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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兰铁路开通后第二年，银川火车站候车厅的墙上，那座古老的挂钟就像每趟准时进站的火车那样保持着精准的报时。1959年6月30日，当时针指向12：50时，从北京开往银川的一列火车徐徐进入银川站，从软卧车厢走出一行人，带头的那位身穿灰白色中山装，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面带笑容地来到站台上，和前来迎接的人一一握手。他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派来的植被、土壤、地理及治沙专家。
第二天一大早，竺可桢带领同行的专家驱车前往设在灵武县（今灵武市）白芨滩防沙林场的中国科学院治沙研究站。朝阳下，黄河流经的第二个沙漠——毛乌素沙地——铺上了一层黄金般的毯子，让沙漠看上去更柔顺且具有诗意。如果是一位诗人可能会为此诗兴大发，但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眼中的毛乌素沙地，就像一片破烂的地毯向远处延伸而去，黄河边的庄稼地就是这张毯子卷起的边儿。在他眼中，或许毛乌素沙地更像一队队穿着镀金铠甲的入侵者，毫无顾忌地向黄河边的农田发起进攻，他仿佛听见沙漠在讥讽治沙人员辛勤栽下去的和整个沙漠相比犹如大海中的小舟般的树木：这些树木随时都可能会被连根拔起！
缓缓走上一处高高的沙丘，竺可桢朝西北方伸出手，随行的人看见他的手指在半空中平行地画出了一道弧线，那里依次是黄河东岸紧邻毛乌素沙地的陶乐县（后撤销县制）和黄河西岸紧邻贺兰山的贺兰县、平罗县和惠农区方向。竺可桢说道：“黄河东岸的陶乐县，一向植被茂盛，人口稀少，受风沙威胁不大，但附近平罗、惠农、贺兰、永宁等县的农民，甚至内蒙古自治区的牧民近几年都到这个县打柴，现已在若干地方形成起沙的迹象。”竺可桢对周围的人说，黄河边的这一带地方要治沙防沙，对现有植被和林带必须加以保护。
7月3日那天一大早，竺可桢就带领随同的科学家离开银川，向沙坡头方向而去。沿途，他看到不少路段被风沙覆盖。车辆要么绕道，要么像蜗牛般爬行在沙地上，滨河地段更是成了沙漠向黄河输沙的通道。站在沙坡头治沙站的实验林区，展现在竺可桢眼前的不再是三年前没有任何生机的漫漫黄沙，沙漠在他眼里似乎变成了一张巨大的餐桌，一方方草方格就像被端上这餐桌的盘子，每个盘子里都盛着一小片的绿色。那是治沙人在草方格中栽种的沙生植物，每栽活一株，沙漠王国的“领土”就失守一点。治沙人员在这里成功试种出的柠条、花棒、沙拐弯、沙篙等12种植物，在浩瀚而干黄的瀚海上构筑出了一条长达7公里的人工绿岛。
竺可桢朝远处望去，一个个如巨大馒头般的沙丘相连，组成了一个固定的宁静的黄色丘阵，他深知：风沙是包兰铁路的天敌，眼前的这些草方格和沙生植物组成的防御力量，还非常脆弱；一旦到了冬春季节，这些沙丘会暴动般掀起巨大的风暴，无情地摧毁眼前的草方格和铁路，沙丘就会变成一座座巨大的黄色坟墓。
竺可桢抬起头向西望去，似乎看到地球另一面那条穿越沙漠的尼罗河，在沙漠中创造出一片又一片的绿洲。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尼罗河灌溉了沿河农田，在沙漠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大绿洲，不但供给了几千万埃及人的衣食，而且还有大量优质棉花出口。宁夏引黄灌区也是宁夏平原的人民几千年不断劳作，在大西北荒漠草原中创造出的一个大绿洲：荒漠如能得到适当的水源，并加以人工的灌溉，反而能得到比一般土地更高的产量，原因是这种土壤矿物质充沛，再加上日照较长，阳光充足。”
缓缓东流的黄河水仿佛也在聆听李鸣冈给竺可桢的汇报：沙坡头年降水量仅180毫米，他曾带人，每天雇10峰骆驼驮来黄河水做灌溉实验，发现用水浇灌新栽林草的效果不好，再加上当时的提灌技术还达不到从黄河往这里引水的要求，黄河水，便错过了和治沙的结合。
那天，竺可桢饶有兴致地和几位随行专家爬到最高的那处沙丘顶端，用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的脸盆做道具，来验证他之前听闻过的“沙坡鸣钟”现象。验证的结果是他认为沙坡上隐约传出的隆隆之声，不是民间流传的“沙漠中的幽灵鬼魂在作怪”，而是高大、坡陡、细粒的沙丘被太阳晒热后，经风的吹拂或人马走动，沙粒的移动摩擦发出的声音，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科普短文《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载《人民日报》1961年2月19日）。(https://www.daowen.com)
