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著类文献
1.杨寿篯著《公孙龙子释义》
杨寿篯（？—1923），字伯坚。所著《公孙龙子释义》一书是他的遗稿，（贵阳）文通书局1927年排印（李泽民、杨燦奎、杨燦鼎、杨燦垣雠校）；（台北）广文书局1975年4月初版；贵州省教委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991年编印（杨世峰点校）；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273—357页），据贵阳文通书局1927年版排印。
著者在撰成于1922年4月的“自序”中阐说了撰写《公孙龙子释义》的初衷，主要有两点：其一，近人多将公孙龙归入墨家，致使难窥公孙龙学说的真相，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辨正；其二，宋人谢希深注谬误甚多，致使涵淹于《公孙龙子》中的至理尘埋不彰，鉴于此，同样有必要深究其旨、释出其义。他就此写道：“六国以还，异说争鸣，是非之端，颠倒特甚。而名理即昌于是时，蔚成学术。公孙龙氏，实斯学之造极者也。《汉书·艺文志》，公孙龙十四篇。新旧《唐书》皆作三卷。盖至宋代亡其二卷，存者一卷六篇耳，今犹宋之本也。是书首篇，或系公孙门人记录者，余则为其自作，思之深，言之苦矣。以余窃议，公孙所见，盖已达于释氏所谓唯识之境。此在吾国二千年前，可谓绝调独弹，莫与为和者矣。顾世之论者，或谓公孙龙之旨同于墨氏，是有误也。如近代孙诒让氏作《墨子间诂》，于《经说》上下诸篇，关夫辞句有与公孙论相似者，未深辩究，遂引公孙龙之文证之，而谓为确诂。孙君序云：‘《经说》上下篇，与庄周所述惠施之论及公孙龙书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诸巨子以其说缀益之。’是直纳公孙于别墨之伦矣。厥议一唱，和者继起，几成定论。公孙之真相全失，斯则余之所未敢缄默者也。夫公孙与墨之渊源，无可考见。或者以其生于墨后，当亦曾受墨说之濡染，以引其趣，则夫学之成也。谓得助力于墨，斯或可矣。然得其助力，不必遂受其范围。盖公孙之学，视墨则已大进。其说不特不可缀益于墨，以余所见，乃在在有以非墨者。《坚白论》一篇，其最著也。说详本文之议中，兹不赘述。常论前辈治学，多恃考据，公孙是书，直探至理，一违乎寻常之所见，无可考以为据者，遂失之矣。然亦即以是故，而斯学乃千年尘埋不彰也。是书有宋人谢希深氏为之注，谬误甚多，于公孙龙之旨，未有当者。谢之序中有曰：‘今阅所著书六篇，多虚诞不可解。谬以肤识注释，私心尚在疑信间，未能顿然无异。’则谢之不能读公孙是书，可以概见。余也不揣梼昧，僭为释义。释何以及于义？以其旨非专讲明字句而可得之。故各论之前，创为一文，标名曰‘议’，用揭其旨。于前辈之说，无苟同焉。固不敢谓遂符于公孙之旨，唯反复论究，自信者多，庶几有一得与？”[1]
1925年8月，孙洪伊在为本书所撰的“序”中写道：“公孙龙，当战国时，疾名实散乱，为守白之辩，其用心也苦，致思也深。自司马迁、刘向、班固之徒皆称其出古之礼官，盖能益人名理者矣。唯其心苦思深也，故其辞愈艰读者恒不能洞晓其义。宋谢希深既为之注，且云‘多虚诞不可解’，而真西山[2]则曰：‘公孙龙著坚白同异，欲推之天下国家，使循名责实，而后能治者。’可谓详矣，其于是书固能洞玄测微矣。顾谢注时有牵强误解，后之读者终苦茫昧，会心不易。贵阳杨君寿篯潜心苦学之士也，独有默契于是书焉。君当玄黄改革之际尝投身民党，欲以有为。而黔地闭塞，党见偏激，倾危百出，身岁不免。余识之于其流离奔走之余，固尝救助之。民国六年，余长内务部，实掌礼教。值武人谋叛，方将南行护法，而君来见，匆匆屈以吏事，位秩虽微。君乃籍以养晦，倾其愤世嫉俗之念，研精名理。成《公孙龙子释义》一书，或亦犹是礼官之遗意耶？昨年夏，余北归，则君有两妹学于京师，捧遗稿请见，曰：‘君且赍志殁世矣，敢乞一言。’乃恻然披览，见其论议、疏解委屈详尽，唯恐不明。虽所持未必尽无间然，然补正旧注之处颇多。且辩其旨，究异于墨氏，实有功于公孙氏也。余既悲君所学未得见于用而遽穷厄以终，又慨夫世道之日替名实之日淆，奸人险黠之假名以逞而世莫之或责也，故语当世之士共讲明此学而求有益于实焉？于是乎书。”[3]
1927年6月8日，李泽民在为本书所撰“跋”中记述了杨寿篯的主要事迹，并追怀了他与这位亡友交游散聚的始末。李泽民写道：“《公孙龙子释义》，亡友伯坚杨先生遗稿也。清末光宣间，泽民游金筑，与伯坚交最久。相聚讲学论道，几无废日。后君以谘议局议员当选资政院议员北去，泽民亦于辛亥闰五月奉派赴北京中央教育会同，客都门，聊床风雨，道故欢然。秋间返黔，过洞庭，武昌已首树义旗，黔中则于九月十四日独立。不百日，而各省响应者泰半。君乃去北京，道海防，冒危难，犯霜雪，于除夕前间关抵筑，欲有以建白地方改革事。壬子元宵，滇军入据贵阳，君又匆匆他适。三月，泽民赴成都，治政治经济之学。夏末，伯坚亦来锦官城志城法专校。校友百数十人属，泽民凂君讲授六书、音韵及周秦诸子。忽忽数月，君又买舟泛嘉陵江，出夔门，重赴幽燕。后屡得书，俱道小学要义，读老庄荀墨申韩诸子，已三四易稿矣。君之力学深思也，正未有艾。不图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竟郁郁卒于内务部差次。呜呼痛哉！造物畀君才，不使君寿，造物果不仁哉？君生不逢太平，以名实淆乱，是非日多，深契于公孙龙子坚白异同之说，为之释义，盖亦痛心世道衰乱之切，不能已于言也。今君墓草已宿，其假名以驰骋南北东西、彼此各一是非者，较君没世时为何如邪？嗟乎！延颈企踵以望，循名责实之日恐天荒地老矣。乙丑冬，泽民奉命长黔财政，由渝抵筑，君之女弟寿珣自北京师大，寿壁自美国威斯康逊大学先后邮书，言君所著书十余种被人盗去，惟《六书要义》《公孙龙子释义》在抄，示遗稿，属为印行。泽民病脑咯血，苦难卒读，又以簿书填委稽滞经年，今乃付手民排次印二百部。正谊学校萧子有、萧协丞诸君子，以君为校中创办人，亦鸠印二百部，咸付哲嗣燦奎昆季分送知交，以存君之学。至《六书要义》，则俟诸他日。泽民新病初愈，强为雠校[4]。追怀往迹，怅惘无言。爰述与君交游散聚始末，以为之跋云。”[5]
除了杨寿篯“自序”、孙洪伊“序”、李泽民“跋”外，本书正文包括六部分内容，著者按照《道藏》本顺序对《公孙龙子》六篇依次作了释义，分别为《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本书的体例是：著者首先在各篇篇题下加“议”，意在概括该篇的内容和旨趣。在此基础上，著者对各篇字句进行训释。诚如著者所提示的：“是书理奥，词亦艰深。今作释义，在求其详。恐言或晦，于正文前扬其趣旨，标名为‘议’。先拟议而后详释，庶读此书者，得要领以求之。愚之微意如是，虽出于创，不问也。”[6]
在《迹府》部分，著者首先“议”云：“迹府者，事迹之府也，观此可以得公孙之略历。是篇与后五论不同，非公孙为之，乃后人纂录遗闻者。然皆不谬其旨，以所录莫非公孙之言也。其两载龙与孔穿辩，当系一事，而出诸两人记录者，详略互异，纂之者并存不废，宜已。公孙精于名学，辩中所斥，深合印度因明之旨。按：因明三支，曰宗、因、喻。首在标宗，宗有真似。真则宗成，似则宗颇。其论似宗，有所谓自教相违、世间相违、自语相违者，此三相违，最为谈者所易犯。利口捷给，辞费不中，职是之故，公孙是辩，即对于此三相违者，严为遮驳，兹略述之。其语孔穿之言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白马非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是提出其世间相违过。盖公孙所以名于世，与穿所以闻世之称公孙者，皆白马非马之论。今既由此慕之，又使将此去之，是世间相违。又曰：‘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是提出其自语相违过。盖师其人与教其人，相违者也。自谓将师之，实则先教之，是自语相违。又曰：‘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是提出其自教相违过。盖曰楚人，曰白马，其为分别之词一也。非则皆非，儒术穿之自教，仲尼为儒之尊者。今以异白马于马为非，即以异楚人于人为非矣，是自教相违。以上所遮三事，皆谓之悖。悖即相违义，即斥其立宗之不真也。其后引尹文对齐王之言，亦不外遮此三过。尹文亦精于辩名者也，或谓其曾学老子之道，是当不谬。盖名生于实，实具于理。唯知道者乃可以论名，此因明所以大成于释氏。尹文对齐王之辩，亦分为三，兹约其词意而言之。其一，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而王善之。是认为自教然也，而又以见侮不斗为辱，乃违自教。其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之令也。其人谓王之令，见侮不斗，而王以为辱，乃违自语。其三，王之所赏，吏之所诛。上之所是，法之所非。赏罚是非，相与四谬，乃违世间。甚矣！六国以还，其人侈言雄辩，而究之不能立宗。犯此三相违者，所在皆是。齐王不足论，孔穿儒者，其谬如是，余可想见。夫立言之宗，至于相违，尚何有是非之准乎？在此是之，而在彼非之，犹可宽也。前一时是之，而后一时非之，犹可宽也。方自是之，即方自非之，方自非之，即方自是之，而不自知其为非之为是之，狂惑颠到[7]，此世之所以变乱无极也。公孙氏其乌能已于言哉？”[8]著者吸纳印度因明学的智慧，通过阐析公孙龙对孔穿、齐王之言的遮驳，揭示其“三相违”之过，指出自六国以来时人虽侈言雄辩，却因其“三相违”之过而不能立宗，这正是引致世间变乱无极的原因，也正是公孙龙严为遮驳的现实文化契机。在阐析《迹府》篇论旨的基础上，著者对本篇的字句进行了训释。[9]
在《白马论》部分，著者首先“议”云：“此论要点，在揭吾人概念与观念之异。自来名实相乖，大都以两者界画不明之故，公孙氏深究之矣。概念者由于感官之比度作用而生，释氏谓之比量摄。观念者，起于吾人感官之比度作用以外，释氏谓之非量摄。如白系抽象者，是为概念，由目之能量，比度出也。如马系具体者，是为观念，非有能量之者。概念所施本无定，如曰‘白，不定所白之为何也’。观念之存本无别，如‘白马，不别其马之奚若也’。合概念、观念为一名，则概念遂为观念所定，观念遂为概念所别，如曰‘白马，白为马所定，马为白所别’。斯白失其为概念，马失其为观念，非白矣，非马矣。公孙此论，重言非马，然中间反复论究，固已并白而非之，其言曰‘定所白者非白也’是已。非白乃非马也，吾于此乃进一解曰：概念、观念，并不限以何名何义。同一名也，可为概念，可为观念。如言此是白、此是马，则白与马皆为概念。何也？是白、是马，别乎非白、非马也，乃由比度作用出之。如曰此有白、此有马，则白与马皆为观念。何也？有白、有马，局于其白、局于其马也。非有比量作用，此之别非白、别非马，自与别也。非马他别也，与白之立别于马也不同。此之局于其白、局于其马，自为局也，非使他局也。与马之用定乎白者不同，自与别则成概念，自为局则成观念。白马之称，其白不得为自与别，以其受定于马也，为马别耳。其马不得云自为局，以其受别于白也，使白局耳，非白也，非马也。且白以受定于马之故，亦不得自局而转为观念。何也？受定则失其自局者矣。马以受别于白之故，亦不得自别而转成概念。何也？受别则失其自别者矣。故白马之称，非两观念，亦非两概念，非白也，非马也。或者问曰：如吾子言，白与马皆可为概念。为观念，其性质竟无别乎？白以言色，由眼量得；马以言形，无能量者。得为同乎？余曰：所问甚善。白生于比量，是为原概念。马生于非量，是为原观念。白转观念，是为概念之观念。马转概念，是为观念之概念。此其不同也。或又问曰：比量、非量，其道相戾。概念、观念，何以互转？岂概念亦有非量者乎？岂观念亦有比量者乎？余曰：是问尤为有力，不可不详论也。概念非非量摄，观念非比量摄，此不可易，概念转观念，即非量摄，观念转概念，即比量摄，其理要亦不谬。盖凡比量必有依马，以为所比，其依者何？无定之境也，不可指为某物某形也。如比量得白，所依为白之物，然未问其为何物也，止于有境焉耳。此有境依，当然为非量摄者。若非非量，乌有境耶？是比量必依于非量也。吾人有所谓记忆、所谓设想者，非感官亲生作用，即非量也。观念非他，乃由记忆设想而成。其所持以记忆者，所据以设想者，当亦不外一个一个之概念，是知非量又缘于比量也。由此而言，比非二量，乃相成者。无非量则比量无所施，无比量则非量无所执。概念既成，泯所依忆。止感官之量不用，斯起自境，即观念矣。如曰此有白，白为自境也。观念既成，起所依境。而以感官量之，斯失自境，即概念矣。如曰此是马，马有依境也。白何言为自境？白自局也。白以外无所觉者，即非量也。马何为有依境？马所寄也。马以外有可觉者，即比量也。公孙斯论，乃因于世之妄用名词者。混观概两念而不分，在在与实相违，故力辩之，并非欲取消白马之称也。顾世多未详其解，观于《墨子·大取篇》有曰：‘语经，语经也。非白马焉。执驹焉说求之，舞说非也。’按：语经，犹言语之恒也。驹马仅二岁者。焉说，犹何说也。舞说，犹縢口说也。此意谓，恒言白马非马，是因马以白别，谓失其为马之通名也。是则驹为马子，亦失夫为通名，亦非马矣。然则今且执驹，将焉说以求之乎？若仅言马，能得驹乎？是则非白马者，为徒縢口说而已，非有道也。观此，乃与公孙之旨相违。按：白马非马，盖当时习有是语。而墨氏非之，公孙不谓然，故为此论以明其理。夫求驹而曰驹，仅得驹耳，仍不能得夫驹以外者，其为非马，亦何待言？是墨之说，并不足以遮遣白马之非马。或者谓庄周《齐物论》之言曰：‘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又曰：‘万物一马也。’殆因公孙此论而发。曰：诚然，特为公孙进一解耳。庄之意，主离名究实，所云为喻之非马，即实也。万物一马，其实然也。然公孙因名求实，并无所执。两家所循之径不同，为归则一。其理说见《指物论》之议中，兹不赘。”[10]著者借用两组术语——概念与观念、比量与非量，对《白马论》的旨趣作了阐发，并对公孙龙与墨子、庄周的名理学说作了分辨。在此基础上，著者对本篇的字句进行了训释。[11]
在《指物论》部分，著者首先“议”云：“论首‘物莫非指’一语，盖六国时习有是言。指者，指定之意。以吾度之，所谓指，即一个一个之观念也。生一个甲之观念，即为一个甲之指。生一个乙之观念，即为一个乙之指。言者之意，以若无指，则物不可得而物，乃相率谓由有指而有物。公孙氏病其执有指者妄也，而审所据以为言者。又适自违所执，因就所据，还破所执。通观斯论，一唯揭夫‘物莫非指’一语包孕之义而已，未为他辩也。何以揭之？就其义解释之而引伸之也。‘物莫非指’，释其义，是必与于物指也，是必兼所指也。就第一释引伸之，不与于物斯无指，则指固自为非指也。就第二释引伸之，兼则不一。指之义乃定乎一者，是兼则不为指也。公孙之言曰：‘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此言离乎物，则指与非指均无谓矣，即上述第一释与引伸之义也。又曰：‘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又曰：‘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前者以理言，后者以事言。前之意云，所谓天下无指，而物因不可谓指者，以所指不定。何也？非有一物焉非指故也，是言其理。后之意云，天下无指以凡物皆不可谓无指故也。凡物皆不可谓无指，何以证之？以非有一物焉非指者也，是言其事。合而论之，唯在事无不指定，而在理乃无一指定。故因事之无不指定者，乃证明理之无一指定，此即上述第二释与引伸之义也。据是以观‘物莫非指’，下一转语曰‘而指非指’，不可易矣有指，为其所执。‘物莫非指’，为其所据以言者，是所据者自破所执矣。公孙此论，专以名辩，似尚未据其实。然名生于实，辩其名乃举其实矣。庄周《齐物论》之言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又曰‘天地一指也’，即明斥此论之辩名不举实。所谓‘以喻[12]之非指’，即实也。‘天地一指’，其实然也。以吾所见，两家之论，其归则一。印度佛家分性相两宗，本原不异，不免相诤。庄周之论，亦性宗耳。公孙之论，亦相宗耳，由相固可入性也。或者问曰：物生于指，殆即佛氏之唯识。公孙非指不及非物，得非唯物一派也乎？余曰：是大不然。唯执有指，乃为有物。公孙非指，即非物也。佛氏唯识斥非量摄，非量非识也。所谓指，即吾人一个一个之观念，非量摄也。不特非量非识，比量亦离乎识也。何也？比恒依乎非也，不依乎非，无所为比。故所谓识，谓夫现量者。唯识，唯夫现量者。兹为浅譬：初生之子，张眼有视，无实无空，浑然一象，不可名言，即现量也，是曰真识。斯乃离乎指者，佛氏所证，即此耳。若夫有指，实空以生。有远有近，有彼有此，有明有暗，有大有小，有高有下，有长有短，万象具陈。此比量而非量也，故不可以唯指为唯识。公孙非指，即非夫非量摄也。其所谓物，非通常所谓物，乃离乎指者，乃无可谓者也。无可谓即不可名言矣，夫乌得而惟之，夫乌得而物之哉？”[13]著者把“指”解释为“观念”，进而围绕着“物莫非指”这一题眼阐发了本篇的旨趣，并吸纳印度佛家的运思智慧辨析了公孙龙与庄周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著者对本篇的字句进行了训释。[14]
