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在人口迁移、货物流通、观点与发明的流传和宗教传播等方面，丝路的历史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佛教从印度向东北传入中国，以及伊斯兰教深入亚洲，这都是丝绸之路带来的。
直到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才创造出了“丝绸之路”这一说法。之前从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它。但这名字一经使用，便很好地契合了丝路的浪漫、美丽与奢华。
——英国旅行作家兼小说家柯林·施伯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狼烟四起，连年混战。但这一时期由于匈奴已经衰弱西迁，南匈奴已内迁，中原与西域、中国与中亚的交通贸易路线基本通畅。随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开展丝绸之路贸易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控制丝路的各北方政权均面临着拓展生存空间的需求，因而特别注意维护丝路的交通，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受到高度重视，曹魏、西晋和五凉（除南凉、北魏政权），都相继在西域设郡建制，实行有效统治。西域各国也“无岁不朝贡，略如汉氏故事”。魏、西晋、前秦、五凉、北魏等割据政权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故这一时期丝路贸易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未曾中断，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上的外交来往、商贸交易仍是一片繁忙景象，中国对外开放依然沿着陆海丝绸之路进行，随着西北、西南丝绸之路的扩展，中国对外交通渠道更加开阔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通过考古也认为：“公元220年，汉朝消亡，继之而起的是三国并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衰落萧条之中，但丝绸贸易却未受什么影响。直到公元260—280年，楼兰这个中国城镇，仍是市面繁荣，生活富足。1900年3月28日，我有幸在干涸的罗布泊以北的方向发现了楼兰王国的遗址。楼兰是交通大动脉上的一座要塞，是驻兵的重镇，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商队要到楼兰，必须要从中国文明圈最西端的前哨敦煌通过令人胆寒的漫长的荒漠地带，然后才能到达罗布泊。楼兰是塔里木盆地的第一块绿洲。”
丝路交流贸易至北魏时出现了一个高潮，特别在太武帝以后，北魏保持了长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宣武帝以后，北魏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往交流贸易远及波斯、南亚和东罗马，有数据显示与北魏通交的西域国家和地区除今新疆地区各绿洲王国外，葱岭以外多达九十多个。从北魏立国之始至迁都洛阳止，西域诸国先后一百多次遣使到平城朝贡。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来往人员的数量非常可观，除了从事东西贸易的商贾外，官方客使也为数不少。据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为迎接官方的客使，建立一整套供奉客使的制度，并有专门的客馆接待客使[1]。迁都洛阳后，西域诸国及波斯、大秦等又先后遣使至洛阳，或同时或单独到达有119次之多。北魏时期的洛阳，成为外国商人云集之地，伊河与洛河之间设有款待各地使者和商人的“四馆”，安置侨居的“四里”，其中“馆”和“慕义里”即为西方来者所备。专开外贸市场“四通市”，使“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同时，东来传教与西行求法的佛教徒络绎不绝，奔波丝路从事商贸活动的商队相望于道，形成“相继而来，不间于岁”的兴盛局面。
东汉后期政府失去对河西的控制，河西诸郡遂出现了割据自保的局面。《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记载：“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七、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为了扩大其势力以制天下，省并了司隶及凉、幽、并、交诸州，其中凉州并入雍州。但因“方事定蜀”，无暇远顾，只是遥领河西诸郡而已。曹魏据有河西后，随着社会秩序的好转，丝路贸易也逐渐恢复，但时断时续。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张掖的和鸾杀了武威颜俊，和鸾不久又被武威王秘所杀，张掖遂为张进所据有。公元220年（魏文帝黄初元年），“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歧为刺史”，正式对河西进行统治和管理。同年春，焉耆、于阗等国遣使奉献。公元222年2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魏文帝乃派使者安抚慰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魏文帝时通过平定叛乱，加强防御，柔抚羌胡，招怀流民等经营手段使河西重新安定下来，对于畅通曹魏时期的丝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魏明帝时期政府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其中凉州刺史徐邀和敦煌太守仓慈、皇甫隆成效最著。徐邀针对“河右少雨，常苦乏谷”的状况，“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于是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繁荣景象。在此基础上，“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敦煌太守仓慈在任期间，多所匡革，“抑挫权右，抚恤贫羸”“随口割赋”，深得吏民爱戴。他还“去除烦役，但广劝辟田畴”，遂使“远方异产，悉入敦煌，邻国蕃戎不相征伐”。魏明帝初年“西域流通，荒戎入贡”。仓慈对丝路贸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汉后期以来敦煌作为丝路交通咽喉，西域事务均由敦煌太守兼领。后因丧乱隔绝，敦煌丝路贸易遂被当地“大姓”豪强所垄断控制。每当西域客商来到敦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商“常怨望”。仓慈到任后，着力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丝路贸易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保障丝路畅通和丝路贸易发展。如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者，由官府发给过所；在敦煌，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有时还用官府现存实物与他们交换；从敦煌返回时，官府还派吏民护送，以保障客商的安全，得到了当地百姓和西域商人的拥戴，“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以致在仓慈死后，“胡汉悲悼”，西域胡人也“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甚至“千人负土，筑坟于此，家家烧瓦为膺（庙）”。据史书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公元229年（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由于南北朝对峙，北魏主要利用经由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西北丝路与西域诸国进行交通往来。自汉代以来由河西进入西域形成三条路线，即自敦煌出玉门关西行的鄯善道、楼兰道和伊吾路。
