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探险家揭开丝绸之路的面纱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近百年的侵略，灾难深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百年抗争史、百年奋斗史。西方列强的侵略也伴随着文化掠夺，丝绸之路的面纱被揭开是西方探险家、西方掠夺者的“功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纷至沓来，他们有瑞典的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法国的考古学家与东方学家伯希和、俄国的科兹洛夫与鄂登堡，日本探险家橘瑞超、美国总统的弟弟华尓纳等，他们近乎疯狂地盗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特别是对敦煌文书等进行大量的掠夺。此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或者回忆录中写到他们在中国特别是在丝绸之路沿线探险考古劫掠时对丝绸之路的认识。
斯文·赫定于1899年至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据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从书简和物件本身看来，楼兰官府拥有自己的仓库，当地还有一间客栈、一家医院、一栋主管邮递事务的建筑、一间寺庙、私人住宅，以及穷人住的草棚；和罗布地区的现代芦苇草棚一样，这些不经久的古代草棚必然早已化为烟尘。遗物中不乏进口品，特别是当地人民使用的中国丝绸，更证明楼兰的人口众多。”楼兰古城的发现，为研究处在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绿洲城邦之国楼兰所在的社会、古代东西方的交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通过楼兰的兴衰史了解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罗布泊的演变找到路径。楼兰遗址的发现，是赫定探险活动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自此，这里成为世界汉学家们注目的地方，外国探险家纷至沓来，如斯坦因、橘瑞超等，楼兰文物从此大量流失。
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丝绸之路》中说：“从秦始皇开始修筑的长城，由汉武帝继续向西延伸，并筑有烽火台，以保护这条道路和来往的贸易。中国内地沿这条皇家驿道出口的商品中，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都没有哪一样能与华美的丝绸相媲美。距今两千年前，中国丝绸是世界贸易中最受崇尚、最受欢迎的商品。”“公元220年，汉朝消亡，继之而起的是三国并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衰落萧条之中，但丝绸贸易却未受什么影响。从太平洋沿岸到地中海这条漫长的商路上，依然在继续进行着。直到公元260—280年，楼兰这个中国城镇，仍是市面繁荣，生活富足。1900年3月28日，我有幸在干涸的罗布泊以北的方向发现了楼兰王国的遗址。楼兰是交通大动脉上的一座要塞，是驻兵的重镇，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商队要到楼兰，必须要从中国文明圈最西端的前哨——敦煌通过令人胆寒的漫长的荒漠地带，然后才能到达罗布泊。楼兰是塔里木盆地的第一块绿洲。”“中国人把西安经陕西和甘肃乃至长城西端门户嘉峪关的这条伟大的商路，称为皇家驿道。由此继续西行至喀什的这段路仍称为‘天山南路’，新疆天山以南的地区也沿用这一名称。”“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6437公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9656公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距今3000至2000年前，在西安、洛阳和其他一些大地方的重要贸易中心，中国商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由他们的商队往西运送的无数大捆丝绸，到何处才是其旅程的终结。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第一个转手人那里拿到货款。吐火罗人、大夏人、安息人、米提亚人和叙利亚人再将这些贵重的货物送往更远的地方，但只有推罗和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腓尼基水手才知道罗马是其主要市场。”“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当不会仅仅是为了游乐而建筑的。它应该起到比这更伟大的作用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连结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忌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斯坦因在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1930年先后4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其中1930年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反对而夭折。斯坦因在他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中写过他到楼兰遗址进行了盗掘，从盗掘的楼兰出土的纪年汉文文书（263—270）来看，他认为公元前1世纪，即西汉后半期是中国商业与军事西进楼兰的全盛时期。沙漠古道和它西端的交通站在那时（古楼兰国时），正处于繁忙的交通全盛期。他还通过在楼兰遗址发现的丝绸判断：“这些丝织物无疑是从中国内地输入的。这些丝绸就发现于中国人首次开通的交通道的沿线。通过这条重要的交通道，中国人直接与中亚交往并同遥远的西方进行贸易，时间长达数个世纪。可以说，丝绸在中国向西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至为重要的作用。”
古楼兰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出阳关的第一站。关于古楼兰国的记载，最早始于张骞。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后撰写的出使报告中提到楼兰是一个有“城郭”之国的城邦文明。司马迁《史记》中亦记载楼兰“有城郭，临盐泽”。曾经在这条交通线上是“使者相望于道”的繁荣景象。西汉末年，西域交通断绝，楼兰也随之衰落，“城门昼闭”。到曹魏时期，楼兰又重新开始繁荣起来。《后汉书·西域传》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塞下。”奇怪的是，楼兰王国在繁荣兴盛了五六百年以后，在公元4世纪之后突然销声匿迹了。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往西方求法途经楼兰时，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公元7世纪，唐玄奘西去求法时楼兰国“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已经成了一座空城，直至今日。