在《通变论》部分，著者首先“议”云：“凡名必有义，一名一义也。义何以定？以实定之。公孙此论，所以启辨名定义之方也。兹就所举之名观之。其所谓二者，以两相对列为义，无低昂也。所谓右者，以非左为义，唯非左乃成右也。所谓左者，以非右为义，唯非右乃成左也。若云必二含一，因曰二有一。或云既谓之二，必有位于右者，因曰二有右。或云既谓之二必有位于左者，因曰二有左，皆失二之为对列义。若云右乃二于左者，因曰右可谓二，则失为非左义。若云左乃二于右者，因曰左可谓二，则失为非右义。公孙分论二、与左、与右，三者之定义也。其认左与右为二，何也？二非物也，非谓左与右成此谓二之物也。二乃代表左与右之数也，质言之，乃释明左与右，仍不变其为左为右也。其以右有与之称，仍曰右何也？此在他人之意则谓右必有与，乃成为右。若无与者，不得为右也。以为将左与右之称，截去左名，仅举右言，揭其有与，曰右有与，则右之义，变而不仅于右矣。是其说也，要亦大谬。右必有与，乃成为右。明揭有与，亦仅成为右也。其词变耳，其义何尝因有与而变乎？故右有与之称，仍为右。与夫左与右二之称，仍为左为右，非有所变，一也。唯有言者，左与右二之称，其辞甚顺。右有与之称，则不免于赘矣，何也？左与右二，二以表其数也，且以释其不变也。右之有与，乃无待乎言之也。既曰右，则已知其有与矣。‘有与’两字，非能于右有所表、有所释也，徒赘疣耳。故同一非有所变，而词有顺有不顺。观所举譬，则有别焉。左与右二，非有变。譬曰羊合牛非马，青以白非黄也。右有与仍右，非有变。譬曰牛合羊非鸡，白以青非碧也，是其为譬何义也？羊合牛非马，有以相非而非也。牛合羊非鸡，无以相非而非也。青以白非黄，有可为非者而非也。白以青非碧，无可为非者而非也，是其为义又何解也？夫物之大体相同者，举其小异。是曰有异，仅有之也，抽举而有之也。若大体不同，不仅小异，不可言有矣。羊牛与马，四肢为干，体势平直，谓之曰材。以鸡比之，体势不平不直，谓之不材。羊牛非马，于同材中抽举有角无角、有尾无尾之异点，以相分类，是有所以以相非者。牛羊非鸡，材与不材，大体全异。此有毛，彼有羽，此四足，彼二足，其不同处举不胜举，是无所以以相非者。夫有所以以相非，而相非乃有价值，无所以以相非，而相非无价值也。左与右二非变，有相非之价值，言之而可也。右有与仍右，非变，无相非之价值，不足言也。吾人所见之境，有实有其体者焉，有非实有其体，如有体者焉。实有者，特立之体也。非实有而如有者，依他为体也。曰黄色，实有体。离乎青白而特立者，曰碧色，非实有体，白青之间色也，如有体耳。故谓青以白非黄，实有黄可以为非者。谓白以青非碧，于白青之外，如有碧而实无碧，无可以为非者。夫实有黄以为非者，人共觉之，是为正当相非。如有碧而实无碧以为非者人不觉之，是为乖戾相非。左与右二非有变，人共觉者，正当相非也。右有与仍右非有变，人不及觉，乖戾相非也。呜呼！观于此而知立词之道，不可轻易矣。”[15]著者通过阐发公孙龙开启的辩名定义方法，揭示出立词的关键在于“以两相对列为义”。在此基础上，著者对本篇的字句进行了训释。[16]
在《坚白论》部分，著者首先“议”云：“墨子《经》及《经说》中，有关于辩坚白者，其与公孙此论，并不同旨，甚显然也。近代孙诒让氏作《墨子间诂》，引此论以释其关于坚白之辩，而认为确诂。其序文中，且推论《经》及《经说》诸篇，即公孙等缀益而成。甚矣，孙君之误也！盖公孙此论，不特与墨不同旨，以余所见，乃即因于非墨而作。是何言也？墨氏主坚白相盈之说，即认坚白石三矣。坚一，白一，其相盈也又一，是为三也。相盈非他，即石耳。公孙不主坚白相盈，而以为相盈之说，无形中乃于视与拊外，添一非视非拊而得之石。漫乎至理，不自觉也，故揭其微。意云：若墨所主持者，为坚白石三耳。因为斯论，设主持坚白石三之客问，代表墨氏，以便明斥其所谓相盈之非。余之是说，或非无稽欤？观论中客问，无在非主坚白相盈之说者也，与墨同矣。其答辞，亦无在非攻坚白相盈之说者也，与墨违矣。孙君治墨子，盖以其说皆止言坚白得二，而公孙亦有其举也二之语，认为同解。未之深究，此其所以误也。夫墨所云得二，谓任以目举，或以手举。经举者一，必得二也。公孙所云举二，谓手举得坚，目举得白，所得者二，必经举二也，两说乌可混哉？其详容后及之。公孙之旨，与释氏唯识同。释氏唯识，重现量摄，次比量摄，而屏非量摄者。何言非量摄？以非感官所量而摄者。如曰石，就平常所见，谓系兼白而成，即墨所谓相盈是也。而吾人未有能兼坚白合量之机械。手之量止于拊，能摄坚耳。目之量止于视，能摄白耳，异其用量者也。若谓目能摄石，则是以目兼能量坚矣。若谓手能摄石，则是以手兼能量白矣。岂理也乎？夫所谓石，乃离乎吾人感官，由于意想构造而起，顽然不可分破者也。是曰观念，即非量摄。非量摄者，非识也。现比量乃为识。以现量言，惟自证得，尚无所谓坚与白也。非不量坚，非不量白，未生坚白之象，坚无所得，白无所得，斯乃离乎名言，无可为说者也。比量则有坚有白。何以有坚？得其坚也。何以有白？得其白也。何以得其坚得其白？有所依之境也。其境维何？亦不外非量摄者矣。盖不依非量，无以为比者也。非其所依，乃无定者。乃一个一个无穷个之观念，不能指为某物，有其境斯已耳。更有言者，有境为依，非得境也，依境而有得也。依境而得坚也，依境而得白也，是抽象者，谓之概念。夫现量犹未有境以为依，故无所得。比量则有境以为依，故得坚，故得白。得坚得白斯入于名言界，而有可以为说者矣。公孙此论，斥石斥三，即斥非量摄矣，亦取比量，故谓与唯识同。唯识云者，唯有识也，亦唯有一识也。何云唯有识？谓一切唯内识变现。似外境转，实无外境，唯内识也。然则所谓石者，内识中直未有此变现矣。何云唯有一识？内识唯其一也。眼耳鼻舌身，犹曰五识。五唯一也，何以证之？眼得白，身不能同时得坚。身得坚，眼不能同时得白，以唯一故。是知内识无坚白相盈之石之变现，理不可易矣。公孙此论，于内识变现之理，亦有所证。其言曰：‘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又曰：‘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所谓‘神’，即内识也，并非寻常之所谓心者。‘神不见’，即内识不变现白。‘神与不知’，即内识不变现坚也。神有不见，而见有离时。神有不知，而知有离时。以唯此一神，主知之时离见，主见之时离知也。与上述论唯识者同。又曰：‘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正，犹真也。离则进于独，独者现量境，无可名言者也。独则逼于正，正者即释氏所谓真如之境，识亦无有矣。公孙之旨，大概如是。”[17]著者吸纳佛家唯识论的运思智慧，特别是运用现量、比量、非量以及内识等释氏术语，对孙诒让误将公孙龙的名辩说混同于墨辩说的做法进行了驳斥，继而摘录《墨经》中有关坚白之论的章句并一一进行比对、诠释[18]，其结论是：“孙诒让氏于公孙之旨，未加深究，不特以此论（《坚白论》）同于墨说，即《白马》《名实》诸篇其一语两语见于墨者，即谓与墨同。尝切而求之，大都与墨相非，夫乌可混而视之哉？”[19]在此基础上，著者对本篇的字句进行了训释。[20]
在《名实论》部分，著者首先“议”云：“何谓物？分此分彼是也。何谓彼此？各有实各有位是也。公孙此论以物即彼此，以名即所以彼之此之者也。其言曰：‘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所物，物之仪也。所实，实之域也。意谓，谓之物，以物其为物之仪，不过其仪曰实谓之实。以实其为实之域，不旷其域曰位。有实有位，所以彼此。若夫浑然一象，何彼何此乎？无彼无此奚物乎？故物焉而彼此生矣。名非它，即因其彼而彼谓之，因其此而此谓之也。是以其所谓者显其彼此，俾得顾名思义也。然使于彼此之界，不加详审，斯名不正矣。论中揭正名之理，凡有三焉：一曰唯，二曰当，三曰止。唯独也，有实有位乃独也。当犹适也，即不过所物之意。止犹定也，即不旷所实之意。以吾所见，是论之作，盖由白马非马之义，推论所以然也。非马并非白也，白言色，马言形，彼与此也。谓其色，专曰白，乃唯其色也。谓其形，专曰马，乃唯其形也。是唯乎其彼，唯乎其此也。否则谓乎其色而兼曰白马，则白不得唯乎色。谓乎其形而兼曰白马，则马不得唯乎形，是彼不唯彼，此不唯此。彼谓此谓不行也，唯必由于当。当乎实，不过所物斯唯矣。有白马于此，抽象言色而曰白，则当乎色，是所谓者唯其色。具体言形而曰马，则当乎形，是所谓者唯乎形，唯则所谓行矣。当又由于止，止乎位，不旷所实斯当矣。于白马而举色，谓则止乎白。举形谓则止乎马，彼止彼，此止此，有所可。故当也，设所言者色，兼曰白马，色且形也。所言者形，兼曰白马，形且色也。是彼且此而无所止，此且彼而无所止，不当也。夫止则当，当则唯。综是三者，于正名之道尽之矣，得其所谓真彼真此矣。虽然，白马之称，能取消乎不能也，非欲取消之也，不过欲人知其谓，非言色、非言形而已。白马者，白状马也，白之马也。是专有所指者，非抽象之概念，非具体之观念。白非白，马非马也。白不在白，马不在马也。知乎是，则不以白马为色，不以白马为形矣。夫天下此而非此，此而不在此者，彼而非彼，彼而不在彼者，往往有焉。用名之时，审而知之，斯不妄谓。嗟乎！名之关系大矣！天下事其因于名之不正，而酿祸阶厉者何可胜举？黑可谓白，牛可谓马，彼此界混。龙言杂名，为滋乱之藉口，而天下不得宁矣。盖时代愈降，名言愈滋。无论而正之者，有日趋日乱耳。观于六国，说士辈出。摇唇鼓舌，是可非，非可是，无复有彼有此。谓六国之祸，由名敝启之可也。公孙于此，追维往古，觉其时名言简单，一名一实，一实一位，有令人遐想不置者，故一再颂言古之明王。按：《墨子·经说》下篇有论正名者数语，与公孙此论之辞相似，而其旨实有未同。论者不加深究，以为如出一口矣。兹附辩于此。《经说下》曰：‘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可也（原文“可也”为“此也”，不可通，当是传写者误“可”为“此”，兹改正之）。’斯数语，与公孙此论各其用意。虽非相攻，实非相成。盖墨于彼此之界，不甚明了。观其所论，分而为三：一、彼此可；二、彼此不可；三、彼此亦可。第一、第二与公孙之说无所忤，其第三者，公孙所不以为然也。兹就墨说释之：第一之意，以为彼止彼、此止此，所以可。如本意指乎牛，而曰牛，本意指乎马，而曰马，牛止于谓牛，马止于谓马，是彼此可也；第二之意，以为彼且此焉，所以不可。如本意专指牛，而兼言及马，曰牛马，牛而且马，是彼此不可也；第三之意，以为彼此止于彼此，无害其为彼且此，所以亦可。如本意兼指牛与马，而曰牛马，牛亦且马，乃当然者，是彼此亦可也。公孙不以其彼此亦可。彼亦且此之释，盖虽兼言牛马，牛自成其为牛，马自成其为马，非牛亦且马也，非马亦且牛也，并不相谋。观公孙此论之言曰‘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可以知其意矣。然则论者以公孙之说同于墨，非矣。”[21]著者从“物”分“彼此”入手，阐发了“名”“实”“位”的关联，揭示了正名之理的表现形态，认为六国之祸肇源于名敝（乱名悖实），继而辨析了公孙龙的正名说与《墨子·经说下》相关断制的不同，对所谓“公孙之说同于墨”的看法予以了反驳。在此基础上，著者对本篇的字句进行了训释。[22]
杨寿篯的《公孙龙子释义》广涉朴学、诸子学、佛学诸领域，是反对“公孙之说同于墨”之类看法的代表著作之一。
2.王琯著《公孙龙子悬解》
王琯（1896—1960），字献堂。所著《公孙龙子悬解》一书，（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12月初版、1930年2月再版；（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4月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9月第1版、2014年5月第2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改名《公孙龙子研究》，马东峰编）；收入《王献唐著述三种》，青岛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367—565页），据中华书局1930年版排印。
在撰成于1925年6月的“自序”[23]中，著者首先爬梳了《公孙龙子》历遭冷落的状况，并阐析了其蒙世诟病的原因：“公孙龙书，与儒道殊恉。并世庄荀，已相排笮。汉初尚黄老，格而弗宣。武帝表章六经，学术一尊，益在摈挤之列。学者承流，断断弗已。魏晋之间，始稍稍振矣，然终不畅。自唐迄宋，注释数家，其书多佚，莫观厥恉。今流传之谢希深注，谓为未窥窔奥可也。清代子学勃兴，治此者鲜。晚季俞荫甫、孙仲容两家始刊捝误，多所諟正。近人胡适之益以新知，掸简其谊。梁任公、章行严摘发异同，间获新解。千载榛莽，乃渐通涂径焉。嗟乎！以公孙氏之骀荡幼眇，蒙世诟病，遗简残编，旁皇异代，既摈于道，复弃于儒，微言大义，閟之数千百年仅乃得出，学统之箝人，固若斯其极耶！”[24]接着，著者交代了自己撰写此书的衷曲与做法：“余承诸君子绪余，取原书董理之，仍以群说纷投，意或未安，片鳞只爪，莫竟全功。乃一一为之疏解，其是者因之，非者正之，整纷剔蠹，析疑宣蕴，冥思探讨，创解尤多，私心所企。但如公孙龙论旨之真，而不敢出入。然此岂易言者！诸君子杀青之初，未必不同此念。偶有弗照，旋踵立觉。以余学植，安敢望诸君子，引镜自鉴，纰缪且将倍蓰；是不待他人痛绳之后，已欿然于心矣。惟书草创于去夏之交，兀兀寒暑，躬自校录，今一年矣。其间风云数变，海内鞅掌，假名而乱实者，且比比是。执此大象，用照时晦，有待公孙之正吾名而端吾的者，昭然若提撕而告语也。意作论者重有忧患之思乎？远睹千万禩后，必有抢攘胶漆如今日者，爬而梳之，使通其趣。呜呼！果由此而本书之谊得显，药时疢于万一，则所以报公孙造论之微意也夫。”[25]
在撰成于1927年9月的“读公孙龙子后录”中，著者首先指出“此书成于两年之前”（1925年），继而介绍了自己撰写本书时所依据的底本以及参照的有关版本情况：“当时所据者，是湖北崇文书局本。年来取《道藏》及守山阁、三槐堂诸本对校，又获得番禺陈兰甫（陈灃）注本及严铁桥（严可均）校《道藏》本，读数过，续有所见。前时所释，意多未安。又在北京得明嘉靖及梁杰、吉藩刻本数种。”[26]著者在广搜多种版本加以对校、解释的基础上撰成本书，他最后特意对审正本书原稿的丁鼎丞先生致以谢忱：“前在九江，乡先辈丁鼎丞先生取阅原稿，曾指正数事，树义精卓，亦分别录入。附识于此，并抒谢忱。”[27]
本书除“自序”“读公孙龙子后录”外，正文部分包括“公孙龙子事辑”“读公孙龙子叙录”“公孙龙子悬解”，其中“公孙龙子悬解”是全书的主体，著者依照《道藏》本《公孙龙子》的顺序，对《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一一进行了诠解。
在“公孙龙子事辑”[28]中，著者首先征引《庄子·徐无鬼篇》所谓“儒墨杨秉四”，认为“秉，即公孙龙也。当时儒墨宗风，振靡天下，公孙掉臂其间，造成对峙之局，其学术价值概可臆见”[29]。著者继而指出，捃采广博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没有为这位一代大师专门立传，但并非有所疏漏，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赵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可知司马迁“以公孙著述流传已久，诵书知人，固无劳别传也”。[30]虽然“世代绵远，旧闻散佚，今所著书已伪阙不完，综厥生平，率难征讨”[31]，但从散见于典册的记载中，公孙龙劝燕昭王偃兵、客平原君家、在邯郸存赵之役中进言、公孙龙与孔穿于平原君家论辩等事迹仍历历可见。鉴于此，著者“谨甄讨典册，其叙及公孙言行者，略师理初俞氏（俞正燮，字理初）之传易安、仲容孙氏（孙诒让，字仲容）之传墨子，汇其先后，为《事辑》一首，籍裨史迁之阙，而资学者以借镜。同时他宗论述有关实录者，虽属讦辞，亦间附及，学术辩难，固勿庸讳避也”[32]。著者在阐说编撰《公孙龙子事辑》的衷曲后，便广泛征引历代典册（如《庄子·天下篇》、《列子·仲尼篇》、《吕氏春秋·审应览》、《孔丛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平原君列传》、《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桓谭《新论》、鲁胜《墨辩注序》、徐坚《初学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中的相关记载，并参酌近人（如胡适、章行严、罗振玉等）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翔实地辑录了公孙龙的言行事迹。
在“读公孙龙子叙录”[33]中，著者首先就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本书（《公孙龙子》）《汉志》所载，《隋志》无之，定为后人伪作”提出质疑，认为“其言似是而非，最当审辩”。[34]著者指出，《汉书·艺文志》、扬子《法言》、《三国志·邓艾传》注引荀绰《冀州记》、张湛《列子注》等，皆对《公孙龙子》相关篇什及公孙龙之辞有所记载，刘孝标《广绝交论》所谓“纵碧鸡之雄辩”中的“碧鸡”一词即出自《公孙龙子》一书，可证该书在魏梁之际犹存。《隋书·经籍志》虽没有《公孙龙子》这一书名，但有《守白论》一卷。时彦汪馥炎作《坚白盈离辩》（《东方杂志》1925年第9期），认为“今本《公孙龙子》原名《守白论》，至唐代始作注，始改今名”。若汪馥炎此论成立，则《隋书·经籍志》中的《守白论》即为《公孙龙子》一书，当时并没有散佚。在著者看来，把《守白论》视为《公孙龙子》一书的原名，“未详所据”，于是他对此提出了三点质疑：其一，“《隋志·守白论》不载作者姓名，是否公孙龙所著，或为他人述作而书名偶同，均不可考”[35]；其二，“公孙原本名家，《隋志·守白论》列在道家。名道两宗，根本抵触；绳以原书论旨，亦无拦入道家余地。据此，或《守白论》另为其他之道者所著，亦未可定”[36]；其三，“汪君称《公孙龙子》原名《守白论》，唐人作注，始改今名。考之《汉书·艺文志》，固明载《公孙龙子》十四篇，何言唐人始改？且考汉唐诸志及郑樵所录统为《公孙龙子》，并无《守白论》一名，均似可疑”[37]。经征引《旧唐书》《宋史·艺文志》《通志》等古代典籍，著者就《公孙龙子》的历史沿革归纳为四点：其一，“由周至梁，本书完存无缺”[38]；其二，“隋唐之际，本书佚存未定”[39]；其三，“唐武后时，重见著录，仍为完本”[40]；其四，“宋绍兴前，亡八篇，剩六篇，为今本”[41]。
