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武则天》用裴炎阴谋篡位这一偶然性事件，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用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明两种政治思想的胜败，为武则天翻案。因此，每个人物都必须把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说出来。有些人感到，这个剧本有些政论的味道。

萧伯纳的确是一位政论式的作家。他用戏剧形式来写论文，给他的费边社思想作宣传、作论证。在他的作品里，虽然也有人物形象，也有戏剧冲突，也有技巧，也有一个剧本所应有的一切，而人物们只有两种思想：萧伯纳的思想，和反对萧伯纳思想的人们的思想。这位作家，给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话，提供了具体的见证：“艺术家用自己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政论家则借助逻辑的推理来证明自己的思想。如果一位作家不运用形象而运用逻辑的推理，或者，如果他虚构出形象来论证某一论题，那么，他已经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了，即便他所写的不是著述或论文，而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或剧本。”（《艺术与社会生活》，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的。）萧伯纳用虚构的形象来论证自己的论题；他的剧本，使我很不感兴味，姑不论他的论点使我又是多么不感兴趣。

作家、艺术家并不这样表现他的独特见地，而是像《武则天》这样，叫每个人物说出他们自己的见地。通过人物思想的矛盾，思想的胜负，看出思想的优劣；因而，也就看出了作家的见地。

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莱辛说得很对：“作家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性格，以明确地表现这些性格。”（《汉堡剧评》）但是莱辛未能明确：表现性格就是表现思想。

人物形象，要同时从三个方面塑造：行为、言谈和内心活动。三者不可缺一，但可以突出某一面。加强和明确地表现思想性格的手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由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来决定，也要由作家的创作个性来决定。然而，对于作家来说，语言毕竟是主要的。

复杂曲折的剧情，是刻画人物行为的条件。这种条件，在《武则天》里并不缺少，正如作家的其他剧本一样。郭沫若同志一向最为注意剧情和矛盾冲突的安排。但是，我们试试看，如果把《武则天》的议论性的台词删掉，人物立刻就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思想，而剧本也立刻就变成了“公案戏”。(https://www.daowen.com)

有的作家善于借“舞台指示”来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这确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但对于观众来说，“舞台指示”必须体现在台词里，他们才能感觉到。高尔基几乎从来不在台词中间插进舞台指示，也不安排十分复杂曲折的剧情，而他的台词，却既在决定着人物的行为，又在提示着人物的内心活动。

《断臂说书》《连环套》《四进士》以及周信芳同志编演的《义责王魁》，都要求人物用见解、用议论来说服对方。我们的戏曲作品，也是根据不同的生活内容，而采取不同的塑造形象的手段。

郭沫若同志的台词，对于观众，有如波澜倒泻，感染力极为强烈。他擅于用长江大河一般的台词，作为主要手段，来塑造形象。如果取消或压缩了这样的台词，则不但取消或削弱了作家的独特风格，同时也就取消或削弱了人物性格。

如果说，《屈原》《虎符》的语言奔放，是要充分抒发人物的情感，以表现人物思想的，那么，《武则天》的滔滔议论，恰是要充分抒发人物的思想，以表现人物情感的。萧伯纳式的政论，无法和《武则天》刻画性格的热情语言相比拟。同时，那些作为萧伯纳代言人的人物，又怎样能和《武则天》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形象相比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