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劳改犯”被迁走了，我们留了下来
1956年时的八五二农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铁道兵，再一部分就是“劳改犯”。现在的一分场、二分场、六分场，当时大部分人都是铁道兵过来的。老人们有时候聊天，“经常问对方，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当兵的；你现在拿多少工资啊，我拿三千来块钱（现阶段已略有提高），这就属于老铁兵。”付孟海说，“四分场过去是七大队，对内叫‘黑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改支队’，后来改为八五二四分场；工程营叫工程大队，后来改称八五二工程营，都是‘劳改犯’。良种站过去也是‘劳改犯’住的地方。”
这批“劳改犯”，有近三千人，是从江苏押送到这里的。付孟海所在的警备队就负责接收这批“劳改犯”。先是到宝清县，在宝清待了三天，步行去杨大房，在杨大房吃了中午饭，然后继续走，傍晚到达目的地良种站。
付孟海记得很清楚，这批“劳改犯”到北大荒的时间是1956年4月10日，比大批铁道兵进驻荒原的时间要早。这些人的成分很复杂，有“政治犯”，有“刑事犯”。有过失杀人的，有偷人家牛的，有偷人家苞米的；有原国民党的官兵，也有触犯法律的解放军战士等。他们伐木、割草、盖马架子、草棚子、修路、修桥，为铁道兵进驻荒原打了前站。八五二到八五三的路，八五二到宝清的路，还有那些架在河沟溪流上的桥，都是他们修筑的。虽说数量不足挂齿，虽然只是简单的马架子草棚子、土石路木头桥，待大批铁道兵进来的时候，这些荒原上简陋的基础建设，至少能让人有稍许的安慰。付孟海说：“咱们不能说他们在做贡献，因为他们是‘劳改犯’，是国家的罪人，是应该好好认罪，好好干活，他们的工作就是干活。”童尚义说：“我们来的时候，‘劳改犯’很多，到处都是‘劳改犯’，盖房子、修路、架桥，都是他们干的，也不用人看着，他们就是想跑也跑不了，没有路，荒无人烟的地方，大草原，大沼泽，一不小心就掉进去淹死，刮大烟炮一会儿就冻死了，还有群狼。想想都不敢跑。”在三年困难时期，“劳改犯”死了不少，有的是年龄大、身体有病；有的是饿死的，吃不饱饭、劳动强度大；还有的是意外事故死亡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在北大荒的垦荒史上，应该是记录在另册的。
而作为警备人员和管教人员，与“劳改犯”一同来到八五二农场的复转官兵，则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比如付孟海、张熠中、王玉山、孙宝泉等。
付孟海是山东沾化人，1951年入伍，因为身体好、家庭历史清白，被选送到北京的警备部队，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司法部等单位站岗，还为粟裕家、黄克诚家、叶剑英家、冯玉祥家做警卫。1956年2月他复员了，一开始有三个去向：一是回原籍，一是当警察，再一个是到一个基建单位当保管。后来才又有一个去向，就是北大荒。部队做统一动员，说北大荒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以安家，生活挺好，没有成家的还可以结婚。付孟海选择了北大荒。二月份，他和一同复员的战友从北京乘闷罐车到了密山，再乘汽车到虎林。在虎林学习《劳改条例》，学习结束后，又返回密山，接收从江苏押运过来的“劳改犯”。劳改队有队长、副队长、小队长，还有一个警卫班，是配备武器的。付孟海是小队长。后来，付孟海就留下来做了管教干部，领着“劳改犯”劳动，冬天用马拉石滚子压大豆脱粒、上山伐木；春天播种，把拖拉机翻过来的地，用小铲子扎个眼，放几粒黄豆；秋天收割麦子、脱谷子。“我们管教不带枪，象征性地拿个小棍。有专门的警卫拿枪，晚上警卫几个小时一换岗。‘劳改犯’在外出劳动的时候，不老实的几个人一个组，其余的在一起。有一个‘劳改犯’惹事，可能会上三五个‘劳改犯’来收拾他，他们都想立功减刑啊。有一次，有一个‘劳改犯’和队长顶嘴了，上来两个‘劳改犯’就把他捆起来，吊了他一晚上，一个小伙子被吊一晚上，也够他受得了。”1958年大批复转军官兵来农场以后，大部分“劳改犯”被迁走了，付孟海留了下来，一直在良种站工作到退休。
张熠中来北大荒时是出差，执行秘密任务。他在铁道兵部队当卫生员，正在佳木斯汤原县修铁路。自1955年从朝鲜回国后他就经常出差，第一次去四川接新兵，接了一千多；第二次送复员老兵；第三次，1955年8月，他又接到出差任务，领导还不告诉去哪儿，去干什么，挺秘密的。他领命出发了。没想到，这次却出了个长长的差，再也没有回去。等到了地方，他才知道是八五〇农场，农场有四百个“劳改犯”，被分成两个大队，他的任务是配合管理。转过年，从江苏押运来三千多名“劳改犯”，张熠中被安排去接收，然后，他就被留在了警备队。他在警备队当卫生员，倒是不用干活，是看着‘劳改犯’干。“劳改犯”们盖房子很快，不到两个小时，就盖了警备队部、食堂、宿舍。“劳改犯”迁走后，张熠中被分到三分场场部卫生所当护士，退休时是四分场卫生院医生。