在对姚际恒、汪馥炎的观点进行质疑并勾勒了《公孙龙子》一书从周至宋的嬗变之迹后，著者在“读公孙龙子叙录”中又介绍了明清两代校印《公孙龙子》的版本（如《道藏》本、梁杰本、冯梦桢本、杨一清本、明嘉靖刻《五子全书》本、明《子汇》本、明吉藩刻《二十家子书》本、绵眇阁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崇文书局《百子全书》本）以及有代表性的注释家（如俞荫甫、孙诒让、谢希深），重点对通行本《公孙龙子注》是否出自谢希深之手提出质疑并进行了考辨，认为“疑注者序者共为两人。而注中文字亦恐不出希深之手。或为贾陈原著经其剥夺，或由后人托名，均未可详”[42]。此外，著者还对散见于周秦诸子中的公孙龙学说——如《庄子·天下篇》二十一事、《列子·仲尼篇》七事——作了考辨，认为两书所记有同有异，虽然这些说法并非公孙龙专创（或为门下弟子所作，或为后人荟萃补缀而成），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古籍编著中甚为普遍，并不影响某学派思想的表达与传播，故“述作不必一手，宗风实出一派”[43]。就此而言，“最少公孙亦为倡论者之一人”[44]。
至于公孙龙学派出自何宗，著者在“读公孙龙子叙录”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审的分辨，他认为前人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出自墨家说。此说创自晋人鲁胜，汪容甫（汪中）、陈兰甫（陈灃）、胡适之、梁任公均持此说；其二，出自礼官说。此说始见班固《汉书·艺文志》，章行严持此说；其三，出自道家说。江瑔始倡其旨，朱谦之附益此说。就王琯的立场来看，他主张公孙龙学派出自墨家，认为“施龙立论诚多与墨相反，然惟其如此，乃愈证施龙为墨家者流”[45]。著者继而列举公孙龙与墨家学说的相异之处，将公孙龙归为“别墨”，认为施、龙二人继承了《墨经》中的论辩方法：逻辑方式相同，都采用了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合一的逻辑方式；根本原理相同，《墨经·小取篇》和《公孙龙子·通变论》都采用明“类”的原理进行界说；论证方法相同，《公孙龙子·迹府》中公孙龙同孔穿论辩一事采用了《墨经·小取篇》中“侔”的论辩方法，即“用彼一判断说明此一判断”[46]；此外，公孙龙还沿用了《墨经》中的特殊术语，如“举”“类”“正”“狂”“盈”等。鉴于此，著者认为“公孙诵经，系于方法方面传其论辩之术，于义理方面则或背而不尊”[47]，于是将他归入墨家“辩证一派”。
针对公孙龙为何被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入名家而非列入墨家这一问题，著者在“读公孙龙子叙录”中首先征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班固《汉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叙释》中的相关断制，指出“名家所事之范围，厥为控名责实。易言之，即为正名”[48]。著者继而征引《邓析子·无厚篇》《邓析子·转辞篇》《尹文子·大道上》中有关“正名”的文字，指出“正名者流，乃思为自卫之策。更以向论单纯，壁垒未坚。对于自身，进而讨论正名之工具；对于他宗，转而研求辩证之方法，相激相荡，蔚成宗风”[49]。在著者看来，“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专者如施龙诸子，其学说全部特重于名，贯彻初终，成一家之言。源虽他出，帜坛顿异。故尹文当时即有名、法、儒、墨之分号，用别他宗。太史公谈（司马谈）乃更为名家一词，引纳其入。中垒（刘向）父子沿之。孟坚（班固）《汉书》更因以入志。此名家一义成立之源，而公孙所以由墨归名也”[50]。
在揭示了公孙龙由墨归名的缘由后，著者在“读公孙龙子叙录”中又辐辏于如何“控名责实”的问题探究了“正名的功用”以及“正名主义何以发生于周、秦、战国之际”等问题，进而阐发了名家兴起的现实文化契机。著者鉴于名乱通于世变，征引《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荀子·正名篇》《淮南子·要略篇》中的相关论述，指出“正名者流，殆亦出乎救时，公孙龙即其一也”[51]，如《迹府篇》所谓“公孙龙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又如《名实论》所谓“正名实而化天下”，便是对公孙龙借助于名辩以济世救时之苦衷的真实写照。在阐明名家之兴基于济世救时之苦心的基础上，著者又对名家出于礼官说进行了反驳。
“读公孙龙子叙录”部分广涉公孙龙研究诸多方面的问题。除了上述谈及的问题外，著者还对其他一些相关问题作了阐说。譬如，著者辨析了周秦之间的两位公孙龙，认为其中的一位是孔子弟子，另一位是平原君之客，两人相距219年，因而不能将两位公孙龙混为一谈；又如，著者将公孙龙与孟轲、惠施、庄周、邹衍、荀卿等与其同时代的人的事迹以列表的形式加以对照，还辑录了攻击公孙龙最为激烈的庄周、荀卿二家的相关说法，介绍了清初对《公孙龙子》一书进行注释的士人，并着重介绍了《书程云庄语录后》所载《守白论》十六目。
在正文“公孙龙子悬解”部分[52]，著者对《公孙龙子》六篇（《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依次进行了阐释。著者广泛援引俞荫甫（俞樾）、胡适之、章太炎、孙诒让等人的说法并展开诠解，且以加按语的形式进行了的评点。此外，他还征引《列子》《汉书》《吕氏春秋》《孔丛子》《荀子》《庄子》《墨经》《易经》《礼记》《容斋续笔》《广雅》等典册中的相关记载展开分析，并对不同版本与注评本（如《道藏》本、守山阁本、谢希深注本、陈兰甫注本、严可均注本、俞荫甫读本等）中的字句差别进行了考辨。
孙碌的《读王献唐〈公孙龙子悬解〉》，刊于《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第1期；伯蔚的《再读王献唐〈公孙龙子悬解〉》，刊于《山东八中校刊》1933年第3期。
3.谭戒甫著《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谭戒甫（1887—1974），原名作民，字介夫。所著《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一书，成书于1928年，当时未正式出版。1932年印为讲义，1934年略有增改，重印一次（武汉大学1934年铅印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8月第1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9月初版；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1—132页），据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排印；收入“民国文献影印本”《近代诸子学文献丛刊》第五十一册，（成都）四川大学2016年版，据武汉大学1934年铅印本影印。
著者在撰成于1928年10月的“原序”中写道：“《形名发微》十篇既竟，作而叹曰：周秦之间，诸子蜂起，游文腾说，波谲云诡；其飞曜于当时而能扬声于后世者，殆亦希矣。然未有若形名之家，不独指意沦堙，响沉光绝；即其所揭櫫之号，亦不能终保，而乃易之以乱名，群相怪咋，几二千年而不止。呜呼！岂有它故异物哉？盖历代以来，功令所限，其学不周于常人之用，而渐即于衰替焉耳。虽然，书缺有间，独赖《公孙龙子》五篇之存，其所表见皆不虚，而其轶又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沉思，心知其意，固难为胶见謏闻道也。夫名家之学，体大思精，墨徒传之，《经说》具在。今公孙《白马》《通变》《坚白》，皆作答问，自画为守，疆域宛然；疑当世二家对扬之辞，后学编掇者也。不佞初治形名，由名学起，前后凡十余年，孤陋肤浅，苦悟而寸进；积贯所得，仅成斯编。惟冀并世哲人，其有穷原竟委，复益发挥而光大之者，则不佞此作，直先驱之敝彗而已。”[53]
在撰成于1956年11月28日的“后记”中，著者讲述了自己兼治形名家与墨辩家的心曲，同时交代了《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成书的过程：“《形名发微》和《墨辩发微》是两个姊妹篇。它们[54]是一对互相关联的亲姊妹，也就是在一家中两个爱斗嘴的顽皮角色。它们吵起来，有些好像是同声相应的话；但针锋相对，确实是各有心胸，分寸不乱的。我研究形名学略后于墨辩学，但发现形名家还在发现墨辩家的《小取》论式之前一点。我因有这两个发现，一部《墨经》和一部《公孙龙子》才有可能轻松愉快地读下去，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见解。现在想谈一下我研究形名学的经过以及本书所遭遇的情况。我认识形名家之学是从《墨经》内部引起的，《墨经》都是名家之学，而形名学是由名家之学的反面发生之故。……1920年7月，我回长沙，才专究《公孙龙子》，对形名学说渐有门径。先本辑有《公孙龙子》各种材料，至此又变更计划，结合《墨经》进行，而二书同时得解，快乐无比。……到1924年，二书句读几和今本相同了。1928年，《墨辩发微》和《形名发微》都已成书。……武大虽初办，有旧生；我任三课，内有《墨经》。1932年，加授形名学，印为讲义。1934年，再授形名，略有增改，重印一次。”[55]
在撰成于1956年11月28日的“前言”[56]中，著者首先对“形名”与“形名家”的含义作了阐说，认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由是得知：形名家只认有物的‘形’，不认有物的‘实’”[57]。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公孙龙便是“形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以为‘形’即是物的标帜，‘名’即是形的表达。物有此形，即有此名”[58]。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论题，乃是形名家最热衷谈论的辩题，其大意当是：“白马就是白马，不得偏去一个白，也不得偏去一个马；故不可说白马为白，自然也不可说白马为马了。”[59]由此推扩开去，天下万物，用“形名”二字便可括尽，公孙龙总结其中的幽微之义，形成一种可称为“形名学”的学问。可惜的是，“形名学”这个术语在当时的学者们中间还是有些陌生的，著者感慨于此，谈及自己早年就曾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论文《论晚周形名家》[60]对其进行阐说，并谈及自己曾听说西方某杂志介绍、讨论过他的形名学说。著者还以西方的新柏拉图派、斯宾诺莎等的学说为参照，指出古代中国的形名家与这些“不可知论”的同与不同，认为“形名家主张‘指不至’，即谓物的现象不可能达到实体，颇像‘不可知论’的说法；但又不像他们以神为唯一的实体那样，似乎形名家还要高出一筹”[61]。最后，著者指出形名学说的重要地位，并呼吁学界对之加以研究，重新衡估它的学术价值。
本书除“原序”“后记”“前言”外，正文包括“传略第一”“迹府第二”“释论第三”“学征第四”“理诠第五”“名通第六”“流别第七”“评证第八”“诡辩第九”“纂余第十”，计十个部分。
在“传略第一”部分[62]，著者征引诸多史料记载（如《庄子·徐无鬼篇》、《庄子·秋水篇》、《战国策·赵策》、《淮南子》、《孔丛子》、《盐铁论第三十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六国表》、《史记·孟荀列传》索隐、《列子·仲尼篇》殷敬顺释文、洪颐煊《读书丛录五》、梁玉绳《瞥记五》、《吕氏春秋·应言篇》高诱注、刘向《别录》等），对公孙龙的名字、籍贯、主张及其事迹等作了较为详审的爬梳与考订。
在“迹府第二”部分[63]，著者首先指出：“今《公孙龙子》全书六篇，首篇原题《迹府第一》。旧注：‘府，聚也。述作论事之迹，聚之于篇中，因以名篇。’文只二段（《道藏本》不分段）：前段为后汉桓谭所作（详后《流别篇》四之甲）；后段核由《孔丛子》抄袭而成，或唐人所增。谓之《迹府》，疏略不伦。且后五篇皆曰‘论’；此次第一，宜即《别传》之类耳。兹于原文以外，增辑子史众说，仍其篇名；其烦简真伪，阅者分别观之者可也。”[64]接着，著者对《迹府》的归属、真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继而依据子史众说，同时参酌前人注评，对《迹府》全文逐句作了疏释。
在“释论第三”部分[65]，著者首先对《道藏》本《公孙龙子》后五篇的次序作了调整，依次为《指物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在此基础上，著者主要参照《绎史》本、《子汇》本、守山阁本等《公孙龙子》版本，广泛征引子史众说以及前人注评，特别是吸收了傅山、俞樾、孙诒让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公孙龙子》后五篇进行了详审的校释与疏解。
在“学征第四”部分[66]，著者首先指出，鸿思尊感、语妙天下的《公孙龙子》亡佚严重，致使后人难窥形名学之全貌。鉴于此，著者“欲于古籍丛残之中，句梳而字栉，以冀捊其余绪，略明斯派之大美”[67]。基于这种考虑，著者采取的做法是，“举凡公孙本书及周秦汉诸子所散见属诸此学者，愈益钩玄提要，择绎而迻录焉”[68]。在此基础上，著者“因立为表而条理之。复以其学率反名家，若相放效；即亦彼此备列，两相对勘。庶几精微之际，各极其能；虽凛凛如画界而守乎，盖有籍以汇其通者矣”[69]。著者继而发挥其兼修名墨之长，把“形名家之学”与“名家之学”相对举，以《墨辩》诸说作为“名家之学”的代表，以《公孙龙子》诸篇作为“形名家之学”的代表，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共列出40个条目，著者“籍以汇其通”的衷曲历历可见。
在“理诠第五”部分”[70]，著者首先指出：“形名立宗，类多断句单辞，颇难诵述；然究其含义之所至，设度而持之，密若编贝，连如贯珠，又未尝失其所守。盖其思致湛深，结撰諔佹，每非常人心缘之所能及，苟勤饰终日，徒出入于文字之间，上下于取舍之际，殆未有不困于挦撦者也。兹以前征其学，因而更诠其理；虽曰彰其说之所不惑，庶几足以供学人之取裁焉。”[71]基于此，著者就形名学的多种论题，依其含义编为51组，并一一诠解了涵淹于其中的理趣。
在“名通第六”部分[72]，著者首先援引《晋书·隐逸传》所载鲁胜《墨辩注叙》中的一段话：“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刑’与‘形’通）显于世”，认为“鲁胜分‘名’为三：即一‘正名’；二‘名本’；三‘形名’是已”[73]。著者继而推演鲁胜之意，指出“‘名’之发生甚古，所谓别同异，明是非，类多关于道德政化”[74]，这是中国古代有关“名”的论说的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著者把古代历史上各种关于“名”的论说分为三派：其一，以孔子为代表的“正名”派，该派“意在为政，初非专乎名之研求也”[75]；其二，以墨子为代表的“名本”派，该派“知‘名’枢要，更习‘辩’事，创通径涂，以立‘名本’；名本者犹言名家正宗也”[76]。墨子之后的三墨之徒，“各本所学，推演精进，复益光大”[77]。今《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即墨子及三墨之徒的遗书。有意思的是，著者将惠施视为墨派后昆，认为“惠施亦踵习其业，皆即‘名家’之所有事也”[78]；其三，以邓析、公孙龙为代表的“形名”派，该派“为名墨以外别传之学，谓之‘形名’；邓析好之，不能深考。及战国稍晚，公孙龙辈祖述其说，立言断辞，大抵与名家相左，若相放效，实则背僪，承其风者亦往往而有”[79]。著者通过推演鲁胜之意分殊了古代历史上“名”说三派的源流，同时指出：“虽然，鲁胜生于晋世，上距战国，历年可谓至久；而其持说条理若是，意必有所受之。今既不明，请征诸史。”[80]基于此，著者主要征引古代历史典籍中的相关载述，对“名”说三派的嬗演及其宗趣作了详审的考辨。最后，著者强调了这种考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名与正名、名本、形名三者之推衍嬗代，实为我国古今学术变迁之极大枢纽。苟三者不明，不独墨家与名家之兼通，名家与形名之各异，不可得知。而战国诸子争鸣，彼此立破，是非蜂起，得失莫衷；其辩言正辞，将必无由朗澈，尚乌睹所谓周、秦间学术之论列也哉？”[81]
