还念过三个月的初中，他被调去卫生队卫生员培训班学药剂。后来便在卫生队当护理员，做保健、去工地抢救伤员。1956年复员到八五二农场一分场，伐木盖房子，刚干了两个月，就被调去建医院，管药库，王树泉出去买药，他就看家。那时候买药，都是黄振荣给写条子，也不用拿现钱。
1957年，牡丹江五十七预备医院三分院（五十七预备医院是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三分院的一个所）集体转业，从院长到医护人员到炊事员、医疗设备，一起来到八五二农场。动员时强调，你们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去建设北大荒，看好祖国北大门，叫屯垦戍边。
董宝源记得是1957年9月的事。“王震到我们医院，和我们说：朝鲜战争也结束了，陆军医院也用不了这么多，你们跟我到北大荒去吧。就这么的，把我们医院弄到北大荒来了。当时要调二个医院，一个是五十六医院，它在佳木斯，咱们这个医院准备去裴德的，我们医院的院长不愿意去，闹情绪，结果五十六医院去了裴德，我们医院就到了八五二农场。那时候叫牡丹江第三职工医院。”
侯建民就是这一批医护人员之一。初到北大荒，侯建民看到的是一片大树林子：“没有一条道，没有一个人影。在地上踩一脚就是一个水坑，鞋没有干的时候，脚都泡发了。后来就伐树改道。我们在劳改队伐完树的空地上盖草棚子，草棚子的四周用树干支起来，用草沾泥做墙，叫拉合辫，房顶上铺上草。”
医院是五栋连在一起的草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房间里连炉子都没有，就在地上拢堆火取暖。取暖的木材都是自己上山砍，每个人都有砍柴的任务，除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每天都得上山砍柴，砍了一冬天，总场南面树林的树几乎都要砍光了。
董宝源说，“那时候的医院条件太差了，外科手术都做不了，连肠梗阻都做不了，曾经有几个‘劳改犯’做了肠梗阻手术后，因为条件不好，护理不好，营养又跟不上，最后死了。”
总场医院毕竟在场部，各分场各生产队分散在方圆百公里的各处，上场部动辄就要走上几十公里，一些小病小患只能就近医治，因而在分场设立卫生所、选派医护人员也是当务之急。
董宝源就被派到四分场卫生所。分场的条件更差，炉子要自己搭，火墙要自己掏，烧柴也要自己上山砍，有时间就上山砍柴，没有时间砍柴就得挨冻。卫生所一共六个人，分场下面有九个队，下队要走着去，最远的队离分场三十多里路，一去一回要一天时间，去一个地方也看不了几个病人。后来配发了一辆自行车，必须出急诊才能用，平时不让用。生产队要是有急诊，就用马车往卫生所送，卫生所如果治不了，就介绍到总场医院。
董福虎也是跟随牡丹江五十七预备医院三分院到的八五二农场。他1948年参军时是在西北兵团军事技术学校，刚十六岁，像他这样的学员还有七十多个，学校就专为他们开办了护训班，学打针、换药、生理解剖、药理学等。三个月结业后，跟着部队向西北进军，走过陕西、四川。准备进西藏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坐船到汉口，从汉口坐火车，火车是闷罐车，怕暴露目标，从汉口一直咣当咣当到了牡丹江。开始接收从朝鲜送下来的伤员，伤员有很多都是冻伤的。董福虎到八五二医院时还是护士，各生产队的卫生员不够用，就抽一部分老护士改成医助（也是医士），他就这样到了六分场二队当卫生员。那时候在卫生所坐门诊看病也很简单，多数都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胃病多，有闹肚子的，没听说有什么脑梗。那时候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就有X光机。董福虎搞X光搞了十多年，后来又考了主治医师资格，他没觉得考试有多难。离休时他已是六分场卫生院院长。
李本琪被调去新建的七分场卫生所。卫生所有三个人，除了李本琪，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房子原来是个马号，东头临时开的小卖店，西头就是卫生所，三间，用布隔开，看病一间，药房一间，打针一间。两年后，才盖了房子。(https://www.daowen.com)
王益堂是1958年4月11日到八五二农场的，分到三分场一队，4月12日砍了一天柴火，13日就被派去分场帮助建立卫生所。他在部队学过一年医疗知识，当过药剂员、司药。来北大荒，他是做好了劳动准备的，没想到还要让他干本行，组织决定，他只好服从。“卫生所是在一个马号里，把马牵出去，把马粪清理出去，垫上黄土，用白布在屋子里做个‘帐篷’，就能把风啊、灰呀都挡住了。”15日，王益堂到总场领了一些药、白布、绷带等，卫生所就架起来了。七八月份，总场医院派来了一个医生孟凡文、他的妻子李兰，还有一个助产士。同时，下来个红头文件，正式任命王益堂为三分场卫生所司药。当司药，得经常去总场医院领药。那时候分场到总场没有车，宝清有个总场的转运站，早上有一班车，去总场领药、买药都是一早到宝清赶那趟车，要走三十里路。没有客车，就搭货车，站在车厢上，春天的翻浆路把人都要颠碎了。回去的时候就没有车了，只好徒步走。从三分场到宝清，几十里路，一走就是八个多小时。说是司药，还得当医生。因为卫生所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助产士，他们要是下生产队，王益堂留守，来个头疼脑热、跑肚拉稀的，他就得接诊，开药处置。
