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设施与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指居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自愿参加邻里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Talò & Mannarini，2015）。它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形式，即居民维护集体利益的行为与过程（桂勇、黄荣贵，2006）。因此，社区参与与邻里之间相互照顾支持、参加社区文化休闲类活动等不同。相关研究表明，社区参与对于改善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培育社区凝聚力均有益处（Sherlock et al.，2004；Lowndes et al.，2001；Sampson et al.，1997；Dekker & van Kempen，2009）。与此同时，社区参与可加强不同居民在邻里之间的联系，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Arthurson，2003）。因此，自从1970年代以来，社区参与逐渐成为欧美城市政策的关键领域。在私有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城市政府通过鼓励社区参与，构建新的城市治理框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Docherty et al.，2001；Raco，2000）。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社区参与形式各异，如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个人参与和集体参与、合作和反对等。埃克曼与阿姆纳将社区参与的形式分为隐性参与（latent involvement）和显性参与（manifest engagement）两类（Ekman & Amnå，2012）：前者指不太积极的、非正式的参与，如交流信息、对地方事务保持关注和兴趣等；后者则是通过参加社区组织，采取实际的行动影响结果，是一种积极参与的形式。这两种参与形式也代表不同的参与阶段，隐性参与很可能先于显性参与，且各自受到不同的动机和激励。其他学者进一步验证隐性参与更多是自发参与，参与者往往处于治理的接收端，而显性参与则倾向于采取更有组织的形式，参与者往往积极寻求影响社区事务（Hays & Kogl，2007；Zhu，2020）。

在众多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当中，公共空间和设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社区物理环境与居民邻里互动、地方依恋（如社区归属感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反过来又会促进集体行动（Hanlon，2010）。例如，一项对广州市的研究发现，在邻里层面，社区中存在更多的公共空间，居民参与的可能性更高；在个人层面，社区空间的使用和环境评价都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Zhu，2015）。与之相反，加拿大多伦多的“塔楼邻里更新”（tower neighborhood renewal）计划，由于居民已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与低密度独栋住宅业主紧密关联，拒绝参与该项计划（Poppe & Young，2015）。(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公共空间和设施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内部心理机制认为，居民通过社区物理环境的日常体验，培养出对居住地的情感纽带，即邻里依恋（neighborhood attachment），这种依恋将进一步转化为对社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Brown，Perkins &Brown，2003；Manzo & Perkins，2006）。其次，社会资本机制强调以特定地方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公共空间与参与之间的中介。社区公共空间和设施（如公园、图书馆和娱乐设施等）为非正式的人际交往创造机会，是影响邻里形成信任、规范和互惠的重要因素（Curley，2010；Francis et al.，2012）。

此外，邻里公共空间和设施的产权和管理机制，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动机和途径有重要影响。纽曼将社区中的公共空间称为“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具有加强社区地域性和集体意识的功能（Newman，1972）。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切入，韦伯斯特指出，当社区公共设施作为一种俱乐部商品提供和运营时，比通过外部管理更加有效，从而激励居民参与邻里公共事务（Webster，2001）。例如，欧美城市新兴的封闭社区中，公共空间和设施由业主委员会提供和管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获得极大提高（Gordon，2004）。与之相反，洛等人对纽约的研究却发现，此类社区中参与社区事务存在特定的门槛条件，反而可能有碍居民的全面参与（Low et al.，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