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历史剧《克罗姆威尔》的序言中说，诗人（剧作家）笔下的人物，是他自己的创造，只是借了历史姓名来用用而已。《克罗姆威尔》的序言是雨果一系列著名的历史剧序言里最突出的一篇，被称为“浪漫主义宣言”，影响了整个欧洲十九世纪文艺运动。它提出了浪漫主义戏剧法则，鼓吹打破古典主义的戒律，要求剧作家借用史料，大胆发挥自己对历史人物的个人解释。

十九世纪欧洲，从封建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十九世纪文艺思潮，也因之从宣扬极权的理性主义所派生的古典主义，发展而为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的旧浪漫主义。雨果反对古典主义文学把历史人物作因袭的、千篇一律的解释，主张发挥作家个人的独创性和自由想象。然而，历史的客观发展，却大大和雨果的主观愿望相背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们，无论发表了多少精彩的、各有独到的见解，归根结底，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在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解释历史，正如古典作家毫无例外地用封建主义世界观去解释历史。旧现实主义作家也一样。恩格斯给予《人间喜剧》以极高的评价，说它是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可是在政治上也还得肯定他是一个保皇党，在思想上，也还得指出他是对于上等社会的必然崩溃在不断地作挽歌，是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在给予同情。列宁天才地论断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正因为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许多矛盾，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状况”。列宁又说，“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客观事实：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是意识地或不意识地利用历史作为表现他的阶级、他的时代和社会思想的材料。作家通过历史剧叫人们用历史时代和自己的时代相比较，使人们依照自己的时代和社会去解释和认识历史，从而更加认识自己的时代和社会。雨果所创造的克罗姆威尔已经不是十七世纪英吉利共和国保护者的本来面目，而是拿破仑窃取了大革命果实以后、法国一八三〇年革命前夕的一个法国共和国保护者。宋人寇准本是一个很奢侈的人物，可是清人杨观潮把他写进了《罢宴》，来和乾隆年间权贵的淫靡生活相对照。历史剧作家笔下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时代的历史，而是贯串着作家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想的历史了。(https://www.daowen.com)

我想，观众所要看的，也正是时代思想和时代精神的放大镜下的历史，而不是标本式的历史。没有作家态度的历史剧，群众是不欢迎的。只有情节和场面而流露不出一点点时代思想和时代意义的历史剧，群众是更不欢迎的。当然，用时代思想去解释历史，很容易误把我们所最熟悉的现代思想加到古人身上去，而改变了古人；群众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历史剧。而如果像列宁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作家用现代观点去分析、解释和评价古人，又让这些古人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去生活，那么，纵或只是个别台词略近现代口语，那也就无损于他们仍是古人的。

郭沫若的历史剧，从《屈原》到《武则天》，每一出都充沛地洋溢着革命的思想感情。这是他的风格上极为突出的一个总特色。也正是这一使人感到亲切而又清新的特色，以如此巨大的魅力，在吸引着广大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