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活人　德劭医林

先生经常将清代学者袁枚《徐灵胎先生传》中的“德之不存，艺于何有”作为口头禅，向学生灌输医德医风教育，教导学生学医先要学做人，为人一定要讲诚信，要虚怀若谷，尊师重道。他钟爱为人实在、刻苦钻研、尊老敬贤的学生；对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追名逐利之辈，则十分鄙视。

他一向反对将医术作为捞取金钱的资本。认为医生收取规定的诊费，是为正当收入，无可厚非；可收取诊费之后，又收受病家的红包，那就没有道理了。至于药品回扣，则完全可以视为非法收入、受贿行为……

先生拒收病家礼物的事例很多也很生动。据说有一次，适逢过节，一位病家送来了两只黄花鱼，他正好不在家，家里的保姆不明就里代收了。傍晚先生回家知道后，大发脾气，硬逼着她们把黄花鱼退还病家，把他的老母亲和保姆吓得大气不敢出。可病家是乡下来的，又没留姓名地址，上哪儿找去？之后连连几天，一提到送礼的事，他就一个劲地叨咕母亲“贪吃”。从此，她们再也不敢随意收受病人的礼物了。

1958年，先生从机关搬到居民区，从此开始和城市最底层的平民打交道，时间长达25年之久。其间，他用自己的医术免费为周围群众解除疾苦，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敬。他家离福州工业路（1958年时建立的工业区）较近，找他看病的多是工厂的女工，她们每天三班倒，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低。因此先生给她们开的方子中，从不随便动用贵重药品，而且能用草药单方时，尽量不开大方、复方，为的是减轻病家的负担。病看好后，病人为表示感谢，有时也会送诊费或礼品，他总是婉言谢绝。他的医风医德在那一带有口皆碑。20世纪80年代，先生在中医学院国医堂看专家门诊，他给病人开的方子，也多体现简便廉验的原则：轻药小方能治病的，不开重药大方；一般药能解决的，绝不动用贵重药。那时国医堂开始实行经济承包，药房个别人有时也会抱怨说：“俞老开的药太便宜，还不够人工费。”每当听到这些话，他总是正颜厉色地说：“看病讲的是疗效，而不是赚钱，轻药能够治重病，有什么不好？病人生病，身心肉体痛苦自不必说，经济负担也无端加重了，做医生的就应当千方百计减轻他们的负担，就算享有公费医疗，也要从节约国家开支的角度考虑。”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https://www.daowen.com)

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部分教师看到临床医生收入丰厚，感到自己“吃亏”，不安心教学，都千方百计下临床或经营药品销售之类的第二职业，有的甚至把诊所开在自家的杂物间。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当听到孩子们议论起当前全社会都在“向钱看”，劝他何不趁现在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时候，多看些病，多赚几个钱，犯不着年纪一大把，视力又不好（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还要成天爬格子，又吃力又没有经济效益之类的话时，他就来气，总是正颜厉色地呵斥道：“这分明是不正之风嘛，你们还当什么好经验来游说我！如果大家都只想着赚钱，谁来教学生？学校还要不要办？科研还要不要搞？如果搞教学的不好好备课，成天为捞钱下临床，势必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更何况有些教师原本就不是学临床医疗专业，没有医师执照，也混着去看病，这不是很搞笑吗？要钱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君子爱财，也得取之有道啊！你们劝我这么做，莫非要我身后留些钱给你们花不成！希望你们以后回来不要再跟我提‘钱’字！”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子女们一个个自讨没趣，发誓今后绝不跟老爹谈诸如此类的话题。

先生一向廉洁奉公，无论是在县中医公会，还是在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抑或在福清文光中学任职期间，都有与金钱打交道的机会，但他从来都是公私分明。正因为如此，他在复兴专校和文光中学就职时，校方都要他兼任总务主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建立学院医史陈列室，他出面请农工党的老朋友、福州市工艺美术学校教师、著名国画家张英画了十几幅有关历代医家医事活动的画卷，并托张到工艺美术厂定制了20多尊医家脱胎塑像，当时仅付给对方每张（尊）20～30元的劳务费（成本费），几乎是半送半给。1984年张英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后，其国画的市场价一路飙升；不久，其画作的价格更是随着他的辞世涨到每幅2万元。至于脱胎塑像，也随着工艺品市场行情看涨，每尊卖到数百元。每当知情者参观中医学院博物馆，看到这些画像，提起当年先生为购置这些展品绞尽脑汁、到处奔波忙碌，如今给学院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时，都感念不已。殊不知先生在购置这些文物过程中，虽然动用了他与张英的个人交情，但也是锱铢必较，目的就是为学院节省科研经费。至于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搭车” 向张英索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工党省委会曾组织医药专家赴闽东北边远山区开展医疗扶贫，先生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每次都踊跃报名参加，曾先后到过寿宁、周宁、建宁等县。他认为这些边远山区缺医少药，农民看病很不容易，应该经常组织医药下乡活动，以方便群众、服务人民。他还经常带领福建中医学院农工党支部成员，到家乡福清开展专家门诊，所得收入全数上缴，作为支部活动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