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逃跑，就开除你们党籍，开除你们公职
总还是有不肯认的，或许是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这里要好一些，也或许就是受不了这里的艰苦，很多人趁乱“开小差了”。
上级是绝不允许这种现象蔓延开来的，场长黄振荣在大会上发话：“谁要逃跑，就开除谁的党籍，开除谁的公职。”革命多年，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最后如果落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下场，这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黄振荣这种强硬态度，着实会提醒那些心思游移的人。另一方面，北大荒地广人稀，没有交通工具，一天是走不出去的，中途要休息吃饭，到哪个连队要有人证明才能给你饭吃，而且，那时候坐火车也要证明，若“开小差儿”，又上哪儿能弄来“证明”？！
即使这样，似乎也没有吓唬住人，想跑的还是要跑。有的偷偷跑回老家了，有的借口探亲就不回来了。有的人跑回原部队去了，原部队不可能再接收，就说服动员，是党员的党内开会，是群众的群众开会，也有被劝回来的。
在强力阻止无果的情况下，农场采取了缓和政策，公开表态：愿意走就正大光明地走，农场发路费。
结果，有回到老家的，感觉老家不好，又跑回来了。再回来待遇就不一样了，工龄从回来的时候算起，不承认以前的军龄。有一位1942年参军的老兵，跑回了原籍，可是没有档案，能够证明曾经从军的材料都没有，又没有介绍信，就找不到单位接收。他又回来了，要档案。王言贵讲述着：“农场的领导说档案是不能给你啊，你愿意干就给你三十二块钱（他那时候拿六十多块，干部待遇），你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意就回家，他就回去了。他回家啥也不是。他在这是老干部呀，啥待遇没有啊？他要是留在这干一段时间，是可以给他恢复原工资的。”这位跑回家的老兵不知会如何度过他的一生，或许一辈子都窝在了乡村，后悔与否唯有自知，他该怨自己的短视还是怪那位不通人情、坚持原则的农场领导？只在一念之间，他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写了。(https://www.daowen.com)
而留在北大荒的人中，也有很多都是在一念之间，或者偶然的际遇，自觉或不自觉地随了大流，甚至是阴差阳错。
吕长庆在铁道部材料干校专门学过后勤和材料供应什么的，正是北大荒急需的人才，他和一个姓朱的战友被从北京借调过来。因为是借调，想回去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农场总是需要他，他先是在八五〇宝清垦荒指挥所做财务工作，后来又到经济科，管理材料又管财务。姓朱的战友回北京了，他又接替战友的工作。这期间，留在部队的那些战友，职级都比他高了三级，他却一动未动，便想着调回去。他给部队写过信，却没人给他回信。再后来，就找不到部队了，吕长庆留在了北大荒，转业费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因为是借调，此前一直是现役军人的身份，通行证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什么的，坐火车都是半票。他初来北大荒时职级是二十三级，直到离休时才晋为十九级。“有点儿遗憾。”吕长庆说。
王玉和到北大荒的时间要更早一些，那是1952年，他和十几位同事一起从石家庄炮兵学校（后来改为农业机械化学校），被派到友谊农场，跟随苏联专家学习，两年后回北京。他们是通过北京人事司调来的，享受北京的工资标准，月月发工资都从河北转过来。到该回去的那一年，他被派到密山农垦总局搞培训，他惦记着年底就该回北京了，不太想去。友谊农场的总工程师王银波找他谈话，说让你去密山农垦总局去做指导，搞技术，不是挺光荣、挺伟大吗，你怎么就不去呢？王玉和当然知道这是个挺光荣的事，他无法反驳，只提出年底回北京的事。王银波向他保证，到年底一定让他回来。王玉和就去了虎林南面的一个农场搞培训，讲机械、讲五铧犁等。到年底了，从河北一起来的同事都回去了，王玉和请假回总场，找王银波谈回北京的事，总工程师却打起了哈哈，甚至躲起来不见他。王玉和就找总场的书记，书记说你先回下边去，咱们一步一步地办吧，办好了你再回来。王玉和就回去了，继续在密山农垦总局讲课。再后来，密山农垦总局就把他分到了八五二农场，先是在机务科，后调到五分场修理所当所长，又到五分场一队当机务队长，然后是四分场，再到七分场的四队、七队、六队，又调到工程营搞建筑工程。这一转，王玉和就转了大半辈子，终究没有离开农场。他在这里安家，生儿育女，两儿两女，“他们都挺好的。我的孙子5月22号就要结婚了，楼房都买好了。”王玉和的语气满是幸福知足；说到王银波，那个当年的总工程师，“他是个骗子，我现在还叫他骗子呢。”口气里带着谐谑，有点儿怨气，却没有恨。有一次，俩人在农场医院里相遇了，王银波转身躲开了。
其实，这时的王玉和对过往的一切已经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