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回归分析：影响社会经济隔离的地方因素
针对2010年的户籍隔离和教育隔离得分，运行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当前户籍和教育隔离相关的地方因素。研究根据经典的城市生态模型，选取相关解释变量（Farley& Frey，1994；Logan et al.，2004；Lichter et al.，2015）。首先，较大的人口规模，往往反映了地方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多样性，社会经济隔离水平也可能越高。为解决地方规模分布中的偏斜问题，这一变量采用常住人口的对数来表征。其次，流动人口百分比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百分比用于检验人口构成对社会经济隔离的影响。再次，地方的经济结构同样与社会经济隔离水平有关。例如，以现代服务业和白领工人为支柱的中心城区，与以制造业及产业工人主导的郊区，其社区格局往往有所不同。遵循惯例，本研究用由制造业、服务业和公共部门的就业人口百分比来反映产业结构。最后，为了检验住房市场化的影响，本研究将2000年以后新建房屋的百分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表征商品住房的供给量。表3-8为回归分析结果。两个模型均有着较好的拟合性，在1%的置信度下具有显著性，分别解释了17%的教育隔离和30%的户籍隔离变化。同时，VIF分析确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一，与以往研究相同，居住隔离水平与人口规模呈正相关。非常有趣的是，移民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导致更高的隔离水平。移民百分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移民涌入的空间结果实际上是居住混合。住房改革后，由于户籍制度不再限制人们的居住流动性，即使没有本地户籍的移民也可以购买或者租赁房屋，并在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搬入他们想要居住的任何社区。相反，中等学历人群比例与教育隔离水平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正在成为比户籍更重要的隔离维度。
第二，经济结构对两个维度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户籍隔离得分与制造业就业比例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对于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街道（乡镇）而言，外来移民与当地户口持有者的居住隔离程度更高。这也解释了郊区户籍隔离的总体增加（表3-8）。随着上海市经济活动空间重构，大多数制造业已经转移到郊区，城市边缘地区见证了大量移民的涌入（Shen & Wu，2017）。由于在住房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他们大多数聚居在工厂宿舍、城中村或者交通便利的空置商品房社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移民聚居区。
表3-8 2010年上海社会经济隔离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https://www.daowen.com)
注：*ρ＜0.05；**ρ＜0.01；***ρ＜0.001。
相反，教育隔离的水平随着本地公共部门就业的比例上升而显著下降。这与西方城市的实证研究所发现的趋势类似。这是由于在公共部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雇员之间的收入通常差异不大（Logan et al.，2004）。但对于中国城市而言，这反映了改革前制度遗产的影响。改革时期中国的公共部门保持相对完好，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改革前的工作单位。由于政府部门和组织的工作机会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资历，还取决于户籍、本地社会资本等因素，这一群体的学历差异很大。此外，在个人特征以外，他们的住房机会还更多地与特定部门、单位的资源相关。因此，即使在建立住房市场之后，个人的人力资本对这一群体的居住地点影响仍然相对较小。
第三，在控制了常见的生态因素后，2000年以后所建住房的百分比，与户籍隔离和教育隔离水平显著正相关。新建住房比例增加1%，户口和教育隔离率分别增加17%和20%。由于这其中大部分是商品住房，证实了市场机制的居住分类会加剧社会经济隔离。这也是为什么住房开发主要受市场机制影响的郊区隔离程度更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