1960年7月21日下午两点半，竺可桢在北京香山饭店负责召开了中国治沙汇报会，李鸣冈向与会者介绍沙坡头的草方格。竺可桢认真地听完后，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草格方治沙，初二年有效，但今年草格失效，沙又移动，侵入火车轨道，所以主张黄河灌溉铁道两旁400米至100米地带，以防流沙。”
竺可桢记完这篇日记10多年后，中卫固沙林场就启动了引黄提水治沙工程，把黄河水引上了100多米高的流动沙岭，让草方格里那些张着嘴等水的草木，就像一个个营养不良的孩子遇到了丰足的食物，开始成片成片地疯狂生长。这里原本如一张张黄色稿纸，治沙人员栽种的草木，就是写在上面的一行又一行的绿色诗句，自此黄与绿的较量和对话再未中断。年年新栽、岁岁成长的樟子松、国槐、红柳、沙棘等沙生植物，是沙漠收到的新问候、新礼物，是这片黄色瀚海上停泊的绿色舰艇。
沙坡头的草方格让竺可桢看到了穿沙铁路中的治沙希望。1961年新年刚过，想写一篇关于治理沙漠的文章的想法，就像草方格扎在沙坡头的沙地里一样，开始在竺可桢的脑海里扎根。2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开始奋笔疾书，写完一篇关于沙漠治理的文章并让秘书赶紧送到人民日报社。2月9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这篇后来被列入初中语文教材的《向沙漠进军》。我上初中时，这篇文章是指定要背诵的，关于沙坡头的那段至今我仍能熟练地背诵出来——
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保护了农田，开辟了绿洲，而且对交通线路也起了防护作用。包兰铁路从银川到兰州的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其间中卫县沙坡头一带，风沙特别厉害。那里沙多风大，一次大风沙就可以把铁路淹没。有关部门在1956年成立了沙坡头治沙站，进行固沙造林。这一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包兰铁路通车以来，火车在沙漠上行驶，从来没有因为风沙的侵袭而发生事故。
从1960年6月1日开始，从中卫火车站上车要去兰州的旅客，刚上车不久就会听见列车播音员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列车前方就是沙坡头站。这里是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中的火车站，列车将在沙坡头停站1分钟。”从此，沙坡头不再是治沙人心里的战场，它变成了包兰铁路上的一个四等小站，童家园子则因为村民后来的迁移反而淡出了历史的记忆。
如今，童家园子的旧地早已没了当初的村民，这里变成了沙坡头景点的办公区域，来到这里的游客争先恐后地排队购票，为的是体验滑沙，已经没人知道当年的治沙队员是如何从村子里出发、爬到顶端的治沙区工作的艰难了。昔日的治沙者不仅早早就撤离了这里，不少人也早就离开了人世。这里的记忆就像沙漠的风，将那些默默改造沙漠者的名字、事迹和生活印记很快吹向时间之外。享受当年治沙成果的人们，买到票后就得紧张地排队进行导游安排的一个个游玩项目，至少有一项是和矗立在坡顶的王维塑像合影。王维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被旅游部门认为在这里非常应景，于是老人家就被活生生地在此安家。而竺可桢、李鸣冈、刘慎鄂，这些治沙人反而像一粒粒细沙，被一轮轮的时代之风吹得日渐模糊。
1958年铁路通车后，“中卫固沙林场”成立，场部设在迎水桥，固沙林场的员工负责扎草方格、栽植物，治沙的科学家们则为他们提供方案，方案经过4次修改到1964年才最终确定下来。当时，有人提议把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队保留下来，建成治沙站，然而直到1961年，国家有关部门才决定成立沙坡头治沙站。沙坡头治沙站的地址是竺可桢先生选定的，最早的房子是1962年建的。治沙站由中国科学院管理，专家主要从铁道部、林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抽调而来。因为以沙坡头为中心、从迎水桥到孟家湾这一段的风沙防护体系最初是由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队建的，所以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站成立后，只负责管理两公里长的防护体系，以用作长期观测，其他地段的防护体系由中卫固沙林场管理。