在“流别第七”部分[82]，著者首先阐析了形名一派学之者少、其学难传的原因：“形名一派，苛察缴绕，刻削无伦，说之难持者也。晚周唯公孙龙专其所学，以集大成；可称极盛！然并世各家，诘难蜂起；仅数十年，其学遽息。衡以杨墨言盈天下，不久寖衰，无足怪也。惟其立言深浚，通晓维艰；当时究其学者，或亦较少。”[83]著者继而以公孙龙为坐标点，勾勒出形名一派渊源流别的大致轮廓，认为前于公孙龙者，仅有邓析一人；略前或同时者，有尹文、田巴、兒说、桓团、毛公五人；门徒有綦母子之属。此后，明其学者，汉代有桓谭，晋代有鲁胜，唐代有王师政，计三人；习其辩者，汉代有东方朔，三国魏有爰俞，计二人；道其论者，仅有晋代阮裕一人；证其理者，仅有唐代张游朝一人；注其书者，有唐代陈嗣古、贾大隐，宋代谢希深，明代傅山，清代陈灃，计五人（凡评点如归有光，校勘如俞樾、孙诒让等不录），仅谢希深注（疑即陈嗣古、贾大隐所注）、傅山注、陈灃注尚存，余皆散佚。著者在“爰挈纲要，立表明之”[84]的基础上，根据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对上述流别一一作了爬梳。
在“评证第八”部分[85]，著者首先阐析了形名之家在历史上屡遭诟病的状况：“周秦而下，凡评议之涉乎此学者，大率目为淫辞诡辩，将惑俗而害治；及其至也，几欲取其书而火之，盖亦已甚哉！夫上下数千年，其间学术之醇疵，理谊之常变，宗主之离合，品量之是非；有能一生兢业，强恕敬恭，以求天下后世之平者：其在他家，盖有之矣；其在形名，吾未之见也。且形名一派，持说独难，尚文者骇其辞，穷理者懵其义，折中而无主，质实则罔征；所谓射者仪（读俄，倾也，下同）毫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焉。是以评论之篇，古今不少；然要其大归，当时多溢恶之言，后世率肤陋之见。”[86]在著者看来，这种状况是颇为堪忧的，他就此指出：“坐令微言若绝，至理不昭，以讹传讹，如水附水，光隆烈日，失于睫眉，壁重连城，委诸草莽。盖学术之莫明，亦人群之不幸矣。”[87]鉴于此，著者期待后辈学人当以荀子所说的“三心”（“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来看待形名之学，并发出了“世之君子，姑毋论其所说者合乎仁心与否；其有听之以学心而辨之以公心者乎？吾其执鞭从之”[88]这样的慨叹与呼吁。最后，著者“就古今贤哲所评，检阅所及，略为搜辑，不事排比；即按立说先后，抄箸于篇”[89]。所录评说均出自古代典籍（如《战国策·赵策二》、《庄子·天地篇》、《庄子·齐物论》、《庄子·寓言篇》、《庄子·养生主篇》、《庄子·秋水篇》、《庄子·胠箧篇》、《庄子·天下篇》、《列子·仲尼篇》、《荀子·不苟篇》、《荀子·非十二子篇》、《荀子·儒效篇》、《荀子·解蔽篇》、《荀子·正名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别录》、《吕氏春秋·正名篇》、《淮南子·齐俗篇》、《淮南子·诠言篇》、《法言·吾子篇》、《抱朴子·外篇·应嘲篇》、《文心雕龙·诸子篇》、《刘子·九流篇》、《群书治要》引桓谭《新论》、《白帖》卷九引桓谭《新论》、徐干《中论·考伪篇》、刘邵《人物志·材理篇》、郭象注《庄子·天下篇·惠施章》、成玄英疏《庄子·齐物论篇》、《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八无名氏《拟公孙龙子论序》、吕祖谦《东莱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黄震《黄氏日抄·读诸子》、熙时子注本《孟子外篇·性善辨篇》、宋濂《诸子辨》、《通鉴·周纪三》（胡三省音注）、杨慎《升庵外集》卷四十八《子说》、《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四库简明目录·子部·杂家类》、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跋》、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和《校雠通义》卷三、陈灃《东塾读书记·诸子》、刘熙载《昨非集·翼名》、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十《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实性篇》、梁启超《墨子学案·附录一》、章炳麟《齐物论释定本》《国故论衡·明见篇》、邓云昭《墨经正文解义·别墨考》、汪兆镛《公孙龙子注·后记》、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诸子略·名家》、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等），资料颇为翔实，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在“诡辩第九”部分[90]，著者首先阐析了形名之家蒙受“诡辩”之诟并历遭贬抑的原委及来龙去脉：“自邓析、公孙龙辈之为学也，钩深抉隐，鬼设神施；骤焉读之，殆未尝不心移而目眩。故《庄子·天下》谓‘韩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能胜人口’；而扬子《法言》乃谓‘公孙龙诡辞数万，君子不法’。后学莫省，举凡名与形名二家说稍奇辟者，不恤是非之情，概以‘诡辩’之冠，强加其首。由是举一以概其余，征言而责其行，殆目为御人口给之徒；《汉书·人表》因次龙居六等而为中下，盖憎之也。是以形名一派，或嗜异者偶目存之，甚则束之高阁，抑且用覆酱瓿；声光销歇，垂二千年于兹。然脍炙人口，流传不绝，尚赖此诡辩二字；而间一省及，令人疾首蹙眉者，实亦此二字阶之厉也。”[91]在著者看来，形名之家脍炙人口赖此“诡辩”二字，遭人严厉诟病亦赖此“诡辩”二字，然而追根溯源，“诡辩”之冠却不应强加于形名派之首。著者就此作了详审的爬梳：“夫诡辩二字，连文为用，不知昉自何人；周秦诸子，似无所见。《管子·法禁篇》但有‘言诡而辩’之一语耳。惟《淮南子·齐俗篇》云：‘诋（《群书治要》引作调）文者处烦扰以为慧，争为恑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恑字通诡，斯即‘诡辩’名号及其含义之权舆。班固称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颜师古曰：‘诡，违也；违道之辩。’（《汉书·佞幸传》）正其义也。”[92]在探究“诡辩”一词的来源及其本义的基础上，著者认为“盖诡辩者大抵出之纵横家”[93]，进而征引《旧唐书·经籍志·总序》《韩非子·五蠹篇》诸古籍对纵横家的评说来支持这一断制，同时征引《战国策》有关苏秦、张仪合于“诡辩”之称的言行，“盖亦籍以审知诡辩二字之所由谓焉”[94]。最后，著者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周秦间常有持诡辩以为滑稽笑噱之谈，颇似无用之言者，而亦间得其所谓譬称之用焉”，遂“杂钞二十五节于此以见一班”。[95]
在“纂余第十”部分[96]，著者首先指出：“形名家所持各论，前已隐据理要，疏通证明，诚无诡辩之感矣。然称名取类，立义断辞，意其绝殊眇谛，殆至公孙龙氏而叹为观止焉。”[97]为了揭示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形名一派的幽微之义，同时回应历史上强加给这一派的“诡辩”之诋，著者又围绕着争议较大的“白马非马”“离坚白”“鸡三足”“山渊平，天地比”“钩有须，卵有毛”等辩题，枚举了一些“隐嘲暗诋”之文，并一一进行了辨正。
本书以公孙龙的学说为辐辏，广泛搜辑同派的学说与之相互参证，进而阐发了形名学派的嬗演过程及其主要观点。著者结合自己多年研究《墨辩》的心得，把以《墨辩》为代表的“名家之学”与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形名家之学”相对举，比较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点。著者的某些断制固然尚待商榷，但本书持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言。
4.金受申著《公孙龙子释》
金受申（1906—1968），原名文佩，后改名为文霈，字泽生。所著《公孙龙子释》一书，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9月初版、1931年4月再版、1933年11月国难后第1版、1935年2月国难后第2版；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10月初版；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五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第1版（第475—542页），据商务印书馆1928年《国学小丛书》本排印；收入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一编第68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5月初版，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本排印。
著者首先辑录了谢希深旧序，继而在撰成于丙寅（1926）深秋27日的“序”中追溯了名家独成一说的源流，点明了《公孙龙子》一书的要旨，揭示了公孙龙学说隐而不彰的原因，述说了撰写本书的衷曲。著者就此写道：“马史‘六家’，班书‘九流’，名家者说，独立一帜。《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尹文释名为三曰：‘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形，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公孙龙子》之旨，殆欲表现‘直观’，以命物之名不正，则无以察同异，审名实，故著书专论此科。谢希深不察，妄以君臣是非为诂，去其旨远矣！荀卿著论，正名兼以简综，后世因之，遂使数千年讲直观之学人，沉默无闻，亦可哀矣：更有甚者，则‘学统’之言以乱真也——盖专制帝王，以儒术牢笼人心，举凡语涉玄玄，便弃之如敝屣；异端之攻，莫此为甚，公孙龙之不得显，亦一因也。公孙龙之学，以二不可一，位正其位；类不俱有，俱有类异；官不兼营，营不兼觉；排去物指，崇尚实物——为全书大旨，而要结于‘物的实现’。读此书，审乎，此庶乎有以进矣。受申不学，妄加臆释，意欲发挥‘直观’之真义，而不为模棱抽象语也。浅识多谬，伫候明裁。”[98]
本书包括前论、本论、余论三个部分。前论部分为“公孙龙考”[99]，著者首先交代了从事这项考证工作的缘起及其焦点问题：“曩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执问诸业师某公云：即著书六篇之公孙龙；乃大诧异其年代之悬殊。按其籍贯，众说不一——《正义》引云：‘郑玄曰：楚人；《论语》：卫人；孟子云：赵人；庄子云：坚白之谈也。’观此，张守节先生——《史记正义》作者——已承认孔子弟子之公孙龙：为《庄子》所说之公孙龙，为六国时之名家公孙龙，存有六篇书之公孙龙矣。近自章太炎先生，提倡研究惠施、公孙龙以来，研究者日众；民国七年来《东方杂志》，载胡适撰之《惠施公孙龙之哲学》，于施龙哲学上，虽稍加诠释；然至今一公孙龙，两公孙龙，罕有道及之者。闻北大教授张怡荪先生，著《公孙龙子校释》中有一篇考证，无如书未印出，无从借重，仅就所知，作一篇小考证而已。”[100]金受申熏炙于近人章太炎倡导的时代学术风气，受到胡适、张怡荪[101]等时贤的激发，他通过爬梳《史记》《吕氏春秋》《庄子》《孟子》孔丛子》等典籍，并参酌谢希深《公孙龙子注》、归有光《史记注》、康有为《论语注》、胡应麟《经籍会通》、马端临《文献通考》、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张之锐《墨经注叙论》等文献，认为历史上的公孙龙并非一人，六国时的名家公孙龙约在周慎靓王元年至赧王卒后十年间，其留下的六篇书当属“别墨”一派。著者继而参酌《墨经》《汉书·艺文志》以及陈灃《东塾读书记》等文献，对公孙龙学说出于墨家一派进行了考证，并对章行严力非别墨之说进行了驳斥。
在本论部分[102]，著者按照《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的顺序，对《公孙龙子》诸篇分别进行了考释。著者主要参酌谢希深的注释和俞樾的校勘，于原文和校注之后，以加按语的方式一一加以评骘，并运用直言三段论理论对公孙龙的命题进行了疏释。
余论为“各家评《公孙龙子》语撮钞”[103]，著者撮录了谢希深《公孙龙子序》引邹衍对平原君语、《孔丛子·公孙龙篇》、《庄子·天下篇》、《韩非子·问辩篇》、《列子·仲尼篇》、《吕氏春秋·淫辞篇》、《杨升庵外集·子说》、《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公孙龙子条》诸古籍中评说公孙龙及《公孙龙子》的文字，并对某些说法以加按语的形式进行了评骘，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在撰成于1930年5月31日的“再版自记”中，著者重点交代了再版本与1928年的初版本之间的相异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公孙龙研究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著者这样写道：“余自民国十五年脱稿《公孙龙子释》以来，即深觉以论理程式解名家者言之者误，辄思有以匡正之，顾人事碌碌，终未更正。适北大易社主办之《国学周刊》出版，受申有撰稿之义务，因作《公孙龙子·白马篇新释》，以充篇幅。《白马论》为公孙龙辨明‘直观’之主要文字，其立论乃根据于说话习惯者，若仅以论理程式绳之，必有南辕北辙之弊，因将旧释之论理程式，扫数除删，脱略之讥，尚未能免。因再版之便，爰将《白马论》旧释，易以新释，并将各篇损益数处，浅陋粗俗，虽搢绅先生之不屑观，然不敢不供其绵薄也。”[104]
静观的《评金受申〈公孙龙子释〉》，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2月3日第108期。
5.王时润著《公孙龙子校录》
王时润（生卒年不详），字启湘。所著《公孙龙子校录》，曾单印问世（具体年代不详），1931年与《邓析子校录》《尹文子校录》汇成《周秦名学三种》一书，后又两度重印，国家图书馆现存1934年铅印、1937年铅印《周秦名学三种》本；1957年5月，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周秦名家三子校诠》，署名王启湘；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287—341页），据1934年《周秦名学三种》铅印本排印。
