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草棚子里的教学
采访札记：
当年，很多垦荒官兵大都没念过正规学校，念过私塾的寥寥无几，更多的人都是参军后在部队扫盲班才开始识字，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真的很在意有没有文化。他们说起不识字的窘态，说起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扫盲的心态，说起因为没有文化只能当普通农工的遗憾，那一声长叹，一声苦笑，含意无穷，令人百般回味。
李进晓当兵前上过一年学，这在那时的部队里算是有文化的，就把他调到县武装部。有一次去上级部门取信，“写收条吧，写了快半个小时了也没写出来，弊了一头汗。部长就说你回去吧，就说收到就行了。”
贺友：到敌占区去侦察，侦察完敌人兵力的配属、位置等，由于我没有文化，我就画圈和画线，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样的圈和线，圈、线的大小，分别代表着大小和多少等等。那时要有文化多好。
付孟海：我们家的人都没有文化，不识字，汽车、火车都没有见过，就知道种地。我当兵的时候，在火车上看见顶棚上发光的东西还问别人，那是啥呀？
赵希太也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当兵时亲历的事，这件事足可以说明，一支解放了全中国的革命军队，在最底层的部队里的文化层次，又是多么地需要文化人。“我一开始在区中队，也没有识字的，队长都不会写字，吃饭都吃糊涂饭。怎么办呢？后来说要找一个会写字的，会写韭菜、小米的。有人出主意，说有一村，兄弟俩，弟弟字写得可好了。我们队长说这好。我们晚上就去了，那个弟弟说愿意，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第二天交代工作，文书兼上士，让他买菜。我们区中队五十来个人，他写上名单，报到县大队，意思是我们增加人了，让上面给我们区中队多少粮。没几天县大队来了一个干事，检查工作，上午检查工作到队部，和文书谈了一会儿话，了解了解情况，吃完饭回去了。隔两天来了一个通讯员，拿着一封信给队长。队长不识字，给指导员看，信上说要把文书调到县大队当书记，书记比文书大一级，排级干部。队长说，我们刚找到一个上士，你们要调走，我们不是还没有记小米的嘛？那也得放人啊。我们这儿就又没有识字的了。”
王吉贵的文化教育，是在部队扫盲时学习千字卡，就是一个写汉字的卡片。在朝鲜时，他是高射机枪手，打飞机、打碉堡、配合步兵夺阵地，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他也几次死里逃生，但只要下了战场，他就坚持认字。“有的人说，学它干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呢。我说死是它的，不死是我的。”就这样，王吉贵三年后从朝鲜回国时，就可以看报纸了。退休时他是南横林子中学分管后勤的党支部书记。
顾隆开的文化也是在部队补习的。在朝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学文化，炮弹掉下来，牺牲了好几个。”“回国后到了西北，又在陕西省华山县学习了半年，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建设铁路、修桥、修坑道的知识。一天好几堂课，军事、政治、文化、技术，脑袋灌得满满的，半年就可以写信回家。那时候年轻，脑袋好使，也愿意学。”
最早的这一批垦荒者，其实最能体会没有文化的难堪，因而最怕自己的后代重复他们不堪的经历，可以说，他们也是最早的觉醒者。
顾隆开：有文化就好了，能为党多做些贡献。没有文化光知道干活，不能想一些积极的办法，有文化干活就有成绩。
李三圆：我文化低，又让我当粮管员，上生产队拉粮食，又得动笔，记谁交了多少粮食，拉了多少粮食。算账不会不行啊，人家老给我提意见，压力大，弄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我就不干了，就搞积肥，管三辆马车，天天往地里拉肥料。
吴明玉：我没有文化，是大老粗，吃了一辈子没有文化的苦。我对我的孩子，不管是姑娘还是儿子，你只要有能力，你只要想上学，我就是天天喝稀粥也供你上学。没有文化不行啊。(https://www.daowen.com)
今天北大荒的中青年一代，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几乎没有地方口音，也没有土得掉渣的、被称为“苞米子味儿”的东北腔。
如今的八五二小学
父辈们南腔北调的口音，没有遗传给下一代。下一代生活在一个庞杂群系组成的小社会，需要一种权威而且行得通的交际工具，普通话成为首选。当然，这得益于他们接受的比较正规的教育。而在北大荒接受了初、高中教育后走出去的老兵们的后代，遍布全国各地直至海外，不乏各行各业的精英，其中有全国知名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博士生导师、海军舰艇舰长、医生等等。
艰苦的生存环境和贫乏的物资财力，都没有耽误下一代的教育，几乎在建场建点的同时，北大荒的各类各级学校也应运而生，最初选派的教师，大多都是转业军官，有着较高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修养。
沈仁连：学校的条件很差，一到星期六下午，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上山砍柴火。但老师都很棒，大都是部队转业官兵，很多都在部队学校当教员的。我到四分场学校的时候，是学校唯一的党员。学校一共十二个老师，还有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
那时候教室少、学生少，都是复式班。学校都是一条龙的，从学前班开始一直上到小学毕业，吃住在学校，老师既是老师又是保姆。
八十九岁的刘克勋
刘克勋虽然不是大学本科毕业，但参军后就在第六军医学院学医，一年后从学员队调到学科辅助教学，随后被送到北京医学院化学科学习生化、在药学科学习药学。一年后再回到第六军医学院生物化学实验室做技术员，1955年授衔时是少尉衔，正排级。以他受教育的经历，在当年的转业军官中，是比较高的。1958年他到了北大荒，1959年就被调去南横林子学校当老师。这个老师当得很不容易。学生的家长都是复转官兵，天天忙着开荒种地，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学生们都住校。“学生宿舍就是一个土炕，上面铺一张炕席。”刘克勋教化学、生物，还当班主任，“要天天给学生烧炕，早上天不亮就去点炉子，晚上临睡前要把炉火压灭、要查宿。当老师总得比学生起得早，比学生睡得晚。”1961年刘克勋调到四分场中学教化学、数学。学校办了个农业中学，学校有一千亩地，算是实验田，刘克勋不仅要教学，还要领着学生种地。农业中学算初中，但教学基础非常好，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刘克勋是个喜欢学习的人，在部队上学时，有时间他就蹲图书馆资料室；到农场当了教师，他更是注重自学，不断补充知识，买书、积累各种教学资料。可惜，家住草房时意外失火，十多麻袋的书都被一把火烧掉了。如今说起来，还是心疼不已。好在，那些知识都已经融会贯通，成为他的知识储备，并传授给他的学生们。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刘克勋教的学生大多都考上了大学。仅北京农业大学，就从农中招收了四五个学生。现在，这些学生都已经成为专家，还有一位是博士生导师。可见，当年农场学校的教学质量之高。
但是，刘克勋只有高中文凭，还有一个第六军医学院的专科学历。到了开始讲文凭的年代，尽管他当了四十年的化学教师，长期当教学组长、年级组长，也只能是中级职称。不过刘克勋很欣慰，他在中学教的都是毕业班，统考成绩、高考成绩没有人能超过他；管局、总局搞教研比赛，在管局他得了第一名，在总局得了第二名。
刘克勋说：“有人讲学历，我就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