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有人说，历史剧要按照艺术规律创作。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艺术规律？

历史剧不写真实的历史，而写历史的真实性；它不一定写历史事实，但必须写出事实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必然规律。

我们既不能像历史学一样，用确已发生过的事情本身，去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不能空洞地、概念化地描写这个必然性。那么，又怎样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和必然性呢？回答是，历史剧的任务，是要写事物的可能性。

这正是我们一再强调作家要有独到见解的原因。很可能所有作家对于某一历史时期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认识都是一致的。但他们应当各人有各人的见地，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他们每个人都应当采取自己的角度，抓住自己所看到的重点，塑造不同的可能的生活形象来说明这个必然性。

举《武则天》一剧里裴炎这个人物的创造为例。有人怀疑这个人物是否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或必然性。我倒感觉得，恰恰相反，这个人物的创造，正足以说明怎样掌握艺术创作规律——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关于《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情况，郭沫若同志以独到的见解，指出它的特点：从隋朝到初唐，几百年间，不顾百姓死活的大臣篡位，成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气。作家既经抓牢了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规律，而后就大胆地运用可能性的虚构，来形象化这个必然性。这个可能性的虚构是从具有科学根据的必然性里推求得到的。唐人张文成的《朝野佥载》里，写有徐敬业通过骆宾王串通裴炎共同谋反的故事。司马光虽然加以否认，但正史史料纂辑者并不一定比稗史作者更可靠。武则天判断裴炎是“倔强难制”，这也是唐书里所记载着的。更主要的还在于：裴炎和武则天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有着历史性的根源、有着政治思想斗争根源的；这就是必然性。徐敬业的叛变是这种政治思想斗争的摊牌。徐敬业在朝廷里绝不会没有他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代理人，事实上，计划“十二月我自与”的（姑不管这一解释是不是武则天强加于裴炎的），也必有其人。这也是必然性。因此，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着裴炎妄图篡夺天位，但根据裴炎和武后的矛盾的如此尖锐以至被杀来看，作者叫他来代表实际上必然会有的武后的政治劲敌，就成为完全可能的，也就是可信的了。恩格斯在《致亨·施塔尔肯堡》信中不是说吗：“……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者会出现的——也许是较好些或较差些，但经过一些时间，总是会出现的。”图谋取武后而代之的，即或不是裴炎，也总会有别人；而从史料上和本质上看，裴炎既是一个完全可能的人物，那么，这种文学虚构，不是足以形象地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和真实性吗？(https://www.daowen.com)

在我国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口头上，流行着一句传统的经验谈：“无巧不成书。”这句话，既肯定了文学需要有虚构，又揭示了文学虚构本身的奥秘。小说、故事和戏曲，凡是能够长久吸引着人们，使人百听不烦百看不厌的，除了形式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以外，必然都有着一个主要的条件：它们所虚构的情节、场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都使人感到“出乎意料，而又合于情理”。出乎意料，就是巧，就是偶然的事物；合乎情理，就是偶然却又出于必然。我国文艺传统特点之一，就是以巧取胜——最大限度地运用偶然来暗示必然，而不直接描写必然。正如恩格斯所阐明的，在所有复杂的社会里，占着统治地位的当然是必然性；但是，必然性又总是以偶然性为它的补充，做它的表现形式。同时，必然性总是透过偶然性来给它自己开辟道路。伟大的作家们，都是把直接揭示社会发展必然性的任务交给历史学，而自己专在偶然性上做文章。当然，现实生活中和历史生活中，都有无数的偶然性事物。但它们总是被必然性的显著所淹没。因此，文学艺术创作，就有必要虚构出更多更生动的偶然性事件。

如果说历史剧应当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我想这个规律首先不是作为表现手段的写作技巧的规律，而是充分运用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和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偶然性的规律。

可见，艺术规律，就是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美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