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奢侈的文化生活
采访札记：
老眭至今还有着在农场看露天电影的记忆，说起来津津乐道。那时候只要听说晚上放电影，孩子们就从白天盼到日落，到了晚上，急急忙忙地扒拉一口饭，就拿着一个小板凳跑到广场去占位置，当然，兜里还得揣上一把爪子。那电影都反复放过好几遍了，人物对话孩子们都能准确无误地提前说出来。那影片中的内容、活灵活现的人物甚至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直至今日仍留存在脑海中。这些熏陶，正是文化的启蒙，焉知有多少北大荒的孩子不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培养了文艺的细胞文化的基因？孩子们的热切，是因为渴望，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孩子们或许只是看看热闹，而大人们的精神生活，与黑土地的肥沃相比，则显得很是贫瘠。北大荒最初的荒凉，包含着文化上的荒凉，同样需要开垦。
张文英说：“那时候的北大荒没有业余生活。早上六点就上班了，中午回家吃口饭又要上班，晚上六点来钟下班，下班赶紧吃饭，吃完饭又要开会，基本上每天都有事，几乎没有业余时间，除了睡觉，礼拜天也很少休息。那时候十天有一天休息，但农忙的时候，一两个月也休息不了一天，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偶尔能看场电影就很高兴了，全场一百多个连队，几个月都看不上一场电影。”
真的可以说，看电影，是北大荒人很奢侈的文化生活。艰苦的生存环境，高强度的垦荒劳动，偶尔能看一次电影，不管什么内容，也不管看过了几遍，都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心的放松，为单调而艰苦的垦荒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
电影放映员的工作，看似很轻松，其实也很辛苦。
1958年时，八五二农场就一台电影放映机。总场有一个电影队，三个人，队长是1956年来的，还有一位女的，第三个人是赵定祥。
赵定祥当兵前念过初中，但没毕业，1947年他是儿童团团长，1948年1月，被送到部队的学校学习了半年，结业后就分到连队当战士、宣传员、工作员、文化教员等。部队参加淮海战役、在西北打胡宗南，赵定祥他们就搞战地宣传，说快板，鼓舞士气。1950年他在连队当文化教员，主要是扫盲，教速成识字法，就像现在的汉语拼音，还教唱歌。他并不识谱，都是现学现卖。1954年以前他都是在西北军区独立五十五师文工团服役。1954年调到天津总政第一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负责放电影。1958年3月份转业到北大荒，六月份调到总场工会帮忙，随后就留下来，一直干到退休。
在电影队，要经常下到各分场生产队放电影，还有炮手营伐木点、尖山子（三分场场部）等，转一圈要半个多月。都是坐马车去，晚上就住托儿所，没有托儿所就住食堂，有一次还在六分场仓库的麻袋堆上睡了一晚上。1958年冬天雪下的大，去炮手营放电影，都是戴着棉帽子睡觉。
后来各个分场都成立了电影组，有了电影机，再后来总场有了座机，总场的电影队改成了电影站。赵定祥他们就不下分场了。分场要的片子到总场电影站取，总场电影站要的片子到管局电影站预定。(https://www.daowen.com)
张跃华（左）在朝鲜
作者眭建平（左）和张跃华
张跃华说他放了一辈子电影。
十九岁时，他高小毕业无事可干，跑到太原找老乡玩，老乡介绍他去国民党的部队当了兵。“其实我什么都没干过，就东跑西颠的。”何况不久张家口就解放了，张跃华被解放过来，参加了解放军，分到66军197师591团警卫连。一开始让他当文化教员，还教唱歌，一个月后让他去军部学放电影，一年多后回到197师电影队。1950年随66军入朝。在朝鲜天天打仗转移，也放不了电影，就跟着部队机关跑，后来电影队就负责带担架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1952年第五次战役后部队回国，1953年在朝鲜的20兵团需要电影放映员，张跃华二次入朝。1958年4月，转业到北大荒。
张跃华在八五二农场六分场也是放电影，到总场取片子，然后一队到八队地跑，马车、爬犁、尤特斯都坐过，有时还骑马。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刮大烟泡；没有白天黑夜，过年过节，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们电影组还配合分场政工组，结合形势，画幻灯片，在放电影片前打出去，效果还不错。哪个生产队的扩音机坏了或喇叭坏了，我们也是随叫随到帮着修。”
张跃华刚刚过完九十岁的生日。“我的心态好，什么东西都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