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内城社区综合调研问卷》。调查选取上海内城（内环线以内区域）、浦东新区范围的花木街道和塘桥街道等4个社区。其中，塘桥街道是较为成熟的城市中心区，以“房改房”和商品房为主；花木街道位于市级行政文化副中心，由原花木镇撤销建制改为街道，总面积约21平方公里，下设6个分社区，本研究选取其中3个作为调查区域，包括毗邻世纪公园及周边兴建的商品房社区（东城社区）、按较高标准规划设计建造的国际社区（联洋社区），以及为陆家嘴金融贸易核心区建设配套的动迁安置房社区（牡丹社区）。以浦东的内城社区为调研对象，一是社区发育相对成熟，包括设施配置与社区组织；二是与浦西的内城社区有所不同，浦东范围的内城没有传统的里弄邻里，均为典型的封闭式小区，涵盖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和动迁安置社区等多种类型；三是郊区社区以住房改革以后的封闭式商品房社区为主导，内城社区与之相比较，社区类型与公共设施治理的空间模式更丰富，更合适考察本研究关心的问题。
调查采取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各个社区中的人口数量和居住小区类型分布，选取11—12个典型居住小区。其次，根据人口结构，以年龄、性别与户籍作为控制特征，确定各小区的样本总量以及各类别人群的样本量。调查在各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展开，共发放问卷830份，共涉及29个居委会、54个小区。其中，东城204份，联洋180份，牡丹250份，塘桥196份。剔除无效问卷65份，共回收有效样本765份，问卷调研有效率为92.2%。
为修正调查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抽样误差，使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相符，本研究采用事后分层加权法，对数据进行再处理。第一步，利用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户籍特征（本地、外来）和学历特征（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上及未填）两个核心控制特征，计算12类人群占总体的比例。第二步，对调查数据进行交叉表分析，计算相应12类人群占样本的比例。第三步，以总体比例与样本比例的比值作为权重参数，对调查数据进行加权调整。由于户籍和学历是决定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关键变量，加权处理后，样本数据结构基本符合各社区总体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构成。
研究采用定序逻辑回归，分析社区公共设施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应变量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分别从决策参与和行动参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调查利用五级里克特量表（强烈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强烈同意），询问受访者对以下两个关于社区参与表述的赞同程度，即“我愿意参与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决策”，反映居民的决策参与意愿；“当小区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我愿意参与小区居民为此发起的一些联合行动”，反映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https://www.daowen.com)
公共设施领域化对于社区参与的影响，从物理、社会和制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物理维度的机制，考察小区内公共设施的使用是否会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参考居住区规划标准，根据功能特征，将居民生活服务和设施分为8大类、45小类，请居民报告其使用这些设施的频率、可达性和需求，即请受访者勾选出“哪些设施是您每周去1—3次的”（使用频率）、“哪些社区设施是您在步行15分钟内可达的”（可达性）、“哪些社区设施是您希望能在附近增加或改善的”（需求）。根据研究目的，将45种设施按照其运营主体特征汇总为两个大类，即小区内部设施与外部设施。其中，内部设施指在居住小区范围内的公共设施，分别由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或居民委员会供给，如公共绿地、老年和儿童活动室、室外健身场地、自助快递寄存设施等。外部设施指在居住区以外、街道办事处或市场主体负责供给和运营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如各类公办学校、社区卫生中心、菜市场、便利店、商场、洗衣店、健身中心、银行网点等。根据受访者勾选某一类型的总数，获得此类设施的使用频率、可达性和需求得分，用于检验小区内外供给设施的使用如何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
社会维度的机制，检验居民使用公共设施时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是否会影响其社区参与的意愿。本研究用“居民使用公共设施时与他人交流的频率”作为这一机制的测量指标。受访者对其使用公共设施时与他人的交流情况，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几乎每次都交流、经常交流、偶尔交流、不太交流和完全没交流。
制度维度的机制，考察居民通过不同的社区组织（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进行公共设施治理的社区参与意愿是否不同。这一维度通过询问受访者“在遇到与小区设施有关问题的事后，通常求助哪个组织”衡量。
此外，根据既有研究的发现，本研究将个人特征和社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包括代表人口学特征的年龄、性别、是否已婚，以及代表社会经济特征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有全职工作、是否持有本地户口、是否拥有住房产权。由于教育水平与其他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存在共线性，并且考虑到学历对社会经济能力的影响可以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就业状况、住房选择所代表，本研究未将学历作为核心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公共设施治理模式的不同，将居住小区分为单位社区、动迁安置社区和商品房社区，作为社区特征的表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