在撰成于1914年4月1日的“叙”[105]中，著者首先辨析了谢希深注的真伪问题，认为此注必为宋以后的妄人糅合陈嗣古、贾大隐之注并杂以己说而成，这也就解释了陈、贾二注缘何亡佚不彰的原因。著者继而把名学的要旨归结为“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并运用“演绎”“归纳”“破”“立”等逻辑学术语对此作了阐发。此外，著者还对《公孙龙子》一书的误传、误改（如“臧三耳”）情况进行了考辨。著者就此写道：“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公孙龙子》三卷，周公孙龙撰。郑樵《通志略》，载此书有陈嗣古、贾士隐注各一卷，今俱失传。此本之注，乃宋谢希深所撰。文义浅近，殊无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录焉。考《宋史》卷二百九十五，谢绛，字希深。’今案：绛与欧阳修及王安石同时，绛之卒也，欧阳为作墓铭，王为作行状，均称许之甚至。且绛曾知制诰，王介甫称其以文章贵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诰常杨元白不足多，则其人之文学可知。而今注有数处至为浅陋，如以意之所思，未至大道，释意未至然与？及以察士之善恶，类能而使之，释此犹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诸条。宋人常陋不至此，其非绛作无疑。然其中有辞义精眇者，似宋人尚不能为。然则斯注究为谁作耶？考《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有陈嗣古、贾大隐（或作士隐，误）注，其书久佚。陈之为人无可考，大隐，则贾公彦之子，永年人（或作永平，误），见《新唐书》一百九十八卷《儒学张士衡传》中（贾公彦则见《旧唐书》百八十九上《儒学传》）。盖古人注书体例，与今人异。其深奥难晓者，则详为注释；其浅近易晓者，则多不措意。必宋以后妄人，疑古注多所缺略，乃攘窃陈贾二注，杂以己说，爰托谢希深之名以售其欺，遂成斯注。此陈贾二注之所由亡也。纪昀不为辨别，概以浅近斥之，过矣。今以斯注不得主名，故以旧注称之。其尤浅陋者，间为纠正。庶几瑕瑜不致相掩，非敢云能读古书也。《庄子·秋水篇》：‘公孙龙谓魏牟：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谨案：据《汉书·艺文志》，周秦人之以名学著者七人，今惟存邓析、尹文、公孙龙三家（《邓析子》疑伪书，余别有说），而以龙为最卓绝。其名学要旨，盖不出‘合同异’四言之外。尝试论之。‘合同异’者，名学所谓归纳也。‘离坚白’者，名学所谓演绎也。‘然不然，可不可’者，于不然中求其然，不可中求其可也。诚能于不然中求其然，不可中求其可，斯为能立。若能于然中求其不然，可中求其不可，则为能破。演绎归纳，为名学之方式。能立能破，为名学之效果。以演绎归纳之方式，求能立能破之效果，而名家之能事毕矣。初学多苦龙书之难憭，倘以余说通之，不难迎刃而解矣。考《新唐书·艺文志》，有张游朝《冲虚白马非马证》八卷。游朝为张志和之父，见《新唐书》卷百九十六《隐逸传》。《冲虚经》即《列子》，以‘白马非马’一事，而游朝所论证者，乃至八卷之多，则当时斯学之盛可知。又《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八《杂论上》，有无名氏《拟公孙龙子论序》一篇，略称：‘咸亨辛未（咸亨，为唐高宗第七次改元，辛未，则咸亨二年也。越二年，又改元上元，是咸亨仅四年也。作二十年，或十二年者皆误。盖十字为衍文耳），十二月庚寅（案：是年十一月甲午朔，庚寅，盖十二月二十七日也），仆自嵩山，游于汝阳（汝阳，唐县，在河南道蔡州），有宗人王先生（据此，则作序之人，亦王姓也），名师政，字元直，春秋将七十，博文多艺，安时乐道，恬澹浮沉，罕有知者，仆过而憩焉。纵言及于指马，因出其书以示仆，凡六篇，勒成一卷。’（中略）末段又称：‘今公孙龙之理，处于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孙龙乎？遂和墨擘纸，援翰写心。篇卷字数，皆不逾公孙之作；人物义理，皆反取公孙之意。触类而长，随方而说，质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代《迹府》，因意而存义也；以《幸食》代《白马》，寻色而推味也；以《虑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内也；以《达化》代《通变》，缘文而转称也；以《香辛》代《坚白》，凭远而取近也；以《称足》代《名实》，居中而拟正也。’（下略）唐初人治诸子学，专精如此。宜其所作之注，非浅人所能尽晓也。惜其所拟之六篇俱亡，莫由与公孙龙之书互相参证耳（据此，是唐本《公孙龙子》，亦止六篇。且篇名次第，悉与今本同也）。又《孔丛子》载龙之言，有所谓‘臧三耳’者，疑亦不违古义者所为。盖《孔丛子》伪书，固不足信，而斯言今见于《吕氏春秋·淫辞篇》，其原文当云：‘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因‘臧获’之‘臧’，及‘藏匿’之‘藏’，古均作‘臧’。浅人不知‘臧’为‘藏匿’之‘藏’，‘耳’为‘而已’之义，乃疑‘臧’为‘臧获’之‘臧’，‘耳’为‘耳目’之‘耳’，遂于‘臧三’下亦增‘耳’字，此‘臧三耳’之说所由来也（今本《吕氏春秋》，又误作‘臧三牙’）。殊不知所谓‘臧两耳’，即指坚白之辩而言。《坚白论》云：‘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又曰：‘坚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又曰：‘坚白域于石，恶乎离？’盖以手拊石，知坚不知白；以目视石，见白不见坚。石则手拊之而知，目视之而见，是所藏者，不过坚白而已。故仅可谓坚藏于白石之中，白藏于坚石之中，而不可谓石藏于坚白之中，此即所谓‘藏两耳’之义。细阅旧注，其义自见。故旧注有云‘公孙龙与孔穿对辞于赵平原家’，盖以此篇为辩。其精确如此，特文多伪误脱衍，殊不易读。既为之校正，详著于本书中，兹不具述。倘海内鸿博，不吝教诲，不胜厚幸。”[106]
本书正文部分包括三卷：第一卷为《迹府》《白马论》；第二卷为《指物论》《通变论》；第三卷为《坚白论》《名实论》。著者首先辑录各篇原文与旧注（谢希深注），继而对旧注作了诠说并对其中的疏漏错讹之处进行了勘正。[107]
本书附有《公孙龙子旧叙》（即谢希深叙）、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公孙龙子》的评说，并附有《庄子·天下篇》（节录）、《列子·仲尼篇》（节录）、《世说新语·文学篇》（节录）、晋鲁胜《墨辩叙》中关于公孙龙其人其说的相关载述。最后附有《公孙龙发微》[108]一文，著者呼吁学人从格物致知开始来研究周秦名学，主张将中国的名学与西方的逻辑学融会贯通起来，认为“合”即名学所谓的“归纳”，“离”即名学所谓的“演绎”。在著者看来，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并不是诡辩。名家乃出自孔子，譬如公孙龙的《坚白论》《白马论》均与孔子的学说有内在的关联。如果说《白马论》的微旨在于“明私心之宜去”，那么《坚白论》的微旨则在于“喻真理之难明”[109]。
6.钱基博著《名家四子校读记·公孙龙子校读记》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钱钟书之父。所著《公孙龙子校读记》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1年油印本《名家四子校读记》；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11—49页），据1931年《名家四子校读记》油印本排印。另见《名家五种校读记》，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1年铅印本、1935年5月31日铅印本，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初版；收入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一编第68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5月初版，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1年铅印本影印。(https://www.daowen.com)
著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重在校勘考释工作。《公孙龙子校读记》包括三个部分，依次为“校读记”“公孙龙传”“后序”。在“校读记”部分[110]，著者以《公孙龙子》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为底本，以严可均校《道藏》本、湖北崇文书局刻《百子全书》本等版本以及马骕《绎史》等史籍为参照，依照《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的顺序，对《公孙龙子》六篇进行了校读。著者对各篇的校读分“提要”“校勘”两部分，他还注意到《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在《道藏》本与马骕《绎史》中的不同，指出《道藏》本《指物论第三》《通变论第四》《坚白论第五》被马骕《绎史》分别标为《指物论第五》《通变论第三》《坚白论第四》。
在“公孙龙传”部分[111]，著者连缀大量古代典籍（如《史记》《吕氏春秋·淫辞篇》《战国策·赵策》《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吕氏春秋·审应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庄子·秋水篇》《庄子·德充符》《公孙龙子·迹府篇》《荀子·儒效篇》《列子·仲尼篇》《孔丛子·公孙龙篇》《淮南子·诠言训》以及鲁胜《墨辩序》等）中的相关记载，记述了公孙龙的生平事迹与理论主张，是一份言之有据的公孙龙传记，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在撰成于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初六日的“后序”[112]中，著者着重辨析了三个问题：其一，比较《公孙龙子》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严可均校《道藏》本、湖北崇文书局刻《百子全书》本的异同优劣，并指出马骕《绎史》所引《公孙龙子》六篇，其篇次与《道藏》本有所不同；其二，结合庄子、荀子关于“坚白”“同异”诸辩题的说法，著者指出《公孙龙子》一书的要归在于“正名实”，认为“其书大指深疾名器乖实，不慎所谓，乃离坚白以析同异，假白马而审名实，此其柢也”[113]；其三，针对《汉书·艺文志》所谓“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之类的断语，著者对儒名两家的名言观进行了分辨，认为“大抵儒者征其有以正名，礼义之教也。名家僈其等以混同，道德之意也。而班氏衡之以礼官之正名，则诋之曰‘譥者苟钩釽析乱而已’，不知礼者法之所自出”[114]。在此基础上，著者对聚讼不已的名家归属问题进行了剖判：“孔子论正名，而推极之于‘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齐刑者先正名，而后赏罚必当其实也。至于名家归根道德玄同名相，礼官不可衡名家，犹之逻辑不可以论因明也。夫相宗非相，名家无名，道不同，不相为谋。荀卿礼家，而嫉惠施公孙龙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故作《正名篇》，曰：‘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因废之祸。’傥即志之所谓‘譥’，而‘钩釽析乱’之訾所由昉欤？不知名之所由自成一家，而不同于儒之正名、法之刑名者，正以其名实玄纽、钩釽析乱，而起绝于一切名相言议之表也。乃章学诚又谓‘名家宜列法家之前，而《汉志》列后，失事理之伦叙矣。盖名家论其理，而法家又详其事也’，此亦似是而非之论，不知法家根极于正名，而名家极论于玄纽。归趣不同，不可不察也。而知之者希，都凡其旨以终于篇。”[115]
7.钱穆著《惠施公孙龙》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所著《惠施公孙龙》一书，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初版、1934年1月国难后第1版、1939年再版；上海书店1992年10月第1版；收入《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辑），上海书店1992年12月影印版；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5月初版；收入《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与《墨子》合为一册发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四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51—154页），据1939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排印。
本书包括“惠施”“公孙龙”两部分内容，其中“公孙龙”部分由九篇文字组成，分别为“公孙龙传略”“公孙龙年表”“公孙龙年表跋”“《公孙龙子》新解”“公孙龙七说”“辩者言”“名墨訾应辨”“再辨名墨訾应”“坚白盈离之辨驳议”。
在“公孙龙传略”[116]中，著者依据古代典籍（如《庄子·天下篇》《公孙龙子·迹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平原君列传》《史记·信陵君列传》《列子·释文》《列子·仲尼篇》《吕氏春秋·应言篇》《吕氏春秋·审应览》《吕氏春秋·淫辞篇》《孔丛子·公孙龙篇》《汉书·艺文志》等）中的相关记载，对公孙龙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爬梳。在爬梳的基础上，著者对公孙龙的一生作了评说：“公孙龙说燕赵以偃兵，谏平原君以让封，谅哉其为乐道慕义之君子也。其友如魏牟、毛公，皆言行卓然，可信于后世。龙之恂恂退让，不溺仕宦，笃志于文学，可谓贤士矣。至其持论精微，世俗不深晓，多致讥评，未足为龙损也。邹衍骋怪迂之辩，燕齐遂有神仙方士，人主方醉心，过赵而龙遂见黜，一进一退之间，岂不宜也哉！后人于此，可以觇当时学术兴衰之机矣。”[117]
在“公孙龙年表”[118]中，著者首先结合公孙龙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惠施、邹衍、魏牟、荀卿等）的关联，对他的生卒及年寿进行了考证：“公孙龙事迹可考者，最先说燕昭王以偃兵，在昭王二十八年破齐后；其时上距惠施为魏使赵，请伐齐存燕，凡三十年（西历纪元前314—284），是为惠施事迹可考最后之年。又自燕昭王破齐下推至平原君卒，凡三十四年（[119]284—251），龙之卒当亦在是时前后。据此计之，则龙之生年，当在燕哙、齐宣时，其时惠施已老；施死于魏襄王九年前，龙盖未能逾十龄也；则龙寿当在六十七十间。其时学者自邹衍、魏牟外，有荀卿，盖亦与公孙龙同时；卿之游赵，亦在孝成王朝，或应与公孙龙相见，惜无可考矣！卿著书力诋公孙龙之辩，有以也。”[120]接着，著者将时间、重大事件和公孙龙的行事一一对照，进而列出了公孙龙年表。
在“公孙龙年表跋”[121]中，著者首先针对梁任公《庄子天下篇释义》有关惠施、公孙龙生卒及年寿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考辨：“梁氏推论施龙卒岁，似与余表（公孙龙年表——引者注）无大出入，以较有事实为凭故也。至论公孙龙年寿，余谓龙年在六十、七十间，则惠施死，龙尚童年；梁氏谓龙寿或逾八十，则施死，龙已年壮，可以相友；此若同属臆测，无可证定。且龙或与施相友与否，与二人学术大体亦无关，故可勿论。惟姑就梁说细勘之，则自见其难安者。施死，当在惠王死后九年，不能至十年后尚存也；龙死亦在信陵救赵破秦后，不必即以是年死也；若是则自惠施之死，至信陵存赵，最少亦已五十三年（[122]310—257），龙与邹衍辨难往复，当犹在此后，而龙与惠施交游，又或在惠施死前一二三年，则龙寿且及九十；以近死高年寄食权门，与人争一日口舌之利钝，龙何老健不惮烦如是耶？以余考定，龙之卒年虽不可知，而其在平原君门，与邹衍相辨而终以见绌，当在信陵存赵后，其年当在六十左右，至多亦在七十前，似较近理。”[123]接着，著者又针对梁任公《庄子天下篇释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依据惠施、公孙龙是否相交而论及《庄子·天下篇》之真伪的问题进行了分辨：“至《天下篇》虽言及公孙龙，本不谓其与惠施相辩，而梁氏以施龙可以相友为《天下篇》出庄子自著之证，胡氏以施龙不相及为《天下篇》决出战国晚年之证，以余观之，皆非也。庄子既可以下见公孙龙，则谓‘公孙龙辩者之徒’云云，未尝不可出庄子之口；而亦何必牵缀施龙，以谓二人之犹及相交游哉？余谓《天下篇》之真伪，不当于此事论之也。”[124]
在“《公孙龙子》新解”[125]中，著者首先附以一篇“序”，对公孙龙其书其说其注作了评说：“《汉书·艺文志》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隋志》、《群书治要》、《意林》皆不录；《旧唐志》三卷；又一卷，陈嗣古注；又一卷，贾大隐注；《通志》一卷亡八篇；今《道藏》本上中下三卷，与《唐志》同，凡六篇；则《唐志》所称三卷，殆亦止六篇，与《通志》亡八篇者，篇数正合，或陈、贾所注一卷本，亦与《通志》所称一卷者同；则此书至唐时，或分一卷，或分三卷，要之皆为六篇之残本也。今传本亦六篇，当即唐以来旧本，而考首篇《迹府》，与下五篇文字不类；殆亦前人所为序言，而后人误列为本书者；则龙书之传而可信者，实仅五篇。又考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所传五篇文字，仅得二千言；则龙书之传者，真无几也。龙在战国晚世，实以雄辩耸动天下；故《庄子》书称‘儒墨杨秉四，与惠施而五’，秉即龙字也；荀子著书，亦屡引其言，以致驳诘；足证其在当时为学派一大宗矣。余考其行事，说燕赵以偃兵，谏平原以让赏，皆有道义持守，与游士说客不同；又其交友如魏牟、毛生，皆高士有本末；而后人不察，苟取荀况、邹衍门户之见，疑龙为小人之徒，以诡异荒诞斥之；不悟异学相诽，自是先秦习气；即孟子之距墨翟，荀卿之排孟子，其抨击讥弹，皆已逾情；使后人徒信孟子书，必以墨翟为小人；徒信荀子书，必谓孟轲非贤士；而今知其不然，则以墨孟之书，犹为人所诵习故也。公孙龙纵非墨孟之比，而卓然成家，自表见于一世，其议论学说，亦自有其不磨之真；而其书既多佚，存者又幽窅深隐，骤难索解，遂使后人一概废弃，目为妄怪，良可惜也。今陈贾注既均佚，所传有宋谢希深注，文义浅陋，无所发明；清儒考订古籍，于龙书亦鲜研治；至近人好《墨辩》，乃稍稍寻施龙遗言，然于此书终无为之条理发挥者；余深憾之，因为别作新解，正其字句之伪，贯其义辨之理，虽不能复观龙书之全，而即此求之，亦可以见其为学持论之大概也。谢注于《坚白篇》间有精诣，与注他篇文不同，疑其或承袭旧注，或别有所取，如郭象之窃向秀也。今既不可深考，姑为采摘。以存古人之一二焉。其他有所称引，具详本条，兹不赘。”[126]接着，著者按照《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迹府》的顺序，对《公孙龙子》六篇一一进行了疏解。在疏解时，著者参酌谢希深、俞樾、王琯、陈澧、孙诒让、章炳麟、胡适、梁启超、汪馥炎等学人的相关看法，并援引《墨经》《吕氏春秋》《孔丛子》等古籍中的相关说法进行了校释与阐发。
