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 精育杏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决定从此静下心来，好好地圆自己少年时代立下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梦。1950年12月，他向县军管会和省教育厅呈递了福清文光中学校长的请辞报告。此时先生的两位好友正准备下南洋，他们和抗战时期已先行到印度尼西亚的老同事诚邀先生到泗水行医，说该城有不少福清老乡，先生若到当地行医，收入一定不菲。就在他办理赴上海通行证的当儿，县军管会代表兼福清一中代理校长李毅找上门来，和他促膝谈心，诚恳地挽留他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于是先生毅然谢绝了挚友的邀请，决定留下。
命运似乎注定先生此生要和“教书匠”这三个字结缘。1952年春，从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结业后回到家乡，先生就一直担任中医教学工作，紧接着又被调往省城，而这一调，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对于中医教育，先生可谓春蚕吐丝、呕心沥血。早年没有统编教材，他就自己编讲义，刻蜡版，印材料，经常弄得灰头土脸，但先生却以此为乐事，认为“教不严”，乃“师之惰”。他讲课从不就书论书，而是尽可能多地补充课外知识，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启迪学生的思维，常常备课到夜阑人静时。他对家人往往缺乏耐性，对学生却总是循循善诱。他深切体会古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一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常说：“不要以为当了教师，就万事皆通，教师也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朱熹曾说过：‘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不读书的人，又怎能提出问题呢？而教师要为学生答疑解惑，就必须刻苦钻研学问之道，这就叫‘教学相长’。”对上门求教的学生尤为热情，总把他们当朋友看待，“竹筒倒豆子般” 地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说：“只要能和学生们在一起，能让我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晚年，先生自感来日无多，为了夺回失去的宝贵时光，他加倍地忘我工作。白天讲台授课、临床应诊；晚上挑灯夜战、认真备课、审读论文、著书立说。对学生，他总是倾力相授，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经常为他们批改论文，不厌其烦地写回信，甚至帮他们查找资料，鼓励他们潜心做学问。每当看到他们有所进步，总是欣喜不已。他十分重视培养医史研究接班人，对他的助手和研究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全心全意带好班，想方设法让他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引荐他们拜访各地名家。每承担一个新课题，都要亲自带领他们一起攻关，并教导他们要充分发扬团队精神，尤其是大项目，如大型古医籍丛书的整理校注，就要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完成。《新校注陈修园医书》（16种）、《闽台医林人物志》、《李濂医史》等书的出版，走的都是团队协作攻关的路线。每出版一部新书，总不忘赠寄得意门生，并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日后修订再版。
先生信奉“教化之本，始于学校”的名言，不仅重视中医教育，而且也重视普通教育。他曾参与创办家乡的一所中学，而且还亲自授课。
20世纪40年代的福清，虽然是拥有40万众的人口大县（今139万余人），却无一所完全中学。学生初中毕业后，要长途跋涉到省城福州投考高中，这就给许多想继续求学的孩子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子弟，往往囿于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许多学生出去后也少有返县谋职的，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流失。(https://www.daowen.com)
1943年，先生从沪上返县后，即在辛亥革命志士、孙中山密友、民国国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郑忾辰的倡导下，与家乡一批热心教育事业的知识界同仁发起创办私立福清文光中学的倡议。他多方奔走，动员邑中开明绅士、社会贤达，捐献田产、店业，赞助兴学办校；并利用福清侨乡的优势，发起向海外侨胞的募捐活动。1943年8月25日，私立福清文光职业高中董事会正式成立，先生为校董。学校的成立，解决了学生就近入学和生源流失的问题。由于成绩显著，教学质量高，1944年夏，学校开办不到一年，就获福建省教育厅批准立案。其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人民生活最为困苦的时期，也是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创办一年多的文光中学，很快便陷入了资金不足、难以为继的困境中。就在此时，首任校长拂袖去了台湾，董事会任命先生接替校长职务，亲友们都奉劝他慎重考虑。然而一向喜欢挑战自我的先生却凭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牛劲，“知难而上”“临危受命”，接下了第二任校长的重担，开始了六年之久的“武训办义学”式的尝试。这一年，先生正当而立之年。
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学校常常面临发不出薪金的尴尬，人心浮动。为了稳定教师队伍，先生殚精竭虑、辛勤操劳、惨淡经营，团结全校员工，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他多方奔走，筹募资金，并带头动员新婚妻子变卖首饰给教工发薪水。1946年夏，他亲自督工兴建新校舍，改扩建科学馆和图书馆，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为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校知名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文光中学在困境中得以维持并发展。1947年，学校获省教育厅批准，转为普通中学。
先生任职期间，大力培养人才，热心资助贫困学生，帮助他们解除失学之忧。他除担任行政职务外，还担任语文科任老师。他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常教育学生要努力学习，胸怀报效国家、奉献社会之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爱护有加，尤其是成绩好的贫困生，总是想方设法支持他们完成学业。如学生罗伟因母亲患病而中途辍学，先生知道后，亲自批准他免费注册入学，直到他1949年春参加闽中游击队为止。又如学生郑蒲英，因为家庭困难想退学，先生得知情况后，发动教师解囊相助，终于使她顺利完成学业，并于1949年夏考上厦门大学物理系，1953年毕业后分配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高科技研究。此间，他还凭借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医生的职业特点，巧妙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同志探听消息，并不畏艰险，多次掩护学校地下党师生员工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文光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是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学者、知识界精英，甚至于党政要员、商界巨子、金融界翘楚，都曾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每当校友聚会，谈起他们的老校长时，无不怀着无限崇敬和感激之情。先生在世时，郑蒲英常从遥远的首都，给老校长捎来她亲手烹制的鸡松，并经常给老校长写信，谈到师长的养育之恩时，总不忘以“过去是您的学生，现在是您的学生，将来永远是您的学生”作为结束语。2005年11月25日，听说要举办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活动，罗伟知道后，不顾年老行动不便，硬是从福清高山赶来福州参加纪念会。而当年那些远离家国或去了台湾的校友，许多年后仍然情系故乡、关心母校、铭记师恩。国门开放、两岸相通后，他们常给老校长写信、打电话、寄贺卡，从海外或台湾回乡探亲，总是念念不忘到福州看望老校长。
（撰文：俞鼎芬 刘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