公元435年（太武帝太延元年），西域诸国入朝进贡，接着北魏遣使报聘，北魏再次开通了丝绸之路的往来。三月，西域的蠕蠕、焉耆、车师等派遣使者向北魏进贡。说明北魏与西域之间东来的丝路是畅通的，并未因南北朝对峙而中断。五月，北魏政府就派遣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一同前往西域的北魏使者有二十多人。而此时，北方少数柔然强盛，将西域视为自己的领地，不想让北魏政府染指西域。王恩生等人在前往西域的旅途之中被柔然捕获，不准越境。太武帝切责柔然敕连可汗，敕连可汗放还王恩生等人，副使许纲返回途中在敦煌病逝。王恩生、许纲等人成为北魏打通丝路的第一批使团，虽然受到柔然阻止，依然为北魏再次开通与西域之间的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元455年（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魏书》记载了波斯使团抵达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国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的史实。波斯的使者也顺着丝绸之路深入南朝。公元528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波斯国遣使献佛牙。公元533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八月，遣使献方物。公元535年（大同元年）四月又献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经敦煌，再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https://www.daowen.com)
晋初以来，由于中原动荡，凉州战事频繁，波及丝路交通，西域与中原阻隔达数十年之久。自张轨至张茂，对丝路贸易基本停滞，未见有重大举措，仅仅保有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的名号。随着前凉政权的逐渐强大，张轨（西晋凉州刺史）在河西恢复货币经济后，丝路市场大门进一步敞开。此后前凉在河西各主要商城都设“市长”主管商贸。河西诸城的经济地位也因此日渐上升。酒泉、敦煌都成为当时中西贸易往来中心城市。当时，酒泉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除了自己已有的，还有一些国外货币也在市场上流通，如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等。当时的姑臧，尤其为西域商人所瞩目。西域商人以通贡为名，纷纷到凉州进行贸易。一时，西域所产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奇珍异宝大量进入河西走廊，珍珠簏、琉璃榼、白玉樽、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等也充入前凉王王府。紧接着西域形势发生变化，焉耆王龙熙袭灭龟兹，称霸西域，不愿臣服前凉。公元345年，张骏“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公元346年，西域诸国朝见张骏。“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随后，前凉在西域相继设置高昌郡、西域都护营和戊己校尉营，隶属沙州，对西域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从此，西域成为前凉政权的管辖区域。张骏对西域的经营，不但扩大了前凉政权的影响，增强了自身实力，也有力地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
前秦苻坚占领河西后为尽快恢复河西经济，迁民实边，派人征发江汉及中原百姓迁徙河西。史书记载：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彼七千余户，对河西的开发和生产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凉州刺史梁熙，治凉十年，行清俭之政，使“河右安之”。公元378年（建元十四年），“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献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联通了前秦与西域的丝路贸易，促进了文化交流。公元382年（建元十八年）秋，车师前部王弥窴和鄯善王休密驮入朝，“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并表示“若王师出关，请为乡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苻坚派吕光率军西征西域。公元383年（建元十九年）初，吕光兵出长安。六月吕光率大军进抵高昌，向流沙进军，直扑焉耆、龟兹。焉耆王泥流见大军逼境，率其傍国不战而降。八月，吕光在龟兹城西大败龟兹王帛纯以重金请来尉头、温宿等诸国联兵“合七十余万”联军，攻陷龟兹国都延城，帛纯出逃，于是“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取得了全面胜利。史载吕光“抚宁西域，维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都来归附”。苻坚闻吕光平定了西域，遂封其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吕光西征及胜利，成为后凉政权立国的开端。公元385年春，吕光从龟兹出发，率军“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东归。公元389年（麟嘉元年），吕光改元麟嘉，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称三河王号，置官司，大宴群臣，开启了后凉时代。公元420年（北凉玄始九年、宋永初元年、北魏泰常五年）七月，北凉沮渠蒙逊占领敦煌后，鄯善王比龙首先向北凉朝觐。接着，西域三十六国都向北凉称臣纳贡。至此，沮渠蒙逊终于统一河西走廊，实现了他“散马金山”的宏愿。北凉的疆域，从此东起黄河，西控西域，南达河徨，北到沙漠，“尝置沙州于酒泉，秦州于张掖，而凉州仍治姑臧，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
南北朝对外交通以及对外贸易、技术交流图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前凉时期“整顿经济环境，恢复货币的重新流通”，是前凉在发展丝路贸易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及粟特地区战乱等原因，粟特人沿陆上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其中许多人移居西域、河西甚至中原内地，一来便不复返。从十六国到北朝时期，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不仅存在，而且散布十分广泛。粟特人东迁路线一般为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经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北朝西魏、北周、东魏、北齐，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将他们信奉的祆教中专司祭祀的萨保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当中，设立萨保府，其中设有萨宝府祆正、祆教、祝、长史、果毅、率府、史等官吏，专授胡人，以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行政和宗教事务。从史籍和墓志辑录的材料来看，从北魏开始，雍州、凉州、甘州等地都有萨保的称号，以后都继承了这一制度。墓志材料新发现的史君墓主人是凉州萨保，还有中央政府派出的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即虞弘。
【注释】
[1]田卫疆：《丝绸之路吐鲁番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