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回归分析：社会经济隔离的变化模式
以居委会为基本单元，表3-4展示了上海2000年与2010年各街道（乡镇）的隔离指数得分情况。结果显示，街道、乡镇尺度的隔离指数低于全市尺度的隔离指数，这就意味着不同街道（乡镇）之间的差异可能要大于街道（乡镇）的内部差异，即宏观隔离显著于微观隔离（Reardon et al.，2008）。但无论是哪一种隔离，其总体趋势是相似的：反映本地群体和移民群体居住隔离的户籍隔离指数下降，而反映学历高低不同人群的教育隔离指数显著提高，尤其是学历较低人群与学历中等人群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增长最多。
表3-4 2000年与2010年上海户籍和教育隔离指数（街道/乡镇尺度）
表3-5为回归分析的结果，反映出2000至2010年间居住隔离的发展变化。模型1证实，无论从哪一维度衡量，十年间上海的居住隔离程度都大大增加。此结论对于中心城区和郊区分别成立，如模型2与模型3所示。这证实了第一个假设，即住房改革以后，上海十年间的隔离水平明显上升。
表3-5 2000—2010年上海社会经济隔离变化趋势的混合回归模型
注：*ρ＜0.05；**ρ＜0.01；***ρ＜0.001。
表3-6和表3-7分别给出2000年和2010年的居住隔离模式回归模型。从空间模式看，郊区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郊区的居住隔离程度较高。就隔离维度而言，2000年，模型5中城区的隔离系数显著为负，模型4与模型6中城区与郊区的隔离系数并不显著。换言之，在中心城区户籍隔离程度高于教育隔离，而全市尺度上户籍隔离与教育隔离的作用程度基本相当。2010年，三个模型中隔离维度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无论在全市尺度、中心城区还是郊区，教育隔离的水平均显著超过户籍隔离。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在塑造城市社会空间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https://www.daowen.com)
表3-6 2000年上海社会经济隔离模式的回归模型
注：*ρ＜0.05；**ρ＜0.01；***ρ＜0.001。
表3-7 2010年上海社会经济隔离模式的回归模型
（续表）
注：*ρ＜0.05；**ρ＜0.01；***ρ＜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