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　硕果累累

先生自幼信奉先哲“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及“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为器也”的箴言；赞赏“文章千古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的观点。认为读书、做学问，凡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就要记录下来，及时刊发出去，或提供切磋交流，或引发讨论争鸣，抛砖引玉，何乐不为！更何况还能从中求得春华秋实、自慰其心的别样情趣，实乃两全其美之事。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刚入县立初中就读时，小小年纪的他就开始在校刊上发表反帝、反封建、抨击时弊的文章。30年代立志学习中医后，他更加积极撰文写稿。《黄疸病病理之研究》《精神魂魄之研究》《虚劳浅说》《血证之研究》等都是他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初涉岐黄之学时发表的。1933～1943年的10年间，他先后发表了50余篇论文，《饮症病理之研究与治疗》《鼠疫症治》《痧症浅述》《癫狂病的研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炉”的，同时还出版了《中国麻风病学》（上海千顷堂书局）。其才思之敏锐、出手之快捷，常令同道叹服。写作成了他的癖好，颇有“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的感觉。他几乎每天都要动笔，大凡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随时记录下来，医学典籍、报纸杂志、参考文献、会议材料、参观旅游、探亲访友，靡不摘录，并剪贴成册，分类保存。尽管他也时常发出“岂知儒者心偏苦，吟向秋风白发生” 的慨叹，但依然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消停。(https://www.daowen.com)

1959～1962年，在《福建中医药》杂志上，他曾以笔名发表了28篇论文，其中单1959年一年就写了19篇。而这一时期，他正身陷逆境、受尽歧视，并为严重的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所折磨，兼之人祸频仍、环境恶劣、经济拮据、物质匮乏，但他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创作，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所收集的笔记、卡片盈筐累箧，不下千万言。饿了，啃一块福清饼（家乡的名小食芝麻光饼）或馒头干充饥；困了，泡一杯最廉价的明前茶末提神。用先生的话说：写作是他排除烦恼的良药，只有在中医学的殿堂里徜徉，在经典文献的海洋中遨游，从中寻求慰藉和乐趣，他那一颗孤寂的心灵才有所寄托，人世间的许多不平才会被抛却脑后，才有勇气走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迎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期、个人政治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先生创作的又一高峰期。此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热情高涨，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宽松的政治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频繁的经验交流，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断改善的工作条件……这一切，大大拓宽了他的创作思路。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同样冲击着医药卫生界的“堤岸”，且谁都明白从事医史文献研究“钻故纸堆”和“爬格子”的那份寂寞与清苦，但他依然辛勤地耕耘着足下那片贫瘠的“土地”，无怨无悔。十多部、数百万字凝结他心血与汗水、融会他挚爱与追求的论著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虫类药物临床应用》、《中国医学简史》、《闽台医林人物志》、《长沙方歌括》（校注本）、《中国药学史纲》、《中草药作物学》、《李濂医史》、《俞慎初论医集》、《保健药膳集萃》、《〈俞介庵临证经验集〉〈女科纂要〉》（合刊本）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近70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论文也在这一时期陆续刊出，可谓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