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

临近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城市及其景观与以往大为不同，出现各种新元素，如郊区的整体规划社区（Blakely &Snyder，1997；M.Davis，1990；Knox，2008）、绅士化邻里街区（Smith，1996；Ley，1996；Zukin，1982）、节庆活动市集、大型购物商场及其他消费性场所（Crawford，1992；Goss，1996）。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核心假设（Soja，1980），诺克斯提出必须在经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理解城市景观的不断变化，即由现代向后现代城市环境转变斯（Knox，1991）。

随着先进服务业的发展，在社会文化领域，出现了“新资产阶级”（new bourgeoisie）和“新小资产阶级”（new petit bourgeoisie）等新阶层。对符号和意义的消费，成为新中产阶级展示其特有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Bourdieu，1984；Baudrillard，1998）。因此，当代城市变革更多由消费而不是生产所推动（Miles & Paddison，1998；Jayne，2006）。里策尔指出，各种精心打造、使人着迷的城市设施，成为“消费教堂”，引诱消费者前往，并持续刺激消费（Ritzer，2005）。

然而，哈维（Harvey，1985；也见Knox，1991）以及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上述新趋势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的永不停歇的自身属性，即适时地制造出社会及物理景观以满足其需求。据这一观点，富有美感、蔚为壮观的城市形态，正是社会、文化向后福特式灵活积累机制转变的结果，也是去工业化的产物。由于房地产业代表着资本积累的新方式，各种新兴的城市形态实际由资本流动造就，而不仅仅是文化驱动（Zukin，1982）。文化元素被广泛运用于制造新奇潮流和多样化细分市场，以消费的魅力蛊惑大众（Jameson，199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出现上述新兴城市形态。这一现象与国际国内的诸多变化相关（Rimmer & Dick，2009）。一方面，有学者强调全球化驱动下的技术转让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推进和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塑造面向全球的“舶来”景观可满足本地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Firman，2004；Robison & Goodman，1996），也反映出城市的国际化愿景及城市间的竞争战略（Yeoh，2005；Kong，2007；Jessop &Sum，2000）。(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迥异的地方环境也会形成相似的元素（Marcotullio，2003）。特别是在亚洲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更强，更有可能采取自上而下的规划体制，甚至不少项目由发展型政府直接发起。至于政策和城市开发制度，各国之间也存在差异。较之日本、韩国等早期“起飞”的东亚国家（Hill & Kim，2000），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开发更加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私人消费。除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规划体系薄弱，往往进一步强化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隔离（Firman，2004）。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城市空间的商品化进程。城市土地和房产成为生产、出售和消费的商品。城市开发也遵循着市场力量和资本积累的逻辑。在需求侧，新兴富裕阶层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催生出一个富有竞争力的高端房产市场。地方营销在城市开发中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如外资进入），还体现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包括引入专业经验、技术和意识形态。事实上，提供设计服务的跨国公司不断涌入持续增长的中国市场，中国城市已成为各种先锋设计和迥异风格的试验场。

简言之，市场化和全球化成为中国各类新奇城市景观涌现的两股主要力量，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房地产利益集团共同塑造出的城市景观占领市场并引导消费。尽管如此，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驱动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城市的转型更多地来自内部演化（Lin，2007）。由此引发关于中国城市状况更深层次的疑问：上述国际、国内力量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如何合作？笔者将在增长机器理论视角下进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