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以前人们常说，郭沫若是浪漫主义作家。

我读过他的全部剧作，又导演过他的《虎符》和《蔡文姬》，然而，我对于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认识上却一直有些含混不清。现在，《武则天》摆在我的面前了，写实因素突出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调；我又该怎样处理，才能既强调这一基调，而又体现出作家的总的风格特色呢？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去思索一下，什么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什么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

我首先向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去寻求解答。

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旧的浪漫主义作家，和欧洲早期现实主义作家，虽也主张发挥个人独特见解和个人理想，他们虽然对于当代社会也进行了反抗，但他们所反抗的只是庸俗趣味和恶劣习惯，他们的理想仅仅是“只想改变社会风气，而对于社会制度却丝毫不想加以改变”。

席勒是这样，浪漫主义大师歌德又何尝不是这样？歌德生在封建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初兴的一个经济动荡时期的、跨世纪年代。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思想感情，都在动荡不定。他不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不想触动社会基础，只企图用非非之想来改变上层建筑。结果，他的浮士德就不能不摇摆于上帝与魔鬼之间，闯撞得头破血出，而终于坠落到地面；在地面上，浮士德仍然想用不实际的“实际”，来改良实际，因而最后灰色地颓然屈服于实际。浮士德的悲剧，正是歌德的浪漫主义的悲剧。而《浮士德》第二部的文学风格之所以那样黯然失色，恰好说明歌德的浪漫主义创作思想，是一道无源之流。(https://www.daowen.com)

不错，浪漫主义者也用巨大的感情在写作。他们的作品，也是很能激动读者的感情的。这引起我的一些印象很深的回忆。我想起“五四”时代的某些同学，他们把《少年维特之烦恼》背诵得烂熟，十分欣赏并感染着那种巨大的浪漫主义激情。有人还学着少年歌德写作这部作品时的榜样，经常在枕下藏着一把小刀子，准备一旦激情迸发，好随手把自己送进理想境界。虽然十九世纪英国美学史家约翰·洛金斯大声呼吁崇高的感情，并且公正地说过：“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但是，高度的情绪，是高度地追求理想的自然流露。浪漫主义者的理想既然和群众的愿望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那么，他们的情绪无论表现得多么高涨，也是和广大群众的情绪有着距离的。

而我们的诗人郭沫若，却是在阳光之下，在人民行列中，勇往行进的，他的文思，永远发自对于人民革命利益的拥护。他所反映的生活，都富有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特性。即或是历史材料，一经到了他的手中，便都得到崭新的解释，使它们和革命实际内在地密切结合起来。为了消灭三大敌人，他赋予屈原以斗争的性格，赋予信陵君以自我牺牲的品德。为了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他赋予武则天以人定胜天的信念。为了礼赞我们的时代，他使万物和人一样地改变了精神面貌，生活得各具挺秀的姿态。他这种巨大的感情，才真正是崇高的感情；因为，他无论是在发自肺腑地歌颂光明与未来，无论是在动情地打击黑暗或者重估过去，他的热情永远和群众的感情起着共鸣。

为什么说郭沫若同志是浪漫主义作家呢？他老早就摆脱了歌德式的浪漫主义，而迈进革命的浪漫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