在“公孙龙七说”[127]中，著者对《列子·仲尼篇》所载公孙龙告魏王“七说”（“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尽”“有影不移”“发引千钧”“白马非马”“孤犊未尝有母”）进行了阐释。著者首先指出：“《列子》伪书未可信，而此引七说，则陈义精卓，与今传公孙龙五篇之旨相发，类非后人所能伪；又其先后排列，皆有次第，殆与惠施‘历物’十句同为二人学说概括系统之说明；伪为《列子》书者，盖有所袭取之也。……余故别为新释，发明其意，俾可与‘五论’大旨相关贯焉。”[128]接着，著者以穆勒的《名学》为对照，对公孙龙七说一一作了诠解，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在著者看来，“公孙龙‘七说’取径，与穆勒氏之书大似，亦一奇也。二人历数天下可名之物，皆归极于心物宇宙之四端，而心物不可知，可知者惟意象；意象不可名，可名者皆其意象之或相似或相续，而不出于宇宙之两大法也。此公孙龙与穆勒氏二人之所同也。循此以往，乃有其大异者，即穆勒氏认名为物之名，而公孙龙则认名为意之名是也”[129]。“惟其主名意名物之不同，故继此而更有甚异者，则对于名之使用之一问题之歧异是也。主意名者率主止，主物名论者率主推，此对于名之使用之观念之相左也”[130]。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著者最后指出：“凡此皆吾古代名家与西国逻辑得失之所由判也。近人论古名家言，率推比之于西欧之逻辑，而鲜有发明其异趣者，余为公孙龙七说解义，因附论之如此，余别有《墨辩与逻辑》一文，可参考。”[131]
在“辩者言”[132]中，著者对《庄子·天下篇》所载“辩者二十一事”进行了阐释。著者首先亮明自己诠解惠施、公孙龙学说的四个论点：“（一）天地事物，可以析至毕异之小一，（二）天地事物，可以总为毕同之大一，此惠施‘历物十句’所以证明其天地一体之说者也；（三）天地事物，尽于吾心之觉意与外物之表象，而所谓心物之本体则不可知，（四）名字言说，取以表意相晓，贵在即喻而止，用相推证，则流转而多失，此公孙龙‘五论’、‘七说’所持以为正名审实之辩者也。今传辩者二十一事，则此四纲以下之散目也。”[133]基于上述“四纲”，著者对“辩者二十一事”分类进行了解析：其一，“论小一毕异”[134]。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龟长于蛇”“白狗黑”，“以上五条，皆从空间分析，以见小一毕异之旨”[135]。又如“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轮不辗地”，“以上三条，皆从时间分析，可见小一毕异之旨”[136]。又如“郢有天下”，“此亦秋毫大山之喻也”。“惠施‘历物’，本从大一、小一两面分说，而公孙龙正名，则似偏重小一毕异之点，于大一毕同之部，少所阐发；今考辩者言，亦多论小一，不及大一，此可以见学说流变之趋向也”[137]。其二，“论大一毕同（缺）”[138]。其三，“论心物本体不可知”[139]。如“火不热”“目不见”“鸡三足”“黄马骊牛三”“狗非犬”，以上诸条“皆据心物本体不可知之意进一层言之，见名家言说之悉本于意象也”[140]。又如“指不至，至不绝”，“此一条正言万物知见，在我惟意象，在外惟表德，无心物本体可言也”[141]。其四，“论名言推证多失”[142]。如“山出口”“孤驹未尝有母”“马有卵”“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以上六条，皆正名知止，以见率为推证之非，而要本于名之无客观之实在性也”[143]。在上述解析的基础上，著者最后总结道：“统观辩者持论，不出三点：（一）万物毕异，则使宇宙无物；（二）名属意象，则使名言不实；（三）名不可推，则使知无所用；虽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义归破坏，无所建立，又不堪推扩连用，则宜其不能服人之心也。然考其来历，自有本源；组织精密，亦有条理；后人概以诡辩目之，因亦不复究其体统大意之所在，而以割裂离奇之说为之解，未免于轻诬古人；至近人以西国逻辑及生物进化论诸说相拟，则亦貌合神离，终难逃于郢书而燕说之诮也。余兹所解，自谓通观大体，较得古人之真相，因附诸施龙学说之后，俾有志探讨古名学之君子，论定其究竟焉。”[144]
在“名墨訾应辨”[145]中，著者首先指出：“余既考论惠施、公孙龙学说行事，而定其为墨家，然近人方有名墨訾应之论，以名家与墨说为相訾，谓施龙非墨徒，则不可以无辨也。”[146]基于这种考虑，著者继而征引《荀子·正名篇》《墨辩》中的相关论说以及孙诒让《墨子间诂》《札迻》的相关阐释，对惠施、公孙龙属于墨家进行了论证，认为“荀子此文，题为‘正名’，而所举均属墨说，此名即为墨之证一也。以惠施之言与墨、宋之说杂举错列，是名即为墨之证二也，近人造为名墨相訾之论者，是未考之此耳”[147]。然后，著者结合《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对所谓的“名墨相訾”之论进行了分辨，其结论主要有二：其一，“谓墨家议论自有出入分歧则可；谓墨家之后，流而为名家，亦无不可；谓墨家与名家相訾则不可也”[148]。其二，“墨学本尚苦行，继则济之以文辩，施龙则文辩之尤著而忘其苦行者也”[149]。
在“再辨名墨訾应”[150]以及“坚白盈离之辨驳议”[151]中，著者分别针对名墨訾应之论的倡导者章士钊、坚白盈离之辨的倡导者栾调甫的观点进行了驳正，其中的名家人物主要谈及惠施，关涉公孙龙的文字很少，这里不再赘述。
张涅的《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刊于《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胡道静著《公孙龙子考》
胡道静（1913—2003），其父胡怀琛（字寄尘），其伯父胡朴安。所著《公孙龙子考》一书，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3月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11月第1版、1970年8月再版；上海书店1992年10月第1版；收入《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辑），上海书店1992年12月影印版；收入虞信棠、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343—446页），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排印；收入“民国文献影印本”《近代诸子学文献丛刊》第51册，（成都）四川大学2016年版（第243—344页），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
本书正文前载有顾实撰写的“序”（成稿于1929年孟秋），其中有言：“周世名家言，在晋世鲁胜作《墨辩序》，已病其多散佚。今存者除《墨经》而外，当推《公孙龙子》一书；顾其传世源流，颇多不详，学者惑焉。余方疏《庄子·天下篇》及《墨经》，今春在《国学周刊》中，见及门胡君道静有论文，方与人讨论此书，心甚善之；未几，中国学会开会，余因面询通静，而道静果出所著《公孙龙子三考》一书，余受而读之，喜溢望外，以为可作治《公孙龙子》书之先导也。道静今年甫十七岁，友人胡朴安先生之犹子，而朴安介弟寄尘先生之长公子也。家学渊源，蕴久必发，头角峥嵘，不类时俗少年；而好治朴学，在此书之外，尚有其他述作，余亦见之。夫质朴者，英雄之本色也；自非过量英雄，鲜能治学而有成也。汉晋而还，群溺于文，而学术思想浸衰矣。唐后益甚，皮之不存，毛将焉坿！讫于晚近，运会渐移，然终华胜其实，浮掩于质，安得二三少年老成，根治国故而理董之，尽如道静之所为哉！余因为商榷若干事，并弁数言于简端而归之。”[152]
正文包括六卷内容，分别为“事迹考”“朋辈弟子考”“年表”“篇籍考”“坚白同异无厚考”“叙录”。著者继踵清代朴学传统，重在考辨工作。他在前五卷[153]中比照多种《公孙龙子》版本，同时参酌大量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注评，对公孙龙生平事迹、朋辈弟子、年表、书籍篇章诸方面以及坚白、同异、无厚等辩题进行了详审的考证与疏释。
在撰成于1929年6月的“叙录”[154]（本书最后一卷）中，著者首先列出了本书的详目以及所引用的书目，继而对本书的主旨以及“公孙龙子事迹考”“公孙龙子篇籍考”“坚白同异无厚考”的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著者最后交代了撰写本书的初衷与过程：“昔太史公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协厥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历黄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迄，著为《史记》，采攟极博。而于公孙龙事迹，仅于《孟荀列传》、《平原君列传》附及一二。清代邹平马氏宛斯取太古以来，及亡秦之事，合经史诸子，钩括裁纂，佐以图考，参以外录，谓之《绎史》，三代掌故，莫备于此。然卷一百四十所载龙事，亦仅从《国策》、《孔丛子》、《汉书》、龙本书、《法言》、《吕览》、《新论》、《史记》、《别录》、《淮南子》、《列子》、《庄子》中录出如干条，尚未能尽载籍之博也。《古今图书集成》，艺文之渊海也。理学汇编经籍典诸子部于老墨二子搜罗甚详，于龙则阙渻如故，犹未及《绎史》也。静以龙学，兼儒墨，道贯百氏、集名家之大成，理宜如兰陵孙氏之《孔子集语》、海宁周氏之《孟子四考》，专编一书，详其事实。聿逢玄览坟典，勤加抄缀，二年已来，渐有可观。乃因暇日，揃裁厘次。援据疏证，写定为三考五卷。所不备者，它日详焉。”[155]
9.伍非百著《公孙龙子发微》
伍非百（1890—1965），本名伍程骥。所著《公孙龙子发微》初稿，大半为陈柱《公孙龙子集解》（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所采录。之后，著者将其编入《中国古名家言》一书（列为第四种，其他七种分别为《墨辩解故》《大小取章句》《尹文子略注》《齐物论新义》《荀子正名解》《形名杂篇》《邓析子辩伪》），1949年自费石印一百部。1962年交中华书局，当时未能出版。[156]1981年1月，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公孙龙子发微》部分见第499—580页）。2009年11月，该书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公孙龙子发微》部分见第511—598页）。此外，《公孙龙子发微》（附《公孙龙子考证》）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211—340页），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古名家言》本排印。
正文前载有著者为《公孙龙子发微》撰写的“序”（该序初刊于《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第1期，第115页）与“佚说示要”[157]，其序文云：“公孙龙子之学，与《墨辩》孰为先后，今已不可知。要之，其与《辩经》为论敌，可断言也。考公孙龙年代，略后于庄子。其时惠施、庄周、孟轲、尹文、兒说、田巴及其他形名之家，均已盛传‘白马’‘坚白’之辩，则其时公孙所有学说，已早胜于辩者之口矣。前乎惠、孟、尹、兒而有《墨辩》，前乎《墨辩》而有邓析，则墨子作为《辩经》以立名本之时，惠邓之间必有与墨子相辩者。其人即公孙龙之前辈，而为公孙龙子学说所自出者也。扬雄称公孙龙‘诡辞数万’。汉世所传《公孙龙子》十四篇，唐以来亡其八，今见存六篇。《迹府》以下，《白马》《指物》《坚白》《通变》《名实》，皆与《辩经》相訾应，信乎其为论敌矣。虽年代不相及，而学术有师承。则姑以公孙之说当墨家异论可也。余昔治《墨经》，知其为相反之论，取证于《公孙龙子》。今治《公孙龙子》，益知其为相反之论，取证于《墨经》。二家转注，其义益明。别墨徒属，莫知谁嗣。唯此一卷，残余仅存，则取而注之，其于名家关系不綦重耶？至于其学说得失异同，别详于篇，不复著云。”[158]
在疏解《公孙龙子》时，著者对现存六篇重新进行了编次：“《公孙龙子》书，旧传十四篇，今亡其八，存者唯《迹府》《白马》《指物》《坚白》《通变》《名实》六篇耳。窃疑此六篇中，《迹府》为后人序录，羼入正篇。其余五篇，皆《公孙龙子》原文，略有移易。今观五篇，辞致一贯，枝叶根干，交相扶疏。纵缺八篇，亦无害其为有系统之学。大抵《白马》《坚白》为具体之论证，《指物》《通变》则抽象的说明。解《指物》之义，则‘白马非马’之义明。达《通变》之旨，则‘坚白石二’之情显。至于《名实》则又《指物》《通变》二篇之根本论也。明此一论，则一切正诡之论，皆可迎刃而解。故今改列《名实》第一，《指物》第二，《通变》第三，《白马》第四，《坚白》第五。”[159]基于这种看法，著者在撮录《迹府》原文并略作疏释后，按照《名实论》《指物论》《通变论》《白马论》《坚白论》的顺序，对《公孙龙子》原作五篇依次进行了疏解。著者采取《公孙龙子》与《墨经》对照阐发的方法，首先对各篇的篇题及大旨进行阐说，接着依循公孙龙的运思理路分节予以疏释。这里仅将各篇篇题及大旨部分撮录如下：
《名实论》篇题及大旨：“‘名实论’者，论正名实之方法也。方法如何？曰：‘夫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正之目的，在正其实。如何正实？在正其名。如何正名？在唯呼其谓。如何唯呼其谓？在唯乎其彼此。何谓唯乎其彼此？曰：‘谓彼而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谓此而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所谓‘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者也。何谓不唯乎其彼此？曰：‘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所谓‘彼此而此且彼，此彼而彼且此，不可’者也。名谓之分，古代名家极重视之。（《墨经上》：‘名，达类私。’‘谓，移举加。’名谓各有三种，分析极精。）名者所同，谓者所独。名之用在于静，谓之用在于动。凡辩者所用之名，皆动而非静者也。故听之者若‘名’，审之实‘谓’。譬如‘马’之一名，泛言一切之马也。今曰‘白马非马’，上马字，单指马之有白色者；下马字，则指马之类名也：皆谓也。名与谓之分，一为言之所陈，一为意之所指。言陈，人人所同。意指，随时随地而异。……凡辩辞所举，不特‘名’与‘谓’分，‘谓’与‘谓’亦有分。倘非精而审之，鲜有不抵牾者。故曰‘夫名，实谓也’。又曰‘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两言‘非则不谓’‘不在则不谓’，‘名’随‘谓’转，昭然不惑。‘谓’之时义大矣哉！世有但知‘正名’，而不知‘正谓’者，其于‘实’无当焉。故结论又郑重申之曰：‘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其重视‘谓’之意至深切矣。”[160]
《指物论》篇题及大旨：“‘指物论’者，明‘指不至’之义也。《庄子·天下篇》曰‘指不至，至不绝’，《列子·仲尼篇》曰‘有指不至，有物不尽’，皆述公孙龙论旨。简言之曰‘指物’。详言之曰‘有指不至，有物不尽’。单称之，亦可曰‘指不至物’。大意，篇首‘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两言尽之矣。通篇反覆推衍，无非斯意。唯有当知者：物，一也。指，二也。非指（物），三也。非非指（指），四也。四者迭为宾主，更番前进。恰似剥蕉寻心，层层剥去，皆蕉叶而非蕉心。剥至最后一层，乃见蕉心，然仍为蕉叶所卷。去叶寻心，而心仍不可得。卷叶作心，而心又在叶中。……本篇意指谓天下之所谓物者，其本体不可径而知也。可得而知者，皆‘指’而已。故曰‘物莫非指’。然指非物也。指为‘能指’，物为‘所指’。所指虽借能指而显，然能指究竟不是所指。故曰‘而指非指’。上指字，谓能指。下指字，谓所指也。指既非指，天下无物，何得有指？天下无指，何得有非指？所以有非指者，对指而言。所以有指者，对物而言。是因物有而后有‘指’，因指有而后有‘非指’也。然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无‘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非指’，谁径谓‘非非指’？所以有‘非非指’者，对‘非指’而言。而‘非指’又原于有‘指’，有‘指’又缘于有‘物’也。若‘物’为有，则‘指’与‘非指’及‘非非指’同为虚妄矣。若‘指’为不虚妄，则‘非指’与‘非非指’亦同虚妄矣。如是层递上推，‘非指’与‘非非指’亦复如是。若‘非非指’是实有，则‘非指’是虚妄。‘非指’是实有，则‘指’为虚妄。‘指’是实有，则‘物’为虚妄。如是层迭下推，亦复如是。是之谓‘指不至’。正反相生，有无相成。故‘指’者，天下之所无也，而实为天下之所有。‘物’者，天下之所有也，而反为天下之所无。试问何人能于‘指’之外，而别寻出所谓‘物’者乎？又试问何人能舍‘物’之观念而别寻出‘指’之独立性乎？假设无‘物’，则‘指’失其所以为‘指’，而‘指’为‘非指’矣。指为非指，则‘非指者物也’，而物又反有矣。非指有物，物为非指。物既有矣，又不可指，则只得以‘非指’指之。非指毕竟非物也，于是又有‘非非指’。如是相生无穷，物与指之有无亦无穷；而指物之级数乃两极端不可得，仅以其宾主关系，互为进退而已。此《指物论》之大意也。”[161]