王玉山从部队复员到北大荒时，就知道是来管“劳改犯”的。他对这批“劳改犯”在农场时的经历清清楚楚。
那时候大批的铁道兵还没有进场，连一个草棚子都没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作业，像建点、搭马架子、盖草房子、排水、上山伐木、修水库。”“这些‘劳改犯’盖了很多房子，就是盖马架子和草棚子，为铁道兵进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另一部分“劳改犯”就开荒，天一亮就吃饭，吃完饭就干活，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我们在种畜站的南面，就是种畜站的那片地，都是人工开荒，十二个人拉一张犁，开出来的地种菜、种大豆。”(https://www.daowen.com)
“劳改犯”们干活没有固定的地方，在这干两天，在那干两天，管教们不和“劳改犯”在一起吃饭，但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高粱米、黄豆、大
子。“我们的口粮标准不一样，我们最低的时候是十八斤，他们最低的时候是三十二斤。那个时候‘劳改犯’也有饿死的。”
管理“劳改犯”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刑事犯，有的不接受改造，有的开小差儿，有的不爱干活。尤其那些小偷，不觉得自己有多大毛病，也没有文化，素质比较低，经常打架斗殴。对犯错的人，“一般都是批评教育，和他谈话、记录，他们怕记录，怕再犯错时加罪。”而那些政治犯则比较老实，特别刑期比较长的，“很多政治犯都是在肃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抓起来的，过去国民党的保长、乡长啊。我们队有一个‘劳改犯’是国民党的少校，是国民党炮兵团的团长，他被判了十二年，他就很老实。在劳改队里也分组，有小组和大组，他当大组的大组长，领着干活什么的。”“有个国民党的中将，过去他是在两个办公室之间都要坐车的人，现在连马车都会赶，什么活都会干了。”
从1956年到1961年，王玉山基本都是在劳改队里。1961年，“劳改犯”被迁到北安，他被留了下来，在工程营当保卫干事，后来当指导员。退休时他是建筑安装公司的技术员。
孙宝泉是从江苏押运三千名“劳改犯”时来到北大荒的。他是医务人员，接到的任务是挑选三个懂医的人，随押送队伍到北大荒，等铁道兵接收后就返回去。在四分场，双方交接完毕，王震来了，却不让他们走了，是当着他们的面说的，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劳改犯”都分在工程营，孙宝泉他们就留在工程营了。后来，与他一起来的四个人，有两个开小差儿走了。还有一个没有走，叫蒋翰伟（音译），是学生；孙宝泉也没有走，留在工程营当医生。
“我是党员，在战场上枪林弹雨都没有开小差儿，到这困难了就开小差儿？不可能。”孙宝泉说到这儿，哭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奖金啊升官啊发财啊我都不想。”
孙宝泉是山东沂蒙沂南县人，那里是革命老区，他曾是乡儿童团长，十六岁时参军，在华东军区公安团八连三排八班，个头还没有枪高，几次被劝退，他都坚持了下来。一开始他就知道，参军为了谁是怎么回事，当通讯员、当司号员、当卫生员，淮海战役时打苗庄，过长江解放上海，都得冒着枪林弹雨，他没有退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闯过来了。北大荒的艰苦，显然也不会让他为难，他很坚定地留了下来。有机会走，有机会改行，他都没动，就在工程营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没有犹豫过，此时说起来，他哭了，老人解释说，他不是委屈。
那么，比委屈更让老人难以释怀的，该是什么？
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人生选择往往带着很大的偶然，或者说，身不由己。服从大局是选择的出发点，这些曾经的军人，虽然离开了战场，脱下了戎装，但那种浸入骨血里的牺牲精神，在国家意志面前，服从就是无条件的。在这里，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都是必然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