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千里飞来的姻缘
那些没有回家的，或者回家没有找到合适对象的单身汉们，则把选择的目光投在了从山东、河北、四川等地招来的支边女青年。这些姑娘年轻、活泼、能干，有从农村来的，也有来自城市的，许多姑娘还都有文化。她们的到来，不但改变了荒原上的性别比例，也为单调枯燥的荒原生活增添了无数的情趣，还让单身的垦荒官兵充满期待。
这些支边女青年同样面临着适应荒原生活的问题。来之前，她们其实并不清楚在北大荒等待她们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姑娘们怀着一腔热情来了，来到了有着许多传说的荒原。但是，残酷的现实，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以她们的智力和见识所能想象出的情境，她们一时蒙了。
有的站在车上不肯下来，有的只知道哭，有的偷偷跑了，在荒地里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当然，也有坚定分子，因为一开始她们就是奔着艰苦而来的。
姑娘们最终都留了下来，留在了北大荒，这里，除了艰苦的环境，还有崭新的日子、沸腾的生活，以及充满关注怜爱的异性目光和战天斗地的雄性力量。
从此，她们和垦荒官兵的荒原恋情，为这片黑土地平添了温馨和浪漫。
万明远的妻子就是一位支边青年。
万明远在婚姻问题上是很有主见的。十五岁为逃避包办婚姻，他毅然离家；参军后部队有纪律，即所谓的“28团”，就是二十八岁以上和团职干部才可以谈恋爱、结婚。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万明远是中尉，这时候也允许谈恋爱结婚了。万明远条件很出众，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而且有文化有身份，薪金涨到八十八元，那时的猪肉是一毛八一斤，他的钱是很充裕的。像他这样的军官，在大机关工作又是城市兵，找对象的标准就不一样了，“又要会跳的又要会笑的又要会闹的”。与他在同一机关的战友，一共三十二个单身汉，两年才有一个找到了对象。这种情境下，剩下的这三十一个军官找对象就得谨慎选择了。后来，这三十一人包括万明远全部转业，有的去了海南岛，有的到了北大荒。万明远到北大荒时已经二十八九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了。连队指导员给他介绍了一位姑娘，是1959年从山东来的支边青年，有文化，十九岁就在山东入党了，两个人年龄相差十二岁。这条件也是没谁能比了。不幸的是，她四十四岁就去世了，走得太早了点儿，不过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这是万明远最宝贝的财富，难怪他说，革命一辈子，就剩下四个女儿了。(https://www.daowen.com)
龙汉斌的妻子也是1959年的山东支边青年，是连队指导员的妻子给介绍的。“她说了两句话，我就同意了：一句是我家里很穷，一句是我没有文化。这两句话我就听懂了。我说我家也不富，我文化也不高。”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两句对话，成就了一桩婚姻。“我就喜欢她的诚实。”这是最朴实的选择，却是最真诚的情感。龙汉斌很为自己的选择庆幸。妻子很会过日子，针线活儿好，品质也好，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心目中只有丈夫和孩子，唯独没有自己。“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老伴很坚强，她工作也很出色，是五分场女红旗班班长，在整个八五二都很有名的。”龙汉斌说这话时很是自豪。
周钊来找对象很主动，他不用别人介绍，他从一群山东姑娘中相中了她，“她长得漂亮。我主动追她，先给她写信，后来就直接找她。”虽然周钊来比姑娘大六岁，但他非常自信，“我那时也是英俊小伙，看照片就知道了。”
张深远同样是靠自己的魅力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张深远的妻子叫赵万林，是1958年的四川支边青年。那一批来了十几个人，都是初中毕业生。她们给王震部长写信要求到北大荒，然后又一起去北京农垦部，拿着王震部长的介绍信到了八五二农场。1959年赵万林在八一农垦大学学习机务，张深远是她们班的指导员。
农垦大学在老场部，王震从上海招来一百二十名学生，加上当地选送的学员，一共一百五十多人，设三个班，叫八一农大附设中专。赵万林是从三分场来的，住校，在食堂吃饭。那天的稀饭有点稀，她一边用勺子搅一边发牢骚。张深远正在旁边，听她发牢骚，觉得她有点儿娇气，那个时候能有一碗稀饭吃就不错了。他就瞪眼看着她，她发现了，不吭声了。这是他们第一次正面相见。她后来打听了，他是她们的指导员，而且还是老乡。张深远住的宿舍和她们的宿舍挨着，他在部队时就喜欢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转业时从部队带来了小提琴、二胡，没事儿的时候就拉。星期天休息，医院、修配所经常举行舞会，他就拉手风琴伴奏。这样的一个小伙子肯定被众人瞩目，赵万林动心了，经常帮他洗衣服，两人开始交往。三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赵万林回了分场，距离或许更容易产生思念。分场排节目，到总场演出，她路过学校都会去看他。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两人约了时间到总场民政部门登了记。
1960年的春节，两个人结婚了。一同结婚的，还有教务处的一个农业教员。两对新人，就买了点儿糖和瓜子，在教务处就把婚礼办了。“教务主任在部队时是大尉，是烈士子女，他送了每对夫妻一对瓷缸子，那是最重的礼啊。”
赵万林后来改行当了老师，是小学的高级教师，2003年得肺癌去世了。
说到这儿，张深远的目光里透着无限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