《通变论》篇题及大旨。著者首先指出：“‘通变’者，通名实之变也。其意与《名实论》相互发明。《名实论》曰：‘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盖言此之谓行乎此，彼之谓行乎彼。既已谓之彼，不得复谓之此。既已谓之此，不得复谓之彼也。大致以‘实’变则‘名’与之俱变，不得复以‘故实’与‘今实’同一加减。譬如‘二’之为名，指两‘一’之合而言，既谓之‘二’，不复谓之‘一’也。他日分二得一，但当言其一，又不得以曾经为二之一体，而冒二之名也。此名实通变之大例也。”[162]接着，著者以《墨辩》为参照，对《通变论》的大旨及公孙龙论证“二无一”的运思理路作了进一步的推阐：“‘二无一’，即《墨经·说下》‘二与一亡，不与一存’之义。公孙各论，多与《墨经》为敌，唯此篇则相互发明。……（此处引以参照的《墨经》六条从略）本篇大旨，在说明‘名实通变’之理，而举‘二无一’之例以证明之。其义本不甚深，第因文句奥衍，譬喻重复，且多用名家术语，故骤视不易晓。其第一段，以‘左、右’明‘一、二’之义。第二段以下，杂引‘鸡、马’‘黄、白’之辩，明‘左右为二’之辞。其行文以辞解辞，以喻明喻。前辞未晓，更以后辞释之。正喻未明，复以旁喻解之。以致读者惛然如入五里雾中，莫明向背。兹特为述其造论形式如下：‘二无一’，即‘一与一为二’之负面也。其造论意旨，有隐显二面：（隐）‘一与一为二’。（显）‘二无一’。其证明法第一步：正面以‘左与右为二’（‘二者，左与右’）证明‘一与一为二’，负面以‘二无左’‘二无右’证明‘二无一’。第二步：将‘左与右为二’，变为负面之‘左与右非二’，然后举‘牛合羊非马’‘羊合牛非鸡’以证之。（‘左与右非二’之义不当，则‘左与右为二’之义，当。‘左与右为二’之义当，则‘二无左’‘二无右’之义亦因之而当。‘二无左’‘二无右’之义当，则‘二无一’之义成立。）其举有正狂两式（正狂，犹今言真伪也）：‘牛合羊非马’（正），‘羊合牛非鸡’（狂）；‘左与右为二’（正），‘左与右非二’（狂）。第三步：举‘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比证‘牛合羊非马’、‘羊合牛非鸡’之有可有不可。其举亦有正狂两式：‘青以白非黄’（正），‘白以青非碧’（狂）；‘牛合羊非马’（正），‘羊合牛非鸡’（狂）。第四步：更举君臣以证黄碧。君为总合，譬之犹黄也。臣为分体，譬之犹碧也。君，若二也。臣，若一与一也。此为正喻，义殊牵强。故曰‘强寿（同俦）’。通篇比证，共分四步，一步深一步。二三两步，又各得二喻，喻兼反正，故最为难晓焉。读者苟熟玩前举论式，本‘二无一’之义以求之，则思过半矣。”[163]基于这种看法，著者对《通变论》分节进行了疏释，在疏释的基础上总结道：“此篇论名实相当，实变则名与俱变之义。《坚白》、《白马》各论，皆由此出。”[164]
《白马论》篇题及大旨。著者首先指出：“‘白马论’者，辩白马非马之义，亦即辩‘别名’‘共名’之‘谓’也。白马非马，为公孙龙以前名家之说，而龙主之。本篇以‘白马马也’与‘白马非马’两辩题，设为问答，往复论难，至于八反。大率古人辩白马者，义尽于此矣。欲求古代白马之说，不可不熟此一论。《白马论》大旨，见于《迹府》称引者，乃后人忖疑之词，非公孙本旨。公孙本旨，详于兹篇。然往复辩难，亦有流而离本之处。”[165]鉴于此，著者对古籍所载“白马”之说进行了爬梳，继而指出：“顾在公孙龙以前为‘白马非马’之说者，其持论如何，今已不可考矣。公孙所论，其为因袭前有，抑自创新义，亦苦无直接之史征。兹所欲明者，施龙辈何以能创斯论？渊源所自，乃治古代名学者所亟欲知者也。尝考古代名家，对于两名之合为一名者，有‘兼名’‘别名’二种。兼名者，如言‘白马’，合‘白’与‘马’而谓之也。白非马，马非白。谓‘白马马也’不可，谓‘白马白也’亦不可。必曰‘白马者，白马也’斯可矣。别名者，如言‘白马’，谓马之有白色者也。‘马’为共名，‘白马’为别名。言马，则共黄、黑、白各色马而言。言白马，则别于黄马、黑马也。公孙龙之白马非马论，对于兼、别二名，实两具之。”[166]鉴于此，著者以《墨经》《荀子·正名篇》的相关论说为参照，一一阐析了兼、别二名的具体例示，并对判断这些例示之是非可否的“兼名律”与“别名律”作了归纳，认为“熟此二例，则可进而读公孙龙之《白马论》（‘白马’一名，可兼可别。公孙之论，则进退于二者之间，宜细辨之）。”[167]基于这种看法，著者对《白马论》分节进行了疏释，在疏释的基础上总结道：“通篇论证，由兼名而转入别名，由小别名而转入大别名。屡更论点，兼用歧语。其论锋所至，于兼名则取‘非’弃‘是’，于别名则取‘别’弃‘共’，殆所谓‘辞胜’者耶？”[168]
《坚白论》篇题及大旨。著者首先指出：“‘坚白论’者，辩‘坚白离’之论也。古代坚白有盈离二派，公孙则属于离派。此文以‘坚白石三’与‘坚白石二’对诘。而要其旨归，在‘盈’‘离’二点。知盈离之义者，可与进而谈坚白矣。”[169]接着，著者对盈离二派的分殊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坚白论》分节进行了疏释。这部分内容与著者发表的《坚白异同之辨》（《建国月刊》1930年第4卷第2期）一文大致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在所附的《公孙龙子考证》部分[170]，著者辑录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公孙龙其人其说的相关载述，并以加按语的方式逐条进行了考辨与评说，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伍非百的名学研究已产生学术影响，目前已有学人以其为研究对象。譬如，卢芸蓉的博士学位论文《伍非百名学研究探略》（湘潭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完成，指导教师王向清教授）系统阐释了伍非百的名家研究、名辩研究、名理研究，总结了其特点、贡献与不足。在“伍非百的名学研究”部分[171]，著者对伍非百的“公孙龙及其书考证”作了评说。[172]
10.陈柱著《公孙龙子集解》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所著《公孙龙子集解》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初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7年9月台影印版、1980年8月台影印版；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第9辑），上海书店1996年版；收入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一编第69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5月初版，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铅印本影印；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四册第447—534页）、（第五册第1—148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铅印本排印。
本书正文前载有著者撰写的“自序”（成稿于1930年8月，初刊于《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第1期，第115—117页），其中有言：“余尝读佛藏《百论疏》，爱其设为内外之辩，展转论难，愈转愈深，谓可以凿浑沌，开神智。持此以论道，固当玄之又玄；用之以辨学，亦当弗明弗措。求之吾土，则唯有公孙龙子最为近之。昔太史谈之讥名家曰：‘苛察缴绕。’班孟坚亦曰：‘钩鈲析乱。’呜呼！岂知名家之所以为名家独有其绝卓千古之学者，乃端在乎是。《汉志》所列名家之书，如邓析、尹文、惠施之徒，皆已无书，或为后人伪托。唯公孙龙十四篇，今尚存六篇，其《迹府》一篇，又为后人记录之传略，则实存五篇而已。为之注者，唐有陈（嗣古）、贾（士隐）二家，均已不传，今唯传宋谢希深注而已。逊清学人，以治经之余，兼治诸子。为《公孙龙子》校释者，有辛从益、陈灃、俞樾、孙诒让四家，而以辛注为最早而最善，而世之知者特少，其书亦几已不传。近今著者有王琯、金受申，王书颇可称善本，其余章炳麟、章士钊诸氏，各有论述，然皆散见，未易参讨。余以暇日，翻籀此书，略事辑注。凡得若干家，都若干万言，命曰《公孙龙子集解》。”[173]
本书正文前另载有著者撰写的“例略”（成稿于1930年8月30日），包括如下五点：其一，关于谢希深注：“《公孙龙子》古注唯存宋谢希深注，然序与注义有矛盾，或出假托。今题曰旧注。”[174]其二，关于《公孙龙子》底本：“本书正文遵用《道藏》本，亦间有改正者，注中均明言之。”[175]其三，关于本书的结构：“本书为六篇撰集解外，并撰事略、考证、学平上、学平下、书考共五篇为卷首。”[176]其四，关于本书引用的诸家：“《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列子》、《孔丛子》、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班固、高诱、司马彪、郭象、《史记集解》、颜师古、杨倞、《史记索隐》、成玄英、《唐书》、陈振孙、王应麟、谢希深（改称旧注）、《新唐书》、宋濂、杨慎、傅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明书目》、辛从益、谢镛、卢文弨、严可均、姚际恒、陈澧、俞樾、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汪兆镛、丁鼎丞、马叙伦、陈直、刘咸炘、栾调甫、汪複[177]炎、王琯、金受申、孙碌、吕思勉、顾实。”[178]其五，关于集解部分的分卷：“自来《公孙龙子》，或为三卷，或为一卷。今集解字数较多，分为六卷。”[179]1936年1月17日，著者又补写了一段文字：“集解成后将刊行，散失于一二八之役。近始恢复旧观，寻得友人钱子泉教授《公孙龙子校读记》一卷，校订注文，足补严氏所未备。后又得老友谭戒甫教授《形名发微》十卷，又以李源澄君之介，得伍非百教授《公孙龙子发微》稿本。[180]二君于公孙子之学，最为阐幽抉微，爰采入吾书。其与鄙说有暗合处，不复删削。”[181]
本书卷首撮录古代典籍的相关载述[182]，从“事略”“考证”“学平”“书考”四个方面（其中“学平”又分为上、下两部分）爬梳了公孙龙其人其书其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在“集解”部分[183]，著者按照《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的顺序，广采众家注解或校勘《公孙龙子》六篇的代表性观点，保留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在汇集各种观点的过程中，著者时加按语以表己意。有些按语与著者此前《诸子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一书中的相关观点大体一致，有些则更为翔实或略有差异。这里主要就后一种情况撮录其有关《公孙龙子》六篇的部分按语。
《迹府》集解。对篇题所加的按语：“迹，犹事迹。《说文》：‘府，文书藏也，从广付声。’引申之为聚义。迹府犹言事聚，其文体犹后世之事略、传略也。”[184]
《白马论》集解。其一，对篇题所加的按语：“龙之意在明‘马非马’，为下篇‘指非指’之例证。欲明‘马非马’，故先标‘白马非马’以起难。白马非马，人所信也。然白马非黄马，则人人所共信也。黄马非黑马，亦人人所共信也。黑马非赤马，亦人人所共信也。然天下无无色之马，则马皆非马。故《庄子·齐物论》云：‘以马喻马之非马，盖谓以白马喻马之非马也。’”[185]其二，对篇首主答“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所加的按语：“马者名其形而已。今曰白马，于马之上加白色焉，则多一白色矣。譬如马为乙，白为甲，则白马为甲乙矣。夫甲乙岂得为甲[186]邪？故曰‘白马非马’。”[187]其三，对篇末主答“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所加的按语：“上节客以马与白离，明白马是马。此节主复以既为白马，则马与白不能离，以明白马非马也。盖谓若马与白离，则白者不定在马，则并白而忘之。言马可矣，不必言白马也。今既言白马，则白定在于马也。白在于马，则可言马白，而不可专称为白，故曰‘定所白者非白也’。定所白者非白，则定所马者非马。白马者定所马者也，故曰马非马。且马离色而不去色，故曰‘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不离白色，而不得不去他色，故曰‘白马者有去取于色，故黄黑马皆所以色去’。前者无去，后者有去，无去非有去，故白马非马明矣。斯又因离与不离，生出有去与无去，以证白马非马也。夫既曰马，则黄黑马皆所以应，然则黄黑马为马矣，而白马非马何邪？可见离色以言，则黄黑白之马皆马，而黄马黑马白马之名不能立。立黄马黑马白马之马，则黄马黑马白马皆非马。而天下无无色之马，则天下之马皆非马矣。夫然若谓天下无马则不可，非马者名也，无马者实也，马既非马，则牛羊可知。然则天下之名皆非其名可知，夫谓天下之名皆非名可也，而谓天下之物皆无物则非此之所论。故主立白马非马，而客以天下无马破之而主不能承也。下篇‘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犹云‘物莫非名，而名非名’也。”[188]
《指物论》集解。其一，对篇题所加的按语：“公孙之意，欲破除一切之名。《白马论》则以‘白马非马’起论，以证‘马非马’，以破除马名者也，此篇则以《白马论》之结论，而推至于一切名者也。夫名人所指名也，故谓之指。马与白马皆名也，然马之义广，白马、黄马之义狭。马之名因有白马、黄马而后得，当其名马之时，必先见马。而天下无无色之马，则所见之马必先为黄马或白马。是黄马、白马为所见之物，故此篇之解，若以‘白马’代入‘物’字，以‘马’字代入‘指’字，则全篇文义极易了解。然不谓之名而谓之指者，名专为实之宾，而指则人为能指，物为被指。合能指与被指而言，故曰指，故指比名为较实。就人所能指出者谓之名，名与实不能绝相符合，故《庄子·天下篇》云：‘指不至。’若至则名与实不离而根本无名矣，故曰‘至不绝’也。”[189]其二，对《指物论》中心论题“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所加的按语：“天下之物，皆人所指名者耳，而所被名之物，岂真为所指名者邪？故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易其辞可云‘物莫非名而名非名’也。夫黄马、白马物也，命之曰马，所指之名也。然而据上篇白马之论，则‘马非马’也，故曰‘指非指’。”[190]
《通变论》集解。其一，对篇题所加的按语：“天下之物皆原子、电子之所结合，在人目视之则混然为一，其实则各各相邻，以同一空间不能同时容两物体也。既是相邻，则必有间。任何密实，不能无间。譬如玻璃，能通以太，则有间可知，故曰‘二无一’。不特混合之物不能一，即化合之物亦不能一。H2合O则为H2O，在常识则以为和合无间矣，而精微以考之，则彼此之电子仍当各排列相邻而为有间。故水之化学方程式为H2+O=H2O。H2与O虽相化合，而各各电子相邻之处，仍当有间。假如以太为生物，自其微眼视之，各电子相间之处固甚大也。然则‘牛合羊’其式当为牛+羊=牛羊。牛与羊相间，自人目视之，固甚大。然假令太阳为生物，自其巨眼视之，则亦混然如一耳。篇中以牛与羊喻大者，以青与白喻微者。”[191]其二，对主答“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所加的按语：“以上两节，明万物毕同毕异也。羊有齿，牛无齿，是羊牛之异也，而为兽，则同。由是以推，则人与羊牛虽异，而为动物则同。更由是以推，则万物毕同矣。羊有角，牛有角，是羊牛之同也，而其角各有不同。由是以推，则一羊之角，左右未必毕同，一牛之角，左右未必不异。更由是以推，则万物毕异矣。就异求同则万物毕同，就同求异则万物毕异。一说如《道藏》本作‘羊之而非羊也，牛之而非牛也’。此段盖谓羊有齿，牛无齿，是羊牛异也，故羊牛合体。据羊牛不俱有之异，以为羊而非羊、牛而非牛，则不可，盖明明有羊，明明有牛也。羊有角，牛有角，是羊牛之同也，故羊牛合体。据牛羊之同以为名，则羊也而以牛名，牛也而以羊名，则亦不可，盖羊牛类各有不同也。”[192]其三，对主答“与马以鸡宁马。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举是，谓乱名，是狂举”所加的按语：“羊与牛合，谓之羊不可，谓之牛不可，以羊有齿、牛无齿不相类也，然而同为有角类。若夫马与羊牛，则马无角，羊牛有角，马有尾，羊牛无尾，则不同类矣，然而同为兽类。若夫鸡与牛羊，鸡有羽，牛羊有毛，鸡足三，牛羊足五，类益远矣。故羊合牛既非马，牛合羊尤非鸡。若竟误以牛羊合可以为鸡，不如以羊牛合而为马为较近，故曰‘与马以鸡宁马’。何者？以其类较近也。‘与’‘以’古通，‘与马以鸡’犹云‘以马与鸡’也。‘是狂举’，传本‘是’下有‘谓’乎[193]。”[194]