斯坦因在敦煌附近考察长城时看到“长城大部分保存完好，只是烽火台上没有岗哨，沿城墙考察了200多英里。由于地处戈壁腹地，没有遭受损毁”。他在敦煌考察千佛洞，“我们到达时，并没有人来接待我们，也没有人能给我们指路。洞的数量之多，排列如此紧密，有的高，有的低，各层之间的洞与洞排列毫无次序。在许多洞前有类似走廊的通道，墙壁是用光滑的石头砌成，天花板上有褪色的壁画。在悬崖上，各洞之间有粗糙的梯子及木制的走道可以相通。这些梯子和走道似乎都己经破碎了，显而易见，最高一层的洞几乎无法接近。”千佛洞是在“沙质崖壁上凿有成百上千个石窟，饰有大量的壁画和灰泥雕塑，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当他看到藏经洞时，“看着这些超乎预料的发现，我欣喜若狂。”“我也没有时间对这些精美雅致的图画进行进一步研究。”“我渴望将它们全部运走，因为即便是在一些碎片当中也有美丽的图画，每一小片丝绸都有着较高的收藏和美学价值。”后来，他无耻地回忆道：“1907年春天，我有幸接触到大量的古代手稿和艺术遗迹，这些东西在一个用石头封闭起来的小石窟寺内藏匿了900年左右，且保存得完好无损。我收集了24箱从这种奇异的藏匿处拯救出来的珍贵手稿和满满5箱子刺绣以及类似的佛教艺术品，一位资深评论家将我的经历说成是考古史上富有戏剧性且硕果累累的偶然事件。根据大量保存完整的原画和部分修复较好的临摹本，人们得以欣赏其艺术价值和了解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对远东地区的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为东方艺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https://www.daowen.com)
法国探险家、东方学家伯希和于1906年至1909年间对新疆、甘肃进行了考察。伯希和通过考察研究，和对从甘肃西部到哈密的大海道这条路上的汉文和维吾尔文地名作了比定。伯希和指出，从甘肃西部到哈密的丝绸之路有四条路可走：一从安西到哈密；二从敦煌出发，经石板墩、马莲泉、柳树筐子、红柳井子到达苦水，再经哈剌泊而到达哈密；三从敦煌以北的伊尔呼本克井出发，经艾什莫克井、嘎顺、格子烟墩，然后也从哈剌泊到哈密；四从敦煌出发，经库鲁克塔格山和阿尔金山以北，经伯罗春子、嘎斯布拉克和脱利而到达哈密。伯希和一行于1908年2月12日从新疆到达沙州绿洲，于2月14日到达敦煌县城。当时的沙州绿洲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人口3万（沙州城内3000人～4000人），分散在85个村庄。他的同事努埃特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对千佛洞的182座石窟（有的带有几个耳室）作了编号，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数百幅洞内壁画的照片。瓦杨绘制了一幅石窟平面草图。2月24日，伯希和首次考察千佛洞，当时他看到的敦煌莫高窟的“共有500多个洞子”。其石窟外貌、洞内壁画、彩塑、画像和供养人的名字，仍保持着6—10世纪的原样。题记绝大部分都是汉文的，西夏文题识有20余方，而八思巴文题识只有10方左右。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和婆罗谜文的题识。特别是伯希和用金钱诱惑哄骗王圆箓道士打开了藏经洞。他描述看到藏经洞的情形：“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当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解开了几捆。写本大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断，有时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从这种初步探测开始，我便遇到了一部婆罗谜文的贝叶经装式经文和另一部回鹘文经文的几页文字。”伯希和的到访，对敦煌来说是一场劫难。伯希和立即作出了决定，将藏经洞中1.5万至2万卷写本全部浏览一遍。他在摇曳的烛光下，利用3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前10天，他每天拆开1000捆卷子，即每小时100捆。伯氏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他从过手的全部1.5万至2万卷文书中劫走近1/3，即6000余种。此外还有200多幅唐画与蟠、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字板和其他法器。他说：“在这三分之一写本中，我取完了用婆罗谜文或回鹘文写成的全部写本，许多藏文写本，但主要部分还是汉文写本。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逐日所作的札记。所以这一切都要早于11世纪。”
莫高窟藏经洞
俄国人奥登堡于1909年至1915年间两次到新疆、甘肃进行考古调查。1912年奥登堡率团至莫高窟，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
日本大净土宗主教大谷光瑞于1902年至1914年间三次派遣中亚探险队。1902年大谷光瑞带领第一个日本探险队，沿着塔克拉玛干北端行进，首次发现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石窟遗址，在那里掠夺和破坏了许多壁画。1908年，第二次探险的成员有日本海军和陆军军官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绕塔克拉玛干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走了一圈，一方面作为日本间谍勘察新疆地形、测绘地图，另一方面对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文物进行掠夺。1909年，大谷组织橘瑞超带领第三支探险队到敦煌、吐鲁番掠夺文物。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他们掠走了大量唐代的出土文书、文物，仅收藏在龙谷大学的文书就有7000多份，其中大部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唐代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资料，其掠夺走的多种民族文字的文书是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史的重要史料。还有很多的壁画、雕塑都是研究佛教西来不可或缺的重要证据。
最后加入丝绸之路盗宝行列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方学专家、福格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兰登·华尔纳。1923年秋季，华尔纳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来到中国。他与同伴霍勒斯·杰恩和中国翻译坐着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从古城西安沿着丝绸之路西行。1924年，华尔纳一行在敦煌莫高窟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劫走彩塑数尊。华尔纳破坏的是最大最美的敦煌壁画，这些壁画是唐代绘画艺术中最有代表性、最生动的人物造型。被华尔纳用卑劣手段掠夺运回的12幅敦煌精美壁画中有11幅被完好地分离出来，在福格博物馆展出。这个博物馆顿时身价倍增，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并给了考古学家极大的东方探险激情。正当华尔纳第二次带足了胶水，准备到敦煌再次大干一场时，丝绸之路的盗宝之门已被觉醒的中国人民关闭了。从此欧洲、日本、俄国、美国等国的探险家终于停下了他们对丝绸之路沿线遗物遗迹的盗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