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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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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季的一个上午,童家园子的平静被铁道部西北勘测设计分局工程师赵性存和他的5个同事的到来打破。

从阿拉善左旗请来的蒙古族向导走在前,驼队载着仪器、生活用品及饮用水穿行在连绵起伏的高大沙山间。向导告诉赵性存,这是从古代灵州经中卫一带通往河西走廊的“沙漠丝路”中最艰险的一段,当地人将这几十公里的沙漠称为“大沙道”。

赵性存往最高处的那座沙丘走去,脚刚踏进去流沙就灌了过来,简直就是一团火朝脚背涌来。向导告诉他,再低的沙山也不能直线去爬,而是要以螺纹状一道一道往上盘着走。一串串犹如蛇爬般的脚印,印章般地出现在几十米高的沙丘上。当这些脚印出现在沙丘顶端时,赵性存的眼前突然一亮:脚下的沙丘以近乎60度的角度,像巨大而饥渴的舌尖,朝沙丘终点处伸去。那里是更加浑黄的一条大河,沙丘伸出的舌尖仿佛要卷尽黄河之水。上天像是一个优秀的调色师:将沙漠之黄和大河之黄在这里巧妙地作出了细致的调色,让两个黄色巨人在此邂逅,但又保持各自的肤色。

赵性存不由叹了口气:脚下的沙丘软得像大地案板上的面条,沙丘下面是汹涌的大河,这样的地貌,修一条铁路无异于在棉花垛上打铁锻钢呀!即便修好了,一场风沙也会让这里变成铁路的坟墓。

“周围有庄户吗?”赵性存回过头问向导。

“有!童家园子就在沙山下面的河边。”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望去,赵性存看到几株沙枣树的树荫中,隐约有黄泥小屋的屋脊。

赵性存掏出手绢擦了把汗,他并不着急着离开沙山之顶,他的目光在黄河、沙山和不远处的沙漠间来回巡视,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114年前。那一年,也就是1840年的一天,正在广州忙着禁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递上了一份奏折,内容是主张修建一条铁路。不久,他的好友魏源等人也呈上同样内容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因为新奇且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很快被大臣们以手抄本形式互相传阅。这些手抄本使清廷的大臣们看到了中国最早对铁路知识的介绍,越来越多的大臣加入呼吁修建铁路的行列。林则徐上书朝廷修建铁路33年后,在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开始修建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

1908年,宁夏知府赵惟熙在给当时的大清邮传部上奏的一份《甘肃宁夏府赵太守惟熙上邮传部请建西北铁路条陈》中呼吁,修筑从张家口向西经过包头到宁夏,进而穿越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最后抵达伊犁的一条铁路。积贫积弱的时代里,中国西北地区的铁路之梦像一艘始终不能出海的船,最后锈迹斑驳于时间的瀚海中。

两年后,北京到包头的铁路完工后,陕甘总督长庚继续提出修建一条东起呼和浩特向西经过宁夏到兰州的铁路,这就是后来包兰铁路的雏形。

20世纪50年代初,西北地区大批的战略资源被勘查、开采,这些资源对新中国的建设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突显,因而修建从包头到兰州的铁路显得尤为重要。这条铁路要长距离地通过风沙侵蚀极为严重的乌兰布和沙漠与腾格里沙漠,尤其是腾格里沙漠南缘地区常年风沙不断,赵性存等人就是来勘探、修建沙漠路基,为下一步修筑铁路作实验和铺垫。(https://www.daowen.com)

将思绪从遥远的历史拽回现实,赵性存带着大家朝沙丘下的童家园子走去。赵性存一行在童家园子借住下来后,老乡得知国家要在大沙道修建铁路时,觉得那简直是神话:在软得连麻雀爪爪都能陷进去的沙漠里修建铁路,无疑是在泥沼地里建房子呀!

村民们和从中卫县招来的民工一道,开始在大沙道上修建沙漠实验路基。第二天,大家赶到昨天的施工点,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昨天挖好的沙沟、铺好的路基就像饭桌上吃剩的饭粒和菜屑,被一夜风沙掩埋,犹如被脾气暴躁的家庭主妇用抹布擦掉一样。清扫、掩埋、再清扫、再掩埋的人类治沙循环剧开始在这里上演。

那段路基旁有间废弃的小房子,以前是蒙古族牧民放牧骆驼时或往来于大沙道上的行人躲风避雨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茶房庙”——既能熬茶休息又能祈神护佑平安的小房子,如今成了修筑路基的临时指挥部。

就在赵性存来到童家园子一年半后,195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沈阳沈河区文化路的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与会的植物学家、林业专家、铁路专家们静静地聆听着朱济凡所长宣读一份文件,他们从中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家计委委托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承担包兰铁路迎水桥到孟家湾的一段铁路两侧的流沙治理研究任务,这一段恰好是包兰铁路横越腾格里沙漠的核心地带。国家计委要求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在1958年通车前提出治理方案,也就是说与会的植物学家、林业专家、铁路专家们只有两年的时间,来攻克这道世界铁路修建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宣读完文件后,朱济凡扫视会场,发现参加会议的专家几乎都是一脸迷茫。朱济凡清楚,这些到会的专家谁都没去过文件中说的腾格里沙漠,谁也不了解迎水桥到孟家湾的实际地貌与流沙状况。

会场陷入尴尬的沉寂中,大家都在沉思。过了好大一会儿,坐在朱济凡身边的著名植物学家刘慎谔副所长发言了:“这是任务带学科,可以在工作中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人才,我愿送他们去现场。”

195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铁道科学院铁道科学研究所的翁元庆所长冒着寒风来到兰州火车站的站台。一趟从北京来的客车缓缓进站后,按照之前收到的电报显示的信息,翁元庆急匆匆地跑向一节卧铺车厢,看见从车厢走出几个人来到站台上。翁元庆立即上前招呼:“请问,你们就是李鸣冈同志和刘慎谔同志吧!”

“是的,请问您是翁所长吧?”

“是的,可把你们盼来了!”翁元庆一边握着李鸣冈的手,一边回头对跟在身后的几位年轻同事说,“快,帮着把行李拿上!”

翁元庆带人前来迎接的,就是以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防护林组当时在章古台研究治沙的人员为主,由李鸣冈、刘慎谔带队的治沙队,负责为两年后建成的包兰铁路研究出治理流沙的对策,避免铁路建成后被流沙掩埋。

李鸣冈一行在兰州休整一天后,便乘坐汽车前往中卫县。如今,在新修的乌玛高速公路上,乘坐汽车从兰州到中卫,所用时间不到3个小时;但60多年前,李鸣冈他们却整整走了3天。到中卫县城后,李鸣冈一行人买好粮食、蔬菜,和他们带来的仪器与工具一起,用雇来的骆驼驮着,沿着赵性存当初走的路线,向茶房庙走去。当天晚上,李鸣冈和治沙队员们集体入驻童家园子,将提前做好的“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队”的木牌子,挂在他入住的那户人家门口,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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