《坚白论》集解。其一，对篇题所加的按语：“此篇之意在欲明人之视与抚均不能得石。先言不能有坚白石，以坚与白离也。次言白与石离，又次言目与白离，则视不能得石明矣。抚亦准此。”[195]其二，对主答“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所加的按语：“各本均作‘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唯陈仁锡本、傅山本、辛从益本、陈灃本、伍非百本作‘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与王琯校同，当从之。此一节主答辞，言目视时知白而不知坚，是石于目无坚也。手拊时知坚而不知白，是石于手无白也。故就目言只有白石，就手言只有坚石，必目与手合而后有坚白石。然公孙龙之恉，于占有空间者既以为二不可以为一，如上篇《通变论》所云云矣，而占有时间者，亦二不可以为一。故目与手之知觉，无论如何相接，必有相间。则方知白不知坚，方知坚不知白，故不可云坚白石也。”[196]其三，对主答“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为坚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所加的按语：“此言坚自有其成坚之道，不必与石。不特不与石，且不与物也。如H2O为水则不坚，为冰则坚。其为H2O一也，则坚与物离明矣，夫然则坚与石离益明矣。坚既如此，白亦宜然。”[197]
《名实论》集解。其一，对篇题所加的按语：“公孙龙之意，盖谓名与实必适相符合，方为得位，得位方可以谓之正。于是以正者为标准，而使天下之不正者正焉，此全篇之大旨也。由是则世俗以白马为马非正矣，以坚白石三非正矣，进一步言之，则马亦非马、石亦非石，而天下竟不能有名矣。公孙龙之学，盖欲据名实以打倒名实者也。”[198]其二，对篇末“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所加的按语：“观此公孙龙之学，亦托之于古。然《庄子·天下篇》论列当时道术，皆溯原于古，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独于公孙龙、惠施则不然。何邪？岂非以其欲正名以乱名、乱名以去名，为昔人之所无邪？”[199]
11.张怀民著《公孙龙子斠释》
张怀民（1916—？），和县人。所著《公孙龙子斠释》一书，中华国学会1937年6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印刷；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第9辑），上海书店1996年版；收入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一编第69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5月初版，据中华国学会1937年版影印；收入方勇编纂《子藏·公孙龙子卷》（第五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149—462页），据中华国学会1937年版排印。
本书正文前载有两篇序文：第一篇序文由顾惕生（顾实）撰写，成稿于1937年（丁丑）夏，其中有言：“鲁胜有言：‘墨子作《辩经》，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余既费十数年之精力，作成《墨子辩经讲疏》，刊布行世，复著《公孙龙子通诂》，以竟其绪，稿藏箧中，未遑整理。会授课无锡，诸生多嗜学者，课余恒以古今学问要义相质讯，邓生戛鸣，张生怀氏，尤喜问学于余。俄而怀民转学沪上，今岁介戛鸣以所著《公孙龙子斠释》稿本来，嘱余校阅。余既籀读一过，乃将余著《公孙龙子通诂》稿，悉以畀怀民，排比入书中。余谓怀民才弱冠，英年好学，于诸生为最少，将来所造，未可限量，此书之作，更在余友陈柱尊教授《公孙龙子集解》之后，陈书在今，蜚声学界，不胫而走，怀民所采于陈书者，辛从益而外，最近谭戒甫教授，伍非百教授，暨陈教授自著，三家而已，尔余所采，具有成书，而余稿固未问世，钱穆一家，亦陈书所不采，则较陈书所采，独多两家之说。且怀民所采，较陈书多有不为苟同者，此则不能不谓怀民书之后来居上也。昔《淮南》言：‘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故六经为政治书，虽百家亦政治书也。矧自黄帝正名百物以来，讫于周季，老孔之徒，咸揭櫫正名为政之术，名家之于政治，其关系尤至密切重大乎！然则《公孙龙子》一书，于先秦政治思想，有重大之价值，而最近能切实阐发公孙书之本真者，怀民此作，当首屈一指矣。”[200]
第二篇序文由张伯禧撰写（成稿于1936年[201]），其中有言：“吾国名学之兴，萌芽于周初，而大盛于战国。孔老振其端，荀墨龙施扬其义，下逮西汉，董仲舒犹能言之，自此以后，渺焉无闻。中古印度因明，忽扬其说。欧化西来，传有亚理士多德逻辑之学，条理益密。近世杜威倡实验论理学，乃于旧制形式论理，进而求诸实验，尤为治科学之利器。世界学术孟晋，盖有非前人所能逆睹也。门人张怀民，以治学之暇，取战国公孙龙之说而究绎之，裒辑时贤诸释，旁采欧西逻辑、印度因明之义，以相比傅，并为之正其训故，刊其讹误，考其源流，以成吾国名家专门之学，远与王益吾之治荀，孙诒让之治墨，有若重规叠矩，其用力可谓勤矣。”[202]此外，张伯禧在寄张怀民序文时附了一封简函，其中有言：“所治《公孙龙子斠释》一书，详细勘校一过，尚觉妥适。惟《指物》《通变》二篇，稍为难解。吾辈生古人后千余载，古人不能复生，所解当与不当，乌乎正之？亦行乎我心之所安而已。”[203]
本书正文前另载有著者撰写的“序目”，包括三部分文字。第一部分文字成稿于1936年11月9日，其中有言：“《公孙龙子》书，《汉志》著录十四篇，《旧唐志》三卷，今《道藏》本亦止三卷，凡六篇，亡其八篇。扬子《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存者不过两千余字，当非完本也。汉初，学定一尊，罢斥百氏，名学古籍，遂亦在若存若亡之间，而公孙之书，犹存残帙，亦云幸矣。唐宋以还，陈嗣古、贾大隐、谢希深辈，纷为注释，今亦谢注仅存耳。晚近新学阐明，远西逻辑（Logic）之术，发挥光大，学者囿于见闻，耘人舍己，置古籍于不道，而专家之学，竟以不彰，斯亦国之耻也。怀民年幼学浅，治学之暇，辄取其籍而讨论之，博采诸书，用资参考，旁及逻辑（Logic）、因明（Hetu Vidya，梵云稀都费陀）之义，罔不并举兼收，以相比傅，辑成斠释六卷，复别为考证二卷，解故一卷，以附于后。写定后，又勘其夺误，并以私意参之。”[204]
“序目”第二部分文字成稿于1936年（丙子）仲冬，包括如下五点：其一，关于《公孙龙子》六篇的次第：“《名实论第一》，《指物论第二》，《白马论第三》，《坚白论第四》，《通变论第五》，《迹府篇第六》。《汉志》公孙龙子书十四篇，今存六篇。旧本原列《迹府第一》、《白马第二》、《指物第三》、《通变第四》、《坚白第五》、《名实第六》，今以己意移易如上。而本书次第，除将后人掇拾之《迹府篇》改置篇末外，其他一仍其旧，以存古本。”[205]其二，关于引用的诸家：“本书引用的诸家为：《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论衡》、《盐铁论》、《孔丛子》、《中论》、《列子》、《抱朴子》、《尹文子》、《文心雕龙》、《艾子杂说》、《战国策》、《史记》、《汉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崇文总目》、《通志》、《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道藏书目》、《文渊阁书目》、《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世善堂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古今伪书考》、《楞严经》、《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论理学》、谢希深、王应麟、黄震、吴莱、宋濂、汪琬、杨慎、严可均、陈澧、俞樾、孙诒让、章炳麟、黄侃、梁启超、章士钊、吕思勉、胡适、丁鼎丞、王琯、金受申、钱穆、胡道静、顾师惕生、张师伯禧、季君廉方、邓君戛鸣、女弟惠民。”[206]其三，关于《公孙龙子》版本：“《公孙龙子》版本甚多，然不易偏[207]得，仅以《道藏》本、守山阁本、明刊《子汇》本、《百子全书》本，校阅一过，并附鄙说于后。”[208]其四，关于“考证”部分：“本书考证分上下两卷，上卷详考《公孙龙子》传本、源流及古今学者评论，下卷辑为‘公孙龙子传略’及‘年表’，并附逸义于后。”[209]其五，关于“解故”部分：“本书故训，言古声均悉本黄侃古声凡十九纽、古均凡三十部（此系黄氏最后定论）。至其术语，别加诠释，著‘解故’一卷，附于篇末。”[210]最后，著者对本书的撰写情况作了说明：“该书撰述于二三年（1934年）前，乙亥岁（1935年），余承乏《国专月刊》编校之役，始将《名实》《坚白》《通变》三论斠释充其篇幅。[211]今岁（1936年）十一月，为余二十诞辰，爰将此稿写成定本，并撰序目一首，以为纪念。丙子（1936年）仲冬怀民并识于海上。”[212]
“序目”第三部分文字成稿于1937年（丁丑）夏，其中有言：“本年（1937年）二月，陈柱《公孙龙子集解》一书，已由商务出版。该书采集较博，其中辛从益、谭戒甫、伍非百诸氏之说，余所未见，今采其精当者散入吾稿。又顾师惕生著《公孙龙子通诂》，张师伯禧著《公孙龙子新义》，季君廉方、邓君戛鸣札记各若干，则皆为世人所未见，特全采入注。钱基博《校读记》，与余说暗合者，不复删削。”[213]
本书按照《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迹府》的顺序，广采众家注解或校勘《公孙龙子》六篇的代表性观点，并以加案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里仅就著者对《公孙龙子》六篇的篇题及大旨所加的案语一一撮录如下：
《白马论》篇题及大旨：“《墨子·大取》篇云：‘非白马焉执。’《小取》篇云：‘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而公孙龙持‘白马非马’之说，似亦沿墨氏之说而推演之也。盖六国之时，天下大乱，名器乖实。名家者流，将以上稽道始，以有名摄于无名，下核名实，而正名归于分定，取喻小物，推其用于宏远，故多取譬于马也。近人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云：‘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而《初学记》引刘向《别录》，亦有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度关之说。《淮南·诠言训》高注云：‘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此俱可证公孙子白马之论著名久矣。若夫《韩非子·外储说》上篇曰：‘宋人兒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与公孙不同者，盖先公孙而其学说犹未风靡一世。迨公孙乃集其大成，而有以服执天下之口，故遽乘白马而过关矣。旧本《迹府》篇在前，今以多掇拾之迹，意为后人所加，因移易篇末。”[214]
《指物论》篇题及大旨：“标题曰‘指物论’，而篇中乃自发端，即言‘物莫非指’，反复阐述此语。迨至篇末一结，乃曰‘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方始突然收到篇题之‘指物’二字。则篇中所云‘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一‘指’、二‘物’、三‘物指’、四‘非指’、五‘非非指’，错综成文，正即反复申说‘物指非指’之义耳。公孙之所谓‘指’，则为物全德之代名，‘物’则其实质。依释氏之说，则‘指’分能指、所指，能指即指，所指即是物。非指非非指，犹言非有非非有、非空非非空之义耳。然顾师之说，以‘指’训发踪指示之指，案切时势，亦尚可据。盖一切文物，无不受环境之支配，洵乎天地者，一大发踪指示者也。故庄子曰：‘天地一指也。’人既受此环境之支配，而其所自为发踪指示者，自然能顺应于环境。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发踪指示不必能及物，而物缘自不绝于人间，故辩者言‘指不至，至不绝’（顾惕生曰‘至’当为‘物’）。然则代名之用，诚不可少，固为名家所公认矣。”[215]
《通变论》篇题及大旨：“本篇之义，与近世穆勒名学所论并因和合化合之理相似，今比傅详解于下。穆勒氏以因果和合并因例为常，而余例为变。此篇先论和合，而后论化合，故命名曰‘通变’也。”[216]
《坚白论》篇题及大旨：“此篇展转推勘，以明现量、比量之分也。公孙《指物》，专明见分、相分之别，而其旨乃以相分为有、见分为空。然现量则独凭相分，比量惟以推知，是则坚显于触，白显于色。目之于手，依现量境，不相贯通，何缘立三石之名？公孙不重比量，依现量义惟取其二，此本论之所以立也。”[217]
《名实论》篇题及大旨：“名实之辩，由来久矣，周秦之际，论者尤众。管子曰：‘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出于当。’（《九守》篇）此管子为后来言名实之祖也。然儒家孔子，言正名为政，……（此处所引《荀子·正名》《墨子·辩经》的文字从略）而公孙龙生墨氏后，祖述《辩经》，假白马之论，拯斯民之厄。故假物取譬，以正名实，著书之旨，意在言外，此篇尤全书之扼要。其言曰：‘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此处所引《名实论》原文从略）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此其所言，用以复按墨氏之经，若合符节。试律以近世论理学（Logic）之名辞，有个别（Individual Term）、含蓄（Connotative Term）、普通（General Term）、单称（Single Term）四种，即荀子单名、兼名、共名、别名之说也。墨子达、类、私三种，亦即含蓄、普通、单称之辞也。至于辩分彼此，则墨名两家之独擅，公孙龙则尤详焉。盖其以贤不肖、善恶之名属彼，而亲疏、赏罚之名属此，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公孙以为可。假使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则名且混，故公孙以为不可。而因明（梵云‘稀都费陀’，‘Hetu Vidya’）之论，与此亦可傅合。因明论云：因有三相，谓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假使宗因之性，同品虽有，而或通于异品，则公孙所谓谓此而此不唯此者。九句因中所称同品有、异品有非有，亦此过也。又谓因性之中，异品之性，通于同品，则公孙所谓彼而彼不唯乎彼者。九句因中所称同品非有异品有，此过也。二者以因明律言之，皆属不定，故公孙说此谓、彼谓，皆不能行。持不定之因而立论，以与宾主对扬，坚持不释，其误谬必甚，故当不当则乱。彼彼当乎彼，此此当乎此，则同品遍有，异品遍无，为正因也。不定之因则不可，正因则可，此因明之正格也，足证公孙持论指精矣。”[218]
《迹府》篇题及大旨：“‘府’乃‘坿’之声借。《荀子·非相》注：‘府或读为附。’‘附’之本字为‘坿’，是其证。府、坿均同古‘侯’部，又皆唇音也。‘跡’当作‘迹’。《说文》辵部，迹，步处也，或从足责，乃俗字。迹引申为事之迹。此篇乃后人掇拾其生平而附于书末者也。观本文‘公孙龙赵平原君之客也’以下，所载与上章小异，皆记者录之以广见闻，可证本篇非公孙手笔。今以附之篇末，谢注‘言其事迹具此也’。‘具’，疑当作‘聚’。”[219]
另需说明的是，顾惕生（顾实）《公孙龙子通诂》、张伯禧《公孙龙子新义》均未出版单行本，两书因张怀民悉数采入《公孙龙子斠释》而得以保存与流传。[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