孙锦章1947年入伍时就在十一纵队当卫生员，1958年从浙江宁波野战医院转业。一车皮来的转业官兵，在饶河成立了一个临时单位，领导知道他是从医院来的，就给了他一个小包，里面有个听诊器，连血压计都没有，他就临时干上卫生员工作。后来到八五九农场基建大队，成立了一个卫生所，可就他一个人。再后来他被派去八五九农场医院，在东安镇，一个山坡上，十几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医院。所谓的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就搭了个草棚子，低低的门。
朱慧生是江苏镇江市人，念到初中二年时，局势很乱，家里认为女孩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便不让她上学了。闲得无聊时，家乡解放了，1949年6月她报名参军，考上了第二野战军后勤卫生部护训队，毕业后分在湖南军区一〇三医院当护士，来北大荒后分在四分场三队当卫生员。一个队就一个卫生员，什么病都得管，也不分大人小孩。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煤气中毒了、出麻疹的、孩子发烧的，谁家里有病人就到家里来找。朱慧生有求必应，吃饭的时候撂下饭碗就走；抱着孩子呢，把孩子放下就去看病。她还管接生，产妇来不及送医院，她就去接生。她还要跟着往分场医院送病人，坐马车，得走一两个小时。“我以前走路可快了，都像小跑一样。现在岁数大了，走不动了。老了。”
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劳动强度很大，卫生医疗任务异常繁重。那时候啥病都有，伤寒、麻疹、传染病，还有煤气中毒、外伤事故等。在二分场卫生所当卫生员的吴凤祥说：“缺医少药，打的针多是消炎、退热的，打青霉素也不做试验。这么多年我没有出过医疗事故。”在生产队做卫生员，除了做本职工作之外，还要下地，农工在哪，卫生员就跟到哪。白天下地，有割伤的就包扎，没有事故就回来看病，随叫随到。“打针送药到家，有的家里卫生不好，还得帮他整理卫生，消消毒。有的人家破烂的衣服、被子在炕上一堆，就得给他们讲，给他们普及一些卫生常识。”
李成亮在部队学过三个月的卫生员，抗美援朝时在铁道兵部队当卫生员，背个包，到处寻诊。来到八五二农场分在四分场（四分场八队即现在的五分场），先后在八队、二队做保健。1958年那批转业军官来农场时，许多都带着家属孩子，“从部队来的，比较娇贵，不管白天黑夜，有点儿事就来喊我。冬天起来之后就不愿意睡，被子凉，鼻子老出血。就我一个人，出去了就没有看家的，来人看病扑个空就有意见，我就想了个办法，拿个树杈上面挑个小旗，说明在家，如果不在小旗就倒了。有人想来看病，出门看看小旗在不在，也就不跑冤枉路了。”那时候药品不全，输液的盐水不足，他自己做，按着要求做，做出来自己先用一瓶，没有问题了，再用到病人身上。他还学针灸，自己学，看书，按解剖部位先在自己身上扎，有感觉了，和理论上一致了，再给别人扎，后来这技术就成为他主要的治疗方法。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保障着垦荒大军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生活，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都没有让他们沮丧、退缩，而是坚守着职责，尽力而为。他们有机会接触诸多病例，他们没条件也得救死扶伤，正是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工作条件，使得他们的医术在进步、在提升。又通过多年的实践、进修、自学，这些当初仅仅在部队有过短暂的医学培训的卫生员或护士，成长为合格的医生。
侯建民后来成为总场医院的科主任，一开始在腹外科，后来调到骨科，经他手术治疗的病人，到哈尔滨大医院去复查，大医院的医生都佩服他的治疗水平和手法。司药王益堂到后来连外科方面的缝合、整合手术都能做了，他退休时是木材厂卫生所正儿八经的医生，尤其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症有研究，他还能给人讲课，在广州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获一、二、三等奖。李本琪出去学习了三次，学的是外科，先把七分场卫生院的外科建了起来，一般的普外手术都可以做，不用往总场医院送。后来做结扎手术，整个八五二农场分场一级的卫生院，就七分场卫生院能做这个手术，没有出过医疗事故，退休时他是七分场卫生院院长。而董宝源1970年调回总场医院，退休时已是门诊部主任。
八五二农场职工医院
吴凤祥从当兵参加抗美援朝到复员来农场，一直都在做卫生工作，从一开始的卫生员，到退休时二分场的主治医生，“干了三十多年退休了，我没什么特殊贡献。”
保障生命，这是人类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但这不是最终的结果。让自己在荒原上站住脚是生存前提，为祖国建设“北大仓”是使命，而建设家园，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则是他们为自己、为后代同时也是为农场的未来绘制的美好愿景。
国家行为，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每个垦荒者的意愿。难能可贵的，这成为一种自觉的意愿，集体